摘要:可你要是翻遍二十四史就会发现:荆轲就算把嬴政捅死,秦国的将军们照样会接着打六国——毕竟秦国攒了六代人的家底,不是一个王能断的;
前言
你是不是也觉得,历史就是一堆碰巧发生的事?
比如荆轲刺秦那一刀要是再准点,秦朝说不定就没了;
吴三桂要是死守山海关,清朝可能压根进不了关。
可你要是翻遍二十四史就会发现:荆轲就算把嬴政捅死,秦国的将军们照样会接着打六国——毕竟秦国攒了六代人的家底,不是一个王能断的;
吴三桂就算死守山海关,明朝也扛不过李自成的起义——那会儿陕西百姓已经在吃树皮,谁来都得乱。
历史看着像“英雄拍脑袋、意外凑热闹”堆出来的,其实藏着硬碰硬的规律。
今天咱就用3个铁证说透:那些你以为的“偶然”,全是“必然”换了件衣裳;
看懂了,就不会再被“历史没规律”的假象骗了。
一、第一个铁证:经济账算不下去时,再厉害的皇帝也救不了
1. 汉武帝拍着桌子搞盐铁官营,没算到百年后农民连锄头都买不起
汉武帝拿着盐铁官营的诏书,拍着桌子说“打匈奴的钱,就从这来!”
他没算到,这诏书埋下的坑,会让百年后的农民连锄头都买不起。
汉武帝打匈奴确实厉害,可打仗要花钱。
文景之治攒的钱花光后,他开始搞“算缗”——让商人按家产交税,交不出就抄家。
后来又把盐、铁、酒都改成官营,老百姓买把锄头都得花高价。
有个叫卜式的牧羊人,主动把一半家产捐给朝廷,汉武帝夸他“爱国”,可这样的人太少了——更多商人宁愿把钱埋地下,也不愿交上去。
到了汉宣帝时,表面上“孝宣之治”挺热闹,可底下的土地已经开始集中。
有个叫张禹的丞相,在河南占了400顷地,全是上等良田;
贵族们跟着学,洛阳城里的豪强,家里的地能从城东排到城西。
老百姓呢?
汉初人均能分15亩地,到汉成帝时,一半农民连3亩地都没有,只能去给豪强当佃农,收的粮食一半要交租。
有个叫陈汤的小官,给皇帝上书说“现在流民比住户还多,再不管要出事”,可皇帝正忙着修宫殿,没当回事。
后来张角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呼百应——不是张角本事大,是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
你以为这是汉朝独有的?
唐朝也一样。
贞观年间人均耕地30亩,到了安史之乱前,人口从3000万涨到9000万,耕地却只多了一倍,人均只剩10亩。
有个叫元结的诗人,在湖北看到“农民卖儿卖女换粮食,县太爷却还在催税”,他写了首诗:“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不是县太爷坏,是朝廷要军费、要官俸,税从哪来?
只能从农民身上刮。
到了明朝,这账算得更明白。
朱元璋建国时,全国人均耕地15亩,他规定“每亩税3升”,农民还能活;
可到了万历年间,人口从6000万涨到1.5亿,耕地只增加50%,人均只剩4亩。
更糟的是,皇庄、官田占了全国一半地,这些地不用交税,税全摊到剩下的农民头上——原来每亩交3升,现在得交9升。
陕西有个叫王二的农民,天启七年那年遭了灾,地里颗粒无收,可税吏还在催税。
他拿着锄头站在村口喊:“咱交不起税,难道等着饿死?”
一群农民跟着他冲进县城——这就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开始。
后来李自成喊“均田免赋”,不是他多会洗脑,是这八个字戳中了农民的命根子。
2. 颠覆认知:王朝亡不亡,主要看“人均馒头够不够”
以前总听人说,王朝亡了是因为皇帝傻、奸臣坏。
可汉武帝够厉害吧?
唐太宗够英明吧?
他们照样给后代挖了坑——不是人不行,是有些坎绕不过去。
根本原因不是人不行,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粮食增产速度”。
就像一大家子过日子:刚开始10口人分100亩地,人人有饭吃;过了几十年,变成30口人分120亩地,就算家长再能干,也得有人饿肚子。
饿肚子的人多了,要么抢别人的,要么掀桌子——这不是谁的错,是“蛋糕不够分”的必然。
历史上能太平的年代,都得先过这关:要么多开点地(明初移民垦荒,增加耕地),要么少收点税(文景之治“三十税一”,让农民多留粮),要么弄点能多打粮食的新庄稼(清朝引进玉米、番薯,能在山地种,多养活几千万人)。
要是啥都不做,就等着“乱世”敲门——这规律,从夏朝到清朝,从来没变过。
二、第二个铁证:新工具一出现,老规矩迟早要变
1. 秦朝书生抱着竹简赶路,这扁担压着的不光是书,还有普通人当官的指望
秦朝书生抱着竹简赶路,一部《论语》压弯了扁担——这扁担不光压着书,还压着普通人当官的指望。
直到纸出现,这根扁担才终于被卸下来。
秦朝时,写字用竹简。
一根竹简能写30个字,抄一部《论语》得用200多根,捆起来有几十斤重。
那时候想读书,先得有钱买竹简——普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哪买得起?
