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
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
唐代对于处理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
唐太宗即位后，中国力量强大，突厥也不能不向中国低头。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
上一篇文章说过，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
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
参天可汗道
中国的州县，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在西、北、东三方面，都有所谓“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领袖，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它们乃是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还是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这些“羁縻州县”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县中，有二百多个是西方的羁縻单位。东亚许多国家的领袖，包括日本、高丽等，都带着唐代地方官职的官衔。
固然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被唐人统治过，而且唐室对日本也相当地宽容，但日本实际执政的“将军”，一直带着“倭国国王”的头衔以及“大都督”这一类的官称。
于是，唐代的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阿富汗一带，东到大海，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区。
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
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
《狩猎出行图》（局部）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
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
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时，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来不是空话。
唐太宗时，突厥与中国之间和平相处，长城沿线并无严重冲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西、东之间，也在这一线频繁来往。各处族群，在这一农牧交界处混合居住。安禄山就是营州混血的“杂胡”，在发迹以前，因为通多种语言而经营区间商业。安禄山担任河北的节度使，其部下是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 ；他的精锐“曵落河”，更是以胡人为主的勇士。安史之乱乃是唐代盛衰的转捩点，从此以后，河北藩镇形同化外，整个地区彻底胡化。
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取得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统一中国本部，但从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辽、金、西夏，都是在这一形势下长期立国。这是胡汉混合的一个方式。
另一方式，则是在华胡人的汉化。
中唐以后，恰是伊斯兰文明大为膨胀的时期，中亚一带波斯帝国的故土，纷纷为伊斯兰的阿拔斯帝国并吞。唐代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原籍是高丽，率领唐室军队驻屯在今天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与阿拔斯帝国的大军对垒。公元 751 年，唐室军队竟大败于怛罗斯河。唐室在中亚的控制力一落千丈。
波斯王室余众和当地族群的统治阶层，甚至于整个的族群，在受伊斯兰侵略之后纷纷逃入中国。唐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安顿这些从羁縻州府逃亡的族群 ：最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然后放在今日的关中西部，然后又不得不打开山西地区，最后甚至于开放山东，让这些迁入中国的西部胡人居住。
从开元、天宝到唐末百余年来，先后迁移入华的族群，总人数不亚于三五百万，他们在中国休养生息。唐末时，胡人的总数可能到达千万上下。这些族群之中，最著名的乃是讲粟特语的胡人，他们原本是来往中国与西域的商人，在西边大乱之后，便纷纷落户定居。
例如沙陀，乃是昭武九姓之后，一个一个部落整批进入中国。定居在山西的沙陀人，在五代十国中，至少占了两个半朝代—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 ：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
三彩骆驼载乐俑
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符合“道”的观念，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这些驿站有官驿，负责递送官家的物资以及传递官方的文书 ；来往官员，也在这些驿站投宿歇夜、换车换马。在官方驿站的附近，都有民间经营的旅舍和车马行。
唐代的诗文往往提到驿站歇店的情形。这些旅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不仅供给住宿和休息，也提供车马在下一站倒换，很像今天租车旅行的情形。旅客可以租一匹小驴或是一匹壮马，行道千里，无所障碍。
杜甫就说过，在开元全盛的时候，全国的小城镇物资丰富，踏上千里旅途的人，不用带粮食，也不用担心交通工具。不仅内地，即使在远地—如西域，根据今天发现的一些唐代文书的记载，也还有这种驿站网络。
固然，自秦代开始，中国就有驰道的网络，汉代也有官方的驿站，可是像唐代这样规模的、官家和百姓都能使用的交通网，却是少见。
唐代物资的流转十分方便，当然也就刺激了区间物产的流通，对于经济极有裨益。数百年战乱之后，唐代的安定、与民休息和经济的发达，可谓互为因果。单以对外贸易而言，不仅有向西的路线—所谓“丝绸之路”—运送外销的丝帛，在东向、南向的海道上，也开辟了中外贸易的航道。
东路跨海，唐和日本之间交通，人员和商货来往不绝，日本大量接受唐代文化，也将日本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连接于中国的经济圈内。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进入印度洋，既可以和伊斯兰世界—所谓“大食”地区—交通，也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各国商舶来往，运去瓷器、丝帛，运来珍宝、香料。
广州、泉州、扬州，都曾经有不少胡贾经商，甚至有胡人居住的“蕃坊”，犹如清代晚期出现的“租界”。
唐末黄巢进攻广州时，当地的胡人竟有十余万人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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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许倬云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