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美国哈佛大学官网刊文介绍，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该校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一项历史研究中发现，生育率与性别角色之间存在联系。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据美国哈佛大学官网刊文介绍，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该校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一项历史研究中发现，生育率与性别角色之间存在联系。

生育率问题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在发达国家内部，一些国家的生育率较其他国家下降更快、降幅更大。对于美国、瑞典等在20世纪内经济逐步增长的国家，如今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约为1.7个；对于日本、韩国、意大利这些发展较晚的国家，这一数字明显更低。戈尔丁利用一个经过数据测试的模型解释了这种差异，该模型显示，性别与代际矛盾往往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变化出现。

这项研究凸显了在经济体的现代化转型中，传统性别角色如何使女性面临挑战。在欧洲央行2024年度研究会议上，戈尔丁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子女照料不易外包或机械化，因此，生育率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着女性加入就业市场，男性是否承担了比以前更多的家庭事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费雷尔（James Feyrer）等人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收入水平和女性就业率水平低的国家有着相当高的出生率，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较富裕的国家来说，在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女性的经济参与程度也更高。

上述发现为戈尔丁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她对比了两组各6个国家的生育率变化。第一组国家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相对连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达到了每名妇女大约生育两名子女，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跌破这一数字。第二组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或衰退后，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1970年，每个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3名及以上子女，但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在这6个国家都降到了2个以下，到90年代中期，大多在1.3个左右。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韩国，2022年该国总和生育率仅为0.78。人口统计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超低生育率”。在戈尔丁看来，第二组国家的家庭“弹射式”进入现代经济，调整性别规范的时间不充裕。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80年代，人们的收入翻了两番，约30%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快速的经济变化往往会挑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观念的更新速度通常慢于经济变化。

该研究运用了一个框架来分析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它假定家庭传统和观念会影响个体的生育计划，但在青年时期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也很重要。当夫妇开始进行家庭规模的计划时，男性更注重从上几代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要素，而女性则更注重经济自利，充当“变化的推动者”。戈尔丁解释到，这并不是说男孩比女孩更传统，而是男孩可以从传统式家庭中获得更多；但女孩突然发现她们的选项变了，可以接受教育、出去工作。该模型显示，从童年到成年时期经历更大幅度的宏观经济增长，可能意味着更大的代际矛盾，以及男性和女性所偏好的家庭规模之间的更大差别。它进一步假定，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男性对家庭规模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当照料和其他家庭事务主要成为女性的责任时，她们的想法可能有更大影响力。

为了验证假设，戈尔丁对这12个国家百年来的经济和地理数据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从20世纪中期开始，“超低生育率”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第一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呈现缓慢而平稳的增长，向大城市迁移的人口也少得多。此外，根据经合组织关于各国民众2009—2019年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超低生育率”国家男性和女性在无偿的照料和家务劳动方面差别更大。日本和意大利女性平均每天在家务劳动上比男性分别多投入3.1个和3个小时，美国和瑞典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79和0.8。

对此，戈尔丁提出了一条新颖的建议。美国的“婴儿潮”在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峰值，这是富裕国家暂时性提高生育率的罕见案例，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婚姻、母职、家庭的歌颂实现的。今天，想要鼓励生育的社会可以尝试给予父职更多赞美。

（方龄/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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