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易继明被举报两次私人宴请让尚未正式入学的博士新生支付逾5万元餐费，并影射“违规招生”——这桩“饭局门”事件，即便北大官方迅速回应“未发现网传情况”，并扬言追究“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法律责任，也无法掩盖其背后所折射出的高校

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易继明被举报两次私人宴请让尚未正式入学的博士新生支付逾5万元餐费，并影射“违规招生”——这桩“饭局门”事件，即便北大官方迅速回应“未发现网传情况”，并扬言追究“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法律责任，也无法掩盖其背后所折射出的高校师生关系与招生公平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这并非孤例，而是冰山一角，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权力寻租的顽疾。

这起事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作为一枚引爆器，将高校师生经济往来和招生过程中权力滥用的普遍性与严重性暴露无遗。我们不必纠结于易教授个案的最终定性，因为历史和现实已提供了足够多的铁证。远有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利用自主招生政策，为44名学生“开绿灯”，收受高达2330余万元贿赂，将教育公平明码标价，平均每名学生“入场费”超过50万元。近有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林某，被妻子实名举报与女学生存在不正当关系并涉嫌学术舞弊，其对学生学术成果的绝对控制权，赤裸裸地转化为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更不必提艺术类院校招生，那简直是腐败的“百慕大三角”，四川音乐学院多名教授因招生腐败被查，甚至形成“集团作战”模式，将艺术评价的主观性异化为权力寻租的温床。这些案例无一不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高校内部治理和权力制衡机制的失效，使得事后查处如同“亡羊补牢”，根本无法根治权力寻租的痼疾。

要彻底终结这种“饭局门”式的丑闻，重建高校师生关系的纯粹性与招生制度的公平性，我们必须构建一套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追责的完整解决方案。这绝非修修补补的小打小闹，而是对高校治理模式的颠覆性重构。

在事前预防层面，首先，必须建立一套严苛且透明的师生经济往来规范。这不仅仅是口头倡议，而是要写入校规校纪，明确禁止教师接受学生超出正常教学科研范畴的任何形式的经济资助或私人宴请。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大学的经验，其对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财务往来有着近乎洁癖的严格规定，甚至连导师请学生喝杯咖啡都可能被视为不当行为，更遑论高额餐费。其次，招生权力必须被彻底拆解。单一导师掌握学生录取与否的“生杀大权”是万恶之源。应强制推行导师组集体决策制度，将招生名额的分配、面试评分、最终录取等关键环节，由一个多元化的专家委员会共同决定，并引入外部专家参与，确保决策的去中心化和专业化。

至于事中监督，这才是真正考验高校治理智慧的环节。我们需要设立一个独立于院系和行政部门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赋予其足够的调查权和执行力，确保所有举报都能得到公正、透明且迅速的调查。这机构应直接向教育部或更高层级汇报，避免内部“护短”的可能。技术手段在此刻显得尤为关键：引入区块链技术对招生录取过程中的所有数据进行不可篡改的记录，从报名、考试、面试到最终录取，每一个环节的数据变动都应实时上链，任何异常数据都将触发自动预警。同时，对科研经费的使用，也应强制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每一笔开销都需上传凭证、注明用途，并接受实时审计，堵塞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传统漏洞。纪检监察部门则应将高校“一把手”和招生、科研、基建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重点领域列为常态化监督的重中之重，定期开展无预告的专项巡视，并强制公开巡视结果，形成持续的高压震慑。

最后是事后追责，这必须是“零容忍”的铁腕政策。对任何查实的师德失范和招生腐败行为，绝不能姑息。这不仅包括撤销相关人员的职务、职称，解除聘用合同，更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追缴所有非法所得。更进一步，应建立全国性的教师诚信档案，实行终身追责制。一旦被认定存在严重师德失范或腐败行为，其教育从业资格应被永久吊销，列入黑名单，永不得再涉足教育领域。这并非仅仅是惩罚，更是向全社会宣告，教育的圣洁不容玷污，任何试图利用教育资源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教育公平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无数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高校作为培养国家栋梁的殿堂，其纯洁性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告别“饭局门”式的丑闻，需要我们以刮骨疗毒的勇气，用制度的钢笼锁住权力，用清风正气重塑师魂。这不仅是堵塞制度漏洞，更是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重建社会信任的紧迫任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教育的底色永远纯净，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公平的阳光下，凭借真才实学实现人生抱负，而不是在权力的阴影下，沦为某些人饭局上的“买单侠”。

来源：汤姆猫不是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