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质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它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最大的是九号枪管。”

湖南台最近正在播出一部值得一看的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但第2集《大战前夕》里却用过这么一段纰漏颇多的材料：

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质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它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最大的是九号枪管。”

这段话出自哪里？

简单检索可知，它源自美国人贝尔斯（Bales）的《左宗棠传》（Tso Tsungt'ang,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鉴于该书存在多个中译本，这里还得补充一下具体版本和页码，即哈尔滨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左宗棠传》第195页。

这段话读起来稍感费解，“九号枪管”之类的概念令人挠头，不过，它乍看起来还是忠于贝尔斯原文的。

那么，这里的four steel rifled-barreled breechloaders当真是“四支钢质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吗？

显而易见，仅看这段英文材料，并不能就此判定这里讲的是枪管还是炮管。不过，贝尔斯还是在脚注中给出了这段引文的来源，于是就可以按图索骥，继续探究下去。

《俄国旅行者在蒙古》（Russian Travellers in Mongolia）的作者Piassetsky便是皮亚塞茨基（俄：Пясецкий，波：Piasecki）博士，此人生于俄国奥廖尔省，从姓氏来看可能源于波兰。

《俄国旅行者在蒙古》这本书便是将皮亚塞茨基的著作《1874~1875年中国之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Китаю в 1874-1875 гг.）节译成了英文。

在皮亚塞茨基著作第2册的794页，就可以找到远比英译本准确的描述。

英译文本里的four steel rifled-barreled breechloaders，对应俄文原文乃是стальныя нарезныя орудия заряжающияся с казенной части（已改为现代拼写）。

逐词翻译，那就是стальныя（钢的） нарезныя（线膛的）орудия （火炮）заряжающияся（装填）с казенной части（后膛）。

整理一下词序，那自然就是“后膛装填的线膛钢炮”！

实际上，早在西征之前，左宗棠就颇具眼力地选择购买、仿制普鲁士克虏伯厂生产的“螺丝后膛炮”亦即后装线膛钢炮，并在与普法战争同期的金积堡之战中派上用场，所谓

若攻堡垒，断无过螺丝后膛炮之精利。解到之二号、三号，力量总可三四里，已试验过，尚不止。上年金积之役，所用者大号，力量更大，能穿过堡墙打入。此纵不能，然亦必能推墙倒壁。如施放频频，自可见效。

那“四支”的描述正确吗？显然不对，皮亚塞茨基原文讲的是线膛钢炮有四种口径（Их было четыре разных калибров），而不是英译本里暗示的四门钢炮，更不是中译本里的四支钢制后膛枪。

接下来的“九号炮管”同样是英译本的过错，将四种口径中“最大的[口径]有9英寸”（наиболь шее девяти-дюймовое，彼得大帝时期将英寸引入俄国度量衡，称之为дюйм）译成了莫名其妙的№ 9 barrel，不明就里的中译者又不去核对俄文原始材料，自然只能处理成“九号炮管”……

作为少数几位在兰州和左宗棠有过长时间接触的外国人之一，皮亚塞茨基的确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记录，其内容自然值得为左宗棠作传之人重视。

只可惜，迄今为止，中文世界的左宗棠传记作者群里似乎也仅有担任该纪录片学术顾问的杨东梁先生有能力使用皮亚塞茨基的原文材料（杨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左宗棠卷》中称其为皮塞斯基），不过，从此处的纰漏来看，纪录片制作方大概就是请他们挂个名，顾而不问罢了……

总而言之，考虑到转译中并不罕见的种种讹误，大凡俄国人的材料，务必得小心核对原文。

来源：古斯塔夫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