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玄宗在位期间（712-756年），命书法家李邕、徐浩等人收集王羲之的字而成《心经》，并将其镌刻成碑。这一事件反映了唐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以及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唐玄宗为何要在《圣教序》之后再集王创刻《心经》呢？

唐玄宗在位期间（712-756年），命书法家李邕、徐浩等人收集王羲之的字而成《心经》，并将其镌刻成碑。这一事件反映了唐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以及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唐玄宗为何要在《圣教序》之后再集王创刻《心经》呢？

唐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人尽皆知。王羲之被誉为“书圣”，其书法在唐代备受推崇。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书法的狂热爱好者，曾命人搜集王羲之的真迹，并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唐玄宗继承了这一传统，对王羲之的书法同样极为重视。他希望通过集字的方式，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与佛教经典结合，以彰显文化的繁荣。

唐玄宗命书法家李邕、徐浩等人从王羲之的传世作品中选取字形，集字而成《心经》。集字是一种将名家书法中的单字重新组合成新文本的技艺，要求字形风格统一，气韵连贯。集字完成后，唐玄宗下令将《心经》镌刻成碑。这一碑刻不仅是对王羲之书法的致敬，也是对佛教经典的弘扬。

唐玄宗时期集成的王羲之《心经》碑刻，成为后世书法家和佛教徒的重要参考。许多书法家临摹此碑，以学习王羲之的笔法和《心经》的精神内涵。

然而，现在大家看到的《集王圣教序》中的《心经》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而是后来被加入的。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集王圣教序》的创作背景和内容结构入手。

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功绩，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圣教序》），并由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撰写《述圣记》。唐太宗命弘福寺僧人怀仁负责，从王羲之的传世书法作品中集字，将《圣教序》和《述圣记》镌刻成碑，这就是著名的《集王圣教序》。怀仁花费了约20年时间（648-668年）完成这一工程。

《心经》是佛教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与《圣教序》和《述圣记》在内容上是独立的。在《集王圣教序》碑刻完成后，后人将《心经》集王羲之字并附刻于碑文之后。因此，《心经》并非一开始就是《集王圣教序》的一部分，而是后来增补的内容，这就是本文开头所介绍的唐玄宗命李邕、徐浩等人集王创刻的《心经》。

《圣教序》和《述圣记》主要讲述玄奘取经的意义和佛教的弘扬，而《心经》则是佛教的核心经典之一，两者在佛教思想上有所关联。《心经》的字形同样是从王羲之的书法中集字而成，风格与《圣教序》和《述圣记》一致，因此整体上显得和谐统一。

在《集王圣教序》的拓片中，《心经》通常与《圣教序》和《述圣记》一起出现，成为碑文的组成部分！由于《集王圣教序》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重要范本，《心经》也因此成为书法爱好者临摹的重要内容。

更有历史典故说：唐朝皇帝的陵墓除了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唐睿宗桥陵、唐穆宗光陵外，其他都被盗掘，罪魁祸首便是温韬。为了筹措军费，他将帝陵中的随葬品取出卖掉，而那些看上去并不值钱的东西，就被扔在一边，任人拿走。当他盗掘唐玄宗泰陵时，发现了一件书法碑刻，庆幸的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而是挪到了墓外，后来被附近村民拿走。

到了宋代，有官员走访民间时发现了此碑，惊讶于其书法之妙，细看之下这上面的字竟然全部出自王羲之法帖，而且还与《圣教序》有关，于是他便将此碑买下，精心修复、拓印，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集王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众所周知，唐太宗时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在长安开坛讲法、翻译经文，他恳请唐太宗为自己译毕的经书写序，李世民应允，写下了《圣教序》，后来太子李治又补了一篇记。怀仁禅师上奏请求集王羲之字将这篇序、记以及玄奘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刊行天下，最终耗时20多年方才完成。

《圣教序》一经镌成，立刻成为书法人学习王羲之笔法的重要来源和范本。此作虽然经典，但也有两个不足之处，其一是唐代早期行书写碑技艺尚不成熟，《圣教序》行气、章法和字与字的呼应上存在不自然的情况。其二，此作字数虽多，但大而不精，有些字笔画模糊、字口漫漶，不便于学习。

唐玄宗在位期间，命书法家李邕、徐浩等人重新集字，将这部经文镌刻成碑。李邕本来就是大书法家，又擅长刻碑，这件作品由他亲自完成，完美克服了《圣教序碑》存在的诸多不足，而在取字方面，也是从宫内所藏的王羲之真迹中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圣教序》主要来源于《兰亭序》和王羲之其他的书信手札，笔法丰富，魏晋典型的用笔特征如露锋起笔、入纸后的小虚尖、中锋细笔、牵丝引带、一搨直下和转折处的绞转，都能在此作中看到。结字以纵取势，紧凑纵长，欹侧多变，摇曳生姿。

来源：我愛歐體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