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55年8月1日,发生了中国水利史上著名的清代黄河改道。当天黄河在河南省兰阳县(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洪水夺山东大清河入海,在山东境内造成大面积洪水泛滥,重灾区之一,就是曹州府(治所在菏泽县,也即今天山东菏泽)。
前言:今期文章主题是高楼寨之战,详述整场战役的经过与背景,包括围绕僧格林沁死的一些谜团。
高楼寨大捷无疑是新捻军最辉煌的胜利,然而也是这支军队的上限所在。随后在战略选择上出现重大失误,白白放弃大胜所获得的巨大战略主动权。
1855年8月1日,发生了中国水利史上著名的清代黄河改道。当天黄河在河南省兰阳县(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洪水夺山东大清河入海,在山东境内造成大面积洪水泛滥,重灾区之一,就是曹州府(治所在菏泽县,也即今天山东菏泽)。
洪水渐渐退去后,在菏泽县西北与当时直隶大名府东明县交界地区,形成一片河汊纵横地区,后人称为黄河水套,大量灾民聚居于此。这片地区水网密布,地形复杂,加上生长大量的一人多高的芦草,河堰上种满柳林,易于匿隐。
黄河改道正值多事之秋,清政府根本无力安抚灾民,最终走投无路的灾民纷纷揭竿而起,形成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大股千余,小股百余”,后人统一称为“水套军”。
在清政府镇压下,到1862年左右,“水套军”基本上被围剿,仍有余部继续在水套地区活动,利用当地有利自然环境,隐匿与清军周旋。
在这种背景下,1865年5月,一直被僧格林沁追击的新捻军大队,历经河南、江苏、山东三省,来到水套地区的高楼寨(现为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集)与邻近的葭密寨、郝胡同等地,准备进行一场决战。
很明显新捻军是有意选择这片战场,河汊纵横地形对骑兵不利,柳林、芦草、麦地便于伏兵,水套内原本有抗清武装,群众基础好,可以补充兵员与进行后勤保障。身后又是黄河,无法再退,正好激励全军背水一战。
来到此地的反清武装首领,除新捻军的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邱远才、范汝增、牛洛红、李蕴泰、陈大喜之外,还包括原属白莲教的宋景诗。
宋景诗1861年参加山东白莲教起义,其部下打黑旗,故称“黑旗军”,后受清将胜保招安。1862年4月再度起事,约在1865年初与新捻军合兵。
面对僧格林沁追兵,新捻军将兵力布置在高楼寨的河堰、柳林与麦地里,再派出小股部队前去诱敌。
老电影《宋景诗》中宋景诗黑旗军剧照
再说僧格林沁方面,1865年5月17日,僧军约一万三千人,包括三千多骑兵与近一万步兵(数量来源见下文)来到菏泽县。他自认为终于将新捻军主力逼入绝境,十分得意,当即命令曹州知府准备五百头猪、五百只羊,以备战后犒劳将士。
前述僧军一路追击,十分辛苦,甚至还饿着肚子,现在是勉强到齐,如果要决战,理应先休整,僧却完全不顾,感觉不能丧失战机,马上整队开战!
第二天中午,高楼寨之战打响,负责诱敌的新捻军甫战即马上败退,引诱清军进入包围圈。
僧格林沁全军兵成三路,西路是翼长诺林不勒、副都统托伦布率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率步队。东路是翼长副都统成保、营总乌尔图那逊率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步队。中路是翼长副都统常星阿、副都统温德勒克西所部马队,无步队。僧格林沁亲自在后督队。
在战前,新捻军首领就决定将突击重点放在陈国瑞所率步兵上,并不是因为陈部战斗力弱,恰好相反,陈部实力强悍,如果率先击败,僧军其他部队就不足为患。
当僧军大队终于进入伏击圈,只听一声炮响,四处海螺声号角声齐鸣,五色大旗飘起,伏兵齐出,从四面八方猛攻僧军。马队迅速从侧后包抄,任化邦等骑兵名将以回旋打圈之法断其后路,步兵直冲敌阵!
