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年5月，台北。清晨微亮时，像往常一样静得格外突兀，但没人会觉得和任何一天可以混为一谈。几天前，梅贻琦先生在医院闭目，这位曾经讲台下总是淡笑目光缓慢游移的前清华校长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世界。灵堂，长长的白帷拉起，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屋里摆着还带晨露的白菊花。

1962年5月，台北。清晨微亮时，像往常一样静得格外突兀，但没人会觉得和任何一天可以混为一谈。几天前，梅贻琦先生在医院闭目，这位曾经讲台下总是淡笑目光缓慢游移的前清华校长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世界。灵堂，长长的白帷拉起，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屋里摆着还带晨露的白菊花。人很多，排队的队伍绕了不止一个弯，站着的、坐着的、甚至默不作声低头拭泪的。空气又干又湿，像谁突然吸走了清华园所有的光和气息。

棺材上铺着清华校旗，紫色与白色交错。旗角有点皱，学生按了按，展开来，看着不太舍得提手。校旗原本是清华那些年不变的符号，现在变成他身上安静的最后陪伴。身边有老教授，年轻助手，还有几个海外漂泊回来的校友——他们私下里其实什么都说不来，因为这就是梅贻琦，一个留给他们永远说不完却又无法完整表达的话题。

他们叫他“校长”，可这两个字背后到底装了多少弯弯绕？你要说他和清华有怎样的缘分，或者他和民国教育的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学者们可以谈上三天三夜。可有人却只关心，为什么别的校长有人讨厌、有人背后嘀咕，唯独他，毕业了几十年仍最多收到的就是一张张“校友谢宴”请柬？！

梅贻琦十三岁那年，家里还经常为柴米油盐发愁——他自己后来回忆过，说“小时候，见父亲和母亲商量买米钱，实在觉得心酸。”谁能想到，这种窘迫在他身上没有变成愤世嫉俗，反倒地里来一份踏实？有人说这叫骨子里透着老派的实诚，也许是，反正他就是跟人不太一样。

他考进南开学堂，比他大一岁的张伯苓成了他的伯乐，那种相互成就的情谊，后来又少见了。张伯苓批卷时发现了这个学生不常见的认真劲儿，从那以后，梅贻琦几乎成了学校的“特别小助手”，哪里有麻烦，张伯苓就招呼他来处理。他也是心里痛快，越做越有劲。

他去美国吴斯特工业学院读书那段岁月，只有从他偶尔寄回的明信片里看到他小心翼翼的字迹。学院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来了一位来自东方的小天才，实际上在工业训练课上，他出错也是常事，有时还被同学笑话中文味重。可他一边琢磨一边改，安静得让教员看了都点头。后来，不知怎的，吴斯特毕业册上居然还专门为他留空了两页，这种待遇连美国同学都觉得蹊跷。

回国后进了清华。那时候很多人争着去北京高官衙门谋职，他独喜欢在清华园里踩着落叶散步，赶上冬天屋里没暖气、桌子冻出裂缝，也没听见梅校长喊冷。他在清华当老师，横跨理、工、文三院——你说哪有一个物理出身的人情愿天天和古籍、历史、马列搞在一起。

他节俭，要钱用得最明白，吃饭捡便宜，一条毛巾能用三年。有人背后说他“小气”，可凡事学生项目、教学科研真需要，照批不误。他不让清华的钱溜出去，没被抓住过一次“油水”。甚至“北迁”准备盘点家底时，账本一一算下来，哪块钱花出去了、哪块钱还没批，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冯友兰说了句“把办大学当成修行”，其实有点酸溜溜，谁让他自己花钱大方不得不服别人抠门有学问呢？

战火一来，全国各地慌作一团，清华也跟着大流儿南迁。你要走几十号教授、几百个学生、几屋子书，怎么可能轻松？他就是那种弯下腰、卷起裤腿一件一件叠好，然后领着大家迈着小碎步赶路的人。南京、长沙、昆明，白天安顿宿舍，夜里还和教授喝浓酒。有段时间粮食断了，他跟着师生在山上采野菜。没人觉得这校长理所应当干这些，可他照做。

有意思的是，他看着自己清瘦得可以，却总不让别人说自己累。别人喊苦的时候，他打趣说“再苦连夜补习也不怕，天快亮了嘛！”记得有次闹饥荒，几位教授扯家常，说讲课都讲不动了，他带头笑道：“饿着饿着就习惯了，清华人就是耐造！”