所以知识全在贵族手里:李斯是楚国贵族,赵高是赵国王族,连刘邦身边的张良,也是韩国相门之后。
那时候的制度只能是“分封制”——贵族垄断知识,自然垄断权力,皇帝想管地方,只能封自己的兄弟、亲戚当诸侯。
秦始皇想废分封搞郡县,可没多少人能看懂律令(竹简太贵,能读书的太少),最后还得靠郡县守尉(大多是旧贵族)帮忙管。
到了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情况就变了。
以前竹简一尺要5钱,纸一张只要1钱,抄书成本降了一大半。
有个叫王充的穷书生,买不起竹简,就用废纸抄书,最后写出了《论衡》。
那时候民间开始有了“书坊”,虽然还贵,但普通地主家的孩子总算能读书了。
这些读过书的寒门子弟,肯定不想一辈子被贵族压着。
三国时,曹操喊“唯才是举”,不是他不爱贵族,是他需要这些寒门子弟帮他打天下——这些人没背景,只能靠曹操吃饭,比贵族靠谱。
到了魏晋,曹丕搞“九品中正制”,让地方官推荐人才,虽然还被豪门把持,但至少给了寒门一个口子。
真正的大变化,是在唐朝——因为有了更好的纸,还发明了雕版印刷。
唐朝的纸又薄又便宜,一张能写200字,一本《诗经》用不了10张纸。
雕版印刷更厉害:以前抄一本书要一个月,刻块板子能印100本,成本降了90%。
有个叫冯宿的官员,在奏折里说“现在民间书坊太多,印佛经、印诗文,到处都能买到”。
这意味着,连小地主家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了。
这些人读了书,自然想当官。
武则天为啥敢杀贵族、提拔寒门?
因为有一大批读过书的寒门子弟支持她。
到了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一本书的成本从“一贯钱”降到“五十文”,民间书院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里面的学生大多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这些人考中科举后,肯定要改老规矩。
范仲淹搞“庆历新政”,规定“官员子弟录取比例不能超过30%”;
王安石变法,让平民子弟也能通过“明经科”当官。
不是他们天生爱公平,是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进了官场,老规矩(贵族垄断权力)已经守不住了。
2. 颠覆认知:好制度不是想出来的,是工具“逼”出来的
以前总说“科举制是隋炀帝、唐太宗发明的好制度”,可他们再聪明,也搞不出秦朝的科举制。
没有纸和印刷术,知识传不开,考谁去?
就像种地:
以前用锄头,一家人能种10亩地,就得按“几户人家互助”的规矩过日子;
后来有了犁,一家人能种30亩地,就可以单家独户过日子。
不是人想变规矩,是工具变了,老规矩用着不方便了。
历史上的制度变化,都跟着工具走:
有了铁犁牛耕,井田制(集体种地)就变成小农经济(自家种地);
有了火药,骑兵贵族(靠马和刀打仗)就打不过平民军队(靠枪炮);
有了罗盘,海上贸易才能发展,才有了郑和下西洋。
新工具就像新钥匙,能打开以前打不开的门,门开了,里面的规矩自然要变。
三、第三个铁证:住在一起久了,再远的“外人”也会成“自家人”
1. 客家人刚到福建时,为了抢水渠能打起来,可后来一起修水渠时,锨声和锄头声混在了一起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
有个叫林禄的官员,带着族人从河南往福建逃。
到了福建,当地人叫他们“客家人”——意思是“外来的客人”。
刚开始,客家人住山区,当地人住平原,谁也不服谁。
客家人种小麦,当地人种水稻,为了抢水源,年年打架。
有一年闹旱灾,山脚下的水渠快干了。
客家人想把水引上山,当地人不让,拿着锄头就打了起来。
可没过几天,蝗虫来了,地里的庄稼全被啃了。
这时候,有个客家老人说:“再打下去,咱都得饿死,不如一起去山上挖野菜、设陷阱捕野兽。”
当地人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客家人熟悉山地,知道哪有野菜;
当地人熟悉水性,能在小溪里捕鱼。
晚上围在火堆旁,你分我条鱼,我分你块野猪肉,慢慢就不打架了。
后来他们还一起修了条水渠,从远处的河里引水,两家共用。
修水渠时,客家人拿铁锨挖石头(中原人擅长用锨),当地人拿锄头铲土(南方人惯使锄头),锨碰石头的“叮当”声和锄头铲土的“沙沙”声混在一起。