僧军开始时还列队结阵对抗,然而“疲于枵腹”“人马疲困”,又饥饿又疲劳,如何能敌?中路常星阿马队最先败退,受压力最重的陈国瑞部果然凶顽,仍然想向前冲锋,被中路与西路新捻军集中围攻。
陈部原本还可以勉强保持阵型,却被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惊惧之中的僧军马队不断冲击踩踏,终于溃散。陈国瑞本人身受重伤,幸亲兵数十人保护,逃至附近圩寨,再收扰败兵三百余人固定,勉强捡了条性命。和他同一路的何建鳌没那么幸运,被新捻军重重包围,马被砍伤,何下马步战,终于被杀。
眼见西路、中路溃败,僧格林沁亲至东路督战。围攻东路的新捻军被击退数里地,其他两路捻军马上前来增援,僧格林沁被团团包围,几次用洋枪齐射,试图冲开一条路都告失败。当时天色已暗,只得率残军退入郝胡同,建立营寨,以图固守。
新捻军将郝胡同团团包围,集结大军,掘长壕围困,以防敌人外逃,并且施放枪炮攻打。
高楼寨之战地图——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僧格林沁当年用长壕围困太平天国扫北军并取得大捷,何尝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同样被长壕困住,成了瓮中之鳖。
僧军连门板、木制家具也用来修筑营盘,郝胡同“荒凉小庄既无粮米柴薪,又无井水可汲”,士兵无法烧火造饭,连水也渴不上,已到绝境。
外边有救援的军队吗?帮办僧格林沁军务的杭州将军国瑞(满洲镶蓝旗人,并非陈国瑞)因为腿疾不能骑马,负责率领僧军护粮护饷队在后,统共只有千余人,而且远在济宁。
(说明一下,国瑞职务等同于僧格林沁军队副帅,战败后负责后续处理,他关于此战的系列奏本是现存最直接的高楼寨之战史料,多数是密奏,具相当可信度,也是本文重要参考资料。)
济宁城中另有丁宝桢率山东清兵三千人,这队人屡屡被捻军打败“与贼众寡悬殊,力亦难抵强寇”。徐州镇总兵詹启纶(此人原本是太平天国扫北军士兵,在连镇投降僧格林沁,后一直与太平天国作战,官至总兵)率三千人驻在江苏砀山,同样离得远。除此之外,周边已无清军大队。至于能战的湘、淮军,仍在长江沿岸尚未北上,这也是僧格林沁自己要求的。
既然外无援军,困守只能等死,唯有突围一路。僧格林沁此时明显方寸大乱,不断感叹:
吾束发将兵,誓攘奸凶以报先帝。江、淮荡平,而遗孽猖獗如此,天又亡我命,吾为国死于此矣!
据说僧格林沁在郝胡同登高“蒐兵”,也即收集败兵,忽然间叹息而且大哭,周边人都吓呆了,连问王爷你为何要哭,僧格林沁说道 :
我蒐兵时,见吾物故旌旗,舒老二、恒老四各以部伍至矣。
前文介绍过恒老四即恒龄,在鲁山一役战死。舒老二即舒通额,之前在罗山战死。僧格林沁说看见这两人旗号,看似大凶之兆,更多是对一直以来指挥失误心怀悔恨的体现。
众人苦苦哀求,请求突围。僧格林沁一开始还不答应,直到内阁学士、翼长全顺哭跪诉说外边兵勇军心浮动,如果还不突围,恐怕他们会兵变!
