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战的怒潮。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更是一场战争的奇观,是
保卫永定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战的怒潮。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更是一场战争的奇观,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真正的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对于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命运,也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七七”事变发生后,关于开战后六九一团的行动问题,我们又派李晓初到北方局去请示。李晓初精明强干,虽然到六九一团工作刚半年时间,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在六九一团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抗日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为六九一团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这次去北平,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石家庄,他和我交谈后,又原原本本地向党组织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很快溃退,你们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期间,六九一团内党的组织发展很快,特别是我带去的一个营起了很大作用。这时团长、营长,连、排主要干部差不多都是党员或“东抗”队员,党的组织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队伍。我们遵照北方局指示坚决行动,七月中旬从石家庄出发时,在火车上就提出了“向敌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经过党员和“东抗”组织分头进行思想动员。由胡乃超和杨鼎昌等负责,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作为全团政治思想指导和抗日宣传活动中心。
六九一团能够留在敌后,又在冀中根据地坚持下来,首要的条件是冀中广大人民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和鼓舞。冀中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里是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冀中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较高,靠近平、津、保,交通发达,人民思想开通。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清朝末年,这一带曾经活跃过义和团的组织。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那种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成为鼓舞后代子孙继续奋斗的巨大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燃起过熊熊的烈火。辛亥北方革命协会,为配合南方的斗争,在任丘举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专制政权,进一步坚定了人民打倒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民主制度的信念。五四运动在这里更有着深远的影响。高阳县布里村办起的中国第一所留法勤工俭学技工学校,保定育德中学开办的勤工俭学预备班,很多人远涉重洋到法国以及德国、比利时等国家深造,归国后成为一代著名革命家,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这一带广大的农村及周围的城市,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在农村中,工作基础尤为深厚。保属特委工作的突出成绩,即是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发生的二师学潮,和在九月发生的高蠡暴动,以及博野、藁无、定县等地的农民武装斗争。虽然斗争都未能取得胜利,特委及在各地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但却在保定古城,在冀中平原上,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三六年保属牛氏三杰顽强抵抗高阳、任丘、安新三县保安团的包围袭击,壮烈牺牲的事迹,更成为鼓舞平原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为了适应将要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保属特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平汉线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工作,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平原各县,积极恢复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援战争。地方党组织,领导群众揭竿而起,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如定县的抗日义勇军八支队、无极的五支队。保属特委孟庆山、侯玉田等组织起了群众抗日武装,还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抗战爆发以后,冀中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最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我们随着五十三军离开石家庄,开赴冀中前线,准备和日本打仗时,更亲眼看到冀中人民抗战的积极热情。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冀中党接上头。群众是谁打日本就拥护谁。我记得五十三军开到任丘东北大苟各庄,后到永定河曹家务,当地群众帮助部队挖战壕,把自己家的门板扛出来支援抗战,送水送饭。可是国民党军队,也包括五十三军,他们虽然和敌寇几次接触,却是一触即溃。国民党的县党部、县长,也席卷南逃。这时冀中人民思念共产党,寄希望于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这是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部队离开石家庄以后,先开到任丘一带设防。过了一段时间,于八月底,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这时,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和张学思等同来前线视察慰问。因我团有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师长周福成总是有意把我们派到艰险地方,企图借敌人力量削弱我团。他把我团布置在永定河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部,沿河设防,团部设在曹家务,担任永定河右岸的防守,在那里与敌人隔河对峙。当时敌特汉奸到处活动,我们的军、师、团部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敌人于九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许,进攻我阵地——左右孟各庄至小良庄,开始炮击我左翼——孟各庄以西。六九二团阵地失守,我左翼第三营第九连在单线防御配备薄弱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受到敌人炮火压迫和左翼包围。第三营营长刘裕勤给我打来紧急电话:“敌人冲过河了,怎么办?”我说:“死守阵地!我就来。”我骑马立即赶到。到了那里,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长王宽民,还有一个姓李的排长,这四个人都是党员,在阵地上光荣牺牲。但阵地守住了,敌人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接合部突破防线。此时以六九二团的第五连及士兵一排,增援孟各庄,终因飞机的威胁,以及时机的失掉,未能奏效。六九二团溃散,该团一营长被旅长丛兆麟的亲信就地枪决,以推卸罪责。丛兆麟本人又来到六九一团团部找我,想趁机加罪,恰我在前线阵地,没碰上,他捞不到什么,就急急忙忙跟随大队溃逃了。