水渠通水那天,水顺着渠沟流进稻田,客家老汉和当地老汉蹲在田埂上,都摸了摸刚浇透的泥土,笑了。
到了唐朝,黄巢起义军打过来,客家人和当地人一起躲进山里,客家人守山口,当地人送粮食。
有个客家小伙子救了个当地姑娘,后来还成了亲。
他们的孩子既会说客家话,也会说当地话,过年时既贴中原的春联,也学当地的舞龙。
明朝时,福建沿海遭倭寇抢劫。
客家人和当地人一起修土楼,楼里一半住客家人,一半住当地人。
倭寇来的时候,客家人射箭,当地人扔石头,打退了好几次进攻。
有个老人在土楼门口刻了块碑:“同楼共守,不分客土”。
这时候,谁是“客人”,谁是“主人”,已经没人在乎了。
更典型的是“湖广填四川”。明末清初,四川因为战乱,人口从300万降到50万,到处是荒田。
清朝政府组织湖北、湖南人移民过去。
有个叫李正的湖北人,带着家人到了四川,隔壁住了个四川本地老汉。
刚开始,李正种水稻(湖北人种惯了水稻),老汉种玉米(四川人熟玉米)。
李正给老汉比划“水稻要泡在水里,秧苗得插得匀”,手里捏着秧苗演示;
老汉给李正掰玉米,说“这玩意儿不用太多水,坡上也能种”,还塞给李正一个刚掰的嫩玉米,甜津津的。
有一年李正家遭了水灾,老汉把自家的玉米分了一半给他;
后来老汉生病,李正背着他走了几十里地找大夫。
到了他们儿子那一辈,两家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放牛,说的话既有湖北口音,也有四川腔调。
有人问“你是湖北人还是四川人”,孩子挠挠头说“我是四川的湖北人”。
到了民国,四川人里十有八九是移民后代,可没人再分“谁是外来的,谁是本地的”——大家都在这片地吃饭,早就成了一家人。
2. 颠覆认知:“自己人”不是天生的,是一起过日子过出来的
以前总说“我们是一家人,因为祖宗一样、文化一样”,可客家人刚到福建时,祖宗、文化都和当地人不一样,照样打得头破血流。
后来能成“自己人”,是因为一起扛过灾、种过地、打过仗——利益绑在了一起,文化自然就融了。
就像村里两户人家,刚开始因为地界吵架,可一起修了路、一起抗了灾,慢慢就会互相帮衬。
孩子一起长大,姑娘小伙结了亲,再大的隔阂也能消——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文化认同”,说到底都是这么回事。
从周朝的“诸夏”到汉朝的“汉人”,从唐朝的“唐人”到现在的“中国人”,从来不是靠“喊口号”团结的,是靠一起种地、一起修河、一起保卫家园——住在一起,有了共同的日子要过,自然就成了“自家人”。
这规律,从部落时代到今天,从来没变过。
结尾
现在再看开头的问题:历史有规律吗?这3个铁证已经说透了。
不是荆轲刺不刺得中嬴政,而是秦国攒了六代人的家底,统一是迟早的事;
不是吴三桂降不降清朝,而是明朝的土地已经被官绅占光,流民遍地,谁来都得改朝换代。
这些规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第一,经济规律——蛋糕够分,天下就稳;蛋糕不够分,迟早乱套。
第二,工具规律——新工具出现,老规矩就装不下;装不下,就得换个新规矩。
第三,认同规律——一起种地、一起扛灾,再远的外人也能成自家人;各顾各,再近的亲戚也能成仇人。
它们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不是谁能改的。
你可以说“今天阴天没看见太阳”,但不能说“太阳不存在”;
你可以说“某个历史事件是偶然”,但不能说“历史没有规律”。
那些偶然,不过是规律在按部就班地走,刚好被你看见了而已。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历史的偶然像水面上的波纹,看着乱,其实底下的水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看懂了水流,就知道波纹会往哪去。”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
比如村里两户人家本来吵架,一起修了路、抗了灾,后来成了亲戚;
或者两种老手艺,因为一起做买卖,慢慢融成了新手艺?
评论区聊聊,看看身边的“历史规律”。
参考文献
1. 《史记》(司马迁)
2. 《汉书》(班固)
3. 《明史》(张廷玉等)
4. 《中国经济史稿》(李剑农)
5. 《中国印刷史》(张秀民)
6. 《客家史纲》(罗香林)
7. 《中国人口史》(葛剑雄)
来源:三湘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