僧格林沁只得答应在当晚三更左右组织突围,以郭宝昌等步队在前,成保率马队居中,趁夜色出发。
突围僧军集中使用洋枪,在新捻军阵中杀出一条血路,好不容易窜过长壕,一群人却慌不择乱,冲进一片黑森森的柳树林。
关于僧格林沁突围,另有说法,有捻军内应故意破坏。
僧军有一名名叫桂三的游击,又名桂锡珍,原本参加抗清武装长枪会(也有说是扶王陈得才麾下),后降清,升至游击,率骑兵数百人。有传他早与捻军私通,突围时趁负责前锋的机会,一出即率军反攻僧军,并且大呼“败矣”,令到僧军大乱,不得不逃入柳树林。
僧军残部进入柳林后,新捻军马上重重包围,外边均是代表张宗禹精锐的蜈蚣旗。张亲自施放大炮轰击,新捻军马队、步队配合轮番冲击,到差不多天亮,柳林中僧军被解决,成保与郭宝昌趁乱逃跑。
全顺一直在僧格林沁马前开路,根据国瑞奏稿所述,在杀出十余里后,周身带伤,却与僧格林沁失散。全顺裹伤在阵中左冲右突,为寻找僧格林沁,被新捻军马队包围,“该员既已身负重伤,复用短刀杀贼多名,因而力竭遇害。”
清时期山东曹州府与济宁州附近地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
僧格林沁去了什么地方?他从郝胡同向东逃到吴家店,其肩膀在混战中中长矛,受伤坠马,马负伤逃逸。
关于这匹马,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在其日记中提到,突围前,僧格林沁上马,原本坐马却不肯走,“马踶逸,不肯行”,僧只得易马,新换骑的马到此抛弃僧自己逃走。
骑不熟悉的马,或者也是僧格林沁丧命于此的一个原因,薛福成的描述有僧格林沁必死于此的宿命论味道。国瑞奏稿也提到换马,理由正常得多,越过新捻军所挖长壕时马失前蹄不能再骑,被迫换马。
孤身一人的僧格林沁,脱下头顶三眼花翎官帽,丢在旁边,身上却仍然穿着绵袍坎肩,脚穿靴子。
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人都很熟悉,新捻军小战士张皮绠(即张凌云)发现僧格林沁,认定“此妖头也”,箭步追上,将他杀死。僧所抛下的官帽被一名捻军戴在头上,四处奔走炫耀。
僧的死另外还有一说法,即自杀,源于光绪朝进士、国史馆协修高熙喆所著《高太史文集》:
黎明,追骑返,遇王,其一骑刺王肩,坠马。马逸,骑从之,王独留麦陇中。最后蒙古弁至,视之,曰:“王爷!请上马!”王自摘孔翠宝石冠命弃之三里外,弁心知不详,然以蒙古主威尊,不敢逆。弃之归,王已不见。寻里许,见王兀然端坐。审之,先以右手剟喉,手颤不殊,复以左手剟喉,竟以薨。
这里段内容写得惟妙惟肖,如作者本人就在现场,不由得令人怀疑。
僧格林沁是他人所杀证据很多,僧的尸体被清军找到,送到曹州府城,国瑞亲眼看到,上奏称“脖项伤七处,右膀伤一处”。从“脖项伤七处”可推断并非自杀,很可能死时进行过搏斗。
张皮绠杀僧格林沁,更是经过清政府定案,在1872年,西捻军覆亡4年后,当时已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搜获张皮绠,上奏称:
访获戕害僧亲王之逆匪张凌云,即张皮绠……。据张凌云供称:乙丑四月二十四日(即1865年5月18日)………,僧王受伤坠马。张凌云瞥见,即用刀连扎僧王咽喉等处倒地。官军零星四散,贼众旋亦收队……。现已将张凌云凌迟处死,摘心致祭于省城僧亲王专祠。
“用刀连扎僧王咽喉等处”可与“脖项伤七处”互相印证,僧格林沁他杀证据确凿。
至于张皮绠为何在多年后被清廷捉获,民间传言是酒喝多了自己爆出来。当时另有文章称起因是在张家中搜获“茄兰香串十八颗”,经辨认是僧格林沁遗物,地方官马上提讯张皮绠“始知该逆即戕害僧邸者”。
据张宗禹家乡涡阳县雉河集民间传说,僧格林沁在统军打捻军之前,清帝问他怕什么,僧格林沁回答:什么也不怕,就怕碰到阎王爷。
到曹州府,僧格林沁听说对面捻军是“阎王”(即张宗禹)带队,吓的立马倒退几步,后来果然死在张宗禹手里。
僧格林沁是清朝最后能战的八旗马队统帅,此役却死于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在他死后,清廷不得不完全倚重汉族大臣统军剿捻,汉臣渐渐掌握全国军政大权。
僧格林沁被杀死图画,出自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连环画《太平天国史画》
此役僧格林沁一军具体损失,最直接史料是国瑞上奏,称战前僧军三路马队共有3800人,战后收拢官兵2000余人,其中仍有马者1700余名。步队方面,战前原本合计9800余人,战后收拢4700多名。
按照这数目,僧军损失兵力达7000人。另外有资料称僧军马队数量就达五六千人,战后全部覆灭,这些数字比较笼统,国瑞是给朝廷上的密奏,数目清晰很多。
除了人员损失,僧军还把大量物资弃置在战场上,尤其是马匹与洋枪,国瑞上奏称:“枪箭器械短缺大半,各营步队勇丁现有器械旗帜者二三成不等。”僧格林沁马队的马,是东三盟与东三省的良马,这总数数千匹马,令到新捻军“以骑易步”进展更速,可谓如虎添翼。再有水套地区游民与清军降众加入新捻军,新捻军的声威达到顶峰。