可话说回来，清华在梅贻琦管的这几年，还真出了不少吓人的人物。从著名科学家到政坛要员，哪个不是在他的管理下熬过穷日子的？可这些人当年也常常牢骚满腹，觉得校长不懂得痛快。事后才明白，他的那点“古板”到底给自己秋后攒了多少底气？

校内外谁都说梅贻琦是体面人，可他的克己到底是严肃到什么程度？台北时期，清华那点教育经费，他一分没少，账务清清楚楚。到了他去世，接替的财务还在惊讶，很多年下来各项账目丝毫不差，资金最后全数结清。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太谨慎；可有人怀疑，是不是误差被藏起来了？这个事争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一锤定音。

其实，他做事方式偶尔也招人不满意。他和上级或者政界官员打交道时，话总不多。遇到事情筹划，人家希望他顺着官场风气讲情面，他愣是不管。1946年，清华复员返京，教育部拨专款想走后门拉些老关系，他却非要实报实销，不留半点面子。有人恼火，觉得这种人难以共事。可到头来，学界谁提到梅贻琦，不说“这人绝不简单”，也没人真能说清楚哪里复杂，谢谢！

他待学生一向严苛。考核论文、毕业标准，宁缺毋滥。有人嫌烦路太死板，甚至背地里叫他“老太婆”。可偏偏又有最“活跃”的学生，一毕业就写信回来，说“校长的课是当年学识的根”。是不是矛盾？没准，太过严密的体系确实是把双刃剑，有些学生受不了，有些却日后受益最大。所以，教育有什么绝对的一条路？这样那样，是不是也说不清楚的？

那会儿社会动荡，人心思变，清华的未来难测。梅贻琦深知一个大学就像一口老井，不是光靠资金、硬件堆出来的。他有那么一点自负，认为人心、学风、精神不可丢。别人叫他钻牛角尖，他也乐在其中。有的夜里，他在台灯下批改材料，门缝透着光，学生来敲门，他也不嫌事多。可是他自己却说，“其实做学问无非是把眼前事干好，没那么复杂。”

可你要真说梅贻琦彻底没毛病、没短板？那倒未见得。他对年青教师的提携其实远不如前辈殷切，有时候还会固执己见。坊间私下传闻，他最不喜欢“越级提拔”，一旦有人按不住规矩开口，他只冷冷答“看表现”。有人因此怀才不遇，时常有人批评他这一点钻牛角尖。“用人可以通融，规矩不必太死”，不少朋友转述时话带埋怨。

可谁又能说，当初的铁面无私不是后来大学基石？很难全说得清。

网上查得到的数据——根据清华校史馆近年披露，梅贻琦任职24年，清华本科生人数由1900人提升至近4000人，研究生数更是从无到有，至少三成后来成了行业顶流。（参考：2021年清华百年档案整理报告）

投资额度始终有限，抗战八年迁徙三地预算未超支，台湾筹办分校期间，行政成本缩减30%以上。档案显示，他甚至拒绝特批自己在台北的加薪请求。这些细节，不是泛泛管理者做得来的。

如果说所有校长都只比谁会挣钱，会应酬，那梅贻琦恐怕早就“被时代淘汰”了。可他偏偏靠着一种看似笨拙，可有点轴劲儿的“干法”，挺过了动荡时代，这总不能全算偶然。或者——这也是意外吧。

有人说，这是清华校魂。也有人不这么看，觉得不过恪守旧教条罢了，时势造英雄。不过，不少1949年后的清华毕业生，包括后来的经济学大家杨小凯，回忆到“梅校长在最艰难的时候，拢住局面，留下了东西”。更有趣的是，也有反例——南洋分校筹备那一年，局面几次险些崩盘，远在台北的“老梅”发来长信，却只字未提细节，让人自谋出路。你说算不算不负责任？这倒没人比得准。

说到这里，到底什么是“好校长”？梅贻琦像是用半生证明“不能糊弄”，可要找他那种人做标准，今天还有几人愿意？道理大概也没有完全的道理。

所以，年代变了，标准也没法统一。可往回望，伫立在紫操广场的雕像，和钱钟书、冯友兰的日记，还有清华校园里那些永不褪色的传闻，可能就是给后人留下的谜底了。

复杂的也好，简单的也罢，梅贻琦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曾严厉，也曾宽厚，有人怀念，有人抱怨，各种声音交错。可一生清澈，也一生纠结。谁又能全说清楚，他到底是那个年代什么样的人物呢？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答案。这大概，也是历史本来的样子了。

来源：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