僧格林败亡消息约在5月23日传到京师,可想而知会引起怎么样的震动,当时人称“畿辅如失长城”,清廷辍朝三天,给僧上谥号“忠”。
当时局面对清廷十分不利,整个北方地区已经拼揍不起一支可以与新捻军对抗的军队。山东、河南两省清军只敢呆在大城市内,连直隶的防守都空虚,能屏障京师的,只剩下一条黄河。
清廷能倚重的还有谁?所谓“北僧南曾”,“北僧”死了,只剩下“南曾”。
清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迅速统领军队北上,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三省所有八旗绿营和地方文武官员,悉归节制,以江苏巡抚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又令直隶总督刘长佑领军进扎大名府一带,严守黄河河岸。在天津的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带经英国人训练的洋枪队1500人,赶到与山东德州交界的景州(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驻守。河南巡抚吴昌寿带兵出省,驻守三省边界。同时任命醇亲王奕譞统率京师所有军队,负责京师防务。
山东巡抚阎敬铭与布政使丁宝桢两人对僧的败亡有连带责任,现在事态紧急,不是处分的时候,两人被“严谴”,降职留任,负责山东境内防务,“如再不得力,必当重治其罪”。
高楼寨一战在清廷内部最大得益者肯定是曾国藩。攻破天京后,曾氏功高震主,满族贵族对其猜疑甚重,为自保,曾只得上奏裁撤湘军,并且让自己弟弟曾国荃辞官。现在清廷实在无人可用,唯有再度调动曾国藩。
曾国藩老谋深算,他洞悉朝廷用心,为显示不恋军权,你急他不急,先后三次上奏推辞,称自己精力已经不如前,再罗列训练军士、采买战马、添造炮船、剿办不能迅速等等一大堆理由,恳请朝廷另简大员负责北路。
清廷只得一面劝慰,一面催促。曾国藩一直到9月23日,才率领裁撤后的湘军与淮军到达前线徐州。
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骑兵作战——电影《投名状》剧照
新捻军方面,在高楼寨之战后又有何动向?为何没趁此大好良机,直捣京师?
只能说一句,这支军队的上限就是这样。
事实上,清廷最怕捻军迅速渡过黄河,曾国藩在给两位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
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脚忙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新捻军在战斗结束后召开的军事会议里,按照《山东军兴纪略》说法:
……或先陷济南或北趋直隶或渡黄由豫入陕,诸酋争言不决。
提出北上直隶的据说是张宗禹,问题是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并无任何作用。捻军比较松散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各位首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直到6月,新捻军数万人仍然在曹州府与济宁州诸县之间游动,打粮与收纳各地反清武装。清廷报告新捻军有西进到属直隶大名府的东明、长垣县的。有在黄河南岸砍伐树木做木筏,搜集民船,意图渡河的。也有在大运河西岸伐木做船,打算渡运河的。
捻军的边马(负责侦察敌情的小股骑兵)曾在战后逼近济宁州城,国瑞派兵迎战,抓获一名捻军,审问后得知:该逆因知济宁设有各营粮台,意图拥众扑犯,由此或东窜或北窜尚在未定。
很明显新捻军并无明确动向,各首领之间按照自己意愿行事,没有形成如臂使指的指挥体系,这也是新捻军最大问题之一,虽然有赖文光与范汝增等昔日太平天国将领坐镇,仍然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宝贵的半个月时间一闪即过,清廷做好严守黄河与济南的布置,最好时机已经失去。捻军首领们见北进东进都困难,忽然之间挂念起安徽淮北的故土,想回家乡看看,决定撤离山东率军南下。
只能说,在京师的清廷统治阶层与一众大小官员,闻讯无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只是日后捻军仍有一次北上足够让他们胆颤心惊,程度远胜僧格林沁阵亡之时,当然此是后话。
来源:风雪太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