敌人突破防线后,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永定河滩是一色的沙地,沙地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细柳,与此相连的庄稼地,种的是高粱和葵花。当时我们团部的人员都分散在高粱地里,没有受到损失。
入夜后,我团在原地休息。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快到中秋节了,月亮升起得早,当太阳刚刚落下去,它就挂在东南天空中了。一场战斗刚刚过去,一切都显得很安静,这很自然地勾起了官兵们的思乡情绪。“每逢佳节倍思亲”,不少人在心里怀念着沦亡的乡土,思念着不知流落何方的亲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为不能保卫国土而焦急忧虑。
到十八日晚上,我们就整队沿河堤往南撤退了。
激战梅花镇
南撤途中,李晓初和我们商议,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北方局让我们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路过任丘时,他留下来找地方党,决定找到关系就立即通知部队回师北上。任丘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区,牛氏三杰的家乡,李晓初在北方局做党的组织工作,曾和地方党组织有过联系,了解这里的情况。可是,因为部队连续转移,任丘分手后,我总也没有得到李晓初的消息。
永定河战斗后,我们曾作过一次战斗检讨。争论结果,从士兵到官长,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要求打运动战和进攻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但军长、师长一味撤退,没有人组织战斗。我们从任丘又转到饶阳城北渡口,过了滹沱河,才赶上了五十三军大部队。
继续南撤。
六九一团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团队,绝大部分官兵都是东北人。不断南撤,每个官兵都清楚,这分明意味着离开家乡越来越远。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返回家乡;甚至也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还能回到家乡,能不能再见亲人。
南撤,南撤,究竟撤到哪里才算一站呢?在南撤途中,士兵们纷纷议论起来:
“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着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妈拉巴子的,蒋介石跟秦桧一样,把咱东北送给鬼子还嫌不够,又要送华北了!”
“他呀,就会坑害咱们杂牌军。每月发那么六角钱,够喝西北风的!再看看这穿戴,简直像个叫花子。这窝囊气我可受够了。”
“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着咱们抗日哩!”
听到士兵们的这种呼声,我感到很高兴。他们要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这说明,几年来党的工作在这支部队里生根发芽了。
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看地图,沙克来找我。我也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先对他说:
“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我的话正合沙克的来意,他便立即接过话茬,说士兵们也有这个要求,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沙克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便去找各连的“东抗”负责人开展工作。
我团官兵忍着眼泪,让大片的国土在脚下丢失。蒋介石作为削弱异己的一种手段,让嫡系先撤,杂牌殿后。而我们团又奉命掩护五十三军,更是处于一种最危险的位置。万福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又偏巧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十月九日,在束鹿东南耿庄村,接到师的命令,要我团开往藁城南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我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
十月十日下午,我团先头部队,将进抵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敌人骑兵,约五六十名。敌人的骑兵也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并有占领村庄的企图。我先头的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形势,进攻敌骑。发生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十余名;缴获马枪两支,战刀四把,钢盔四顶,洋马鞍五盘,还有不少其他的军用品。综合这次战斗所得战绩,对敌人的战斗,处置迅速,向敌进攻,官兵士气非常旺盛。我们部队毫无损伤,因此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更相信运动战和进攻战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战术,要求打运动战、反对死守的呼声更高了。
半壁店袭击敌骑,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日作战,是一次小战斗。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当晚,我团第一营进入梅花镇,第三营进入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以后,即将四门堵塞,第一连防守镇的东面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重机关枪和迫击炮都有相当的配备。
这天夜里十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守城部队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敌攻城部队因伤亡过重,遂向我左翼包围,终因我以猛烈炮火压制,未能得逞。我炮兵瞄准发射,将敌人密集部队歼灭二三百名。经过激战,敌人被我大部歼灭。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我一营团团包围,但始终没有突破一营的防守,梅花镇的群众,对我团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了。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打来电报,叫我们丢下一营不管,带三营追他们。我坚决不同意,便派三营七连,在团属重迫击炮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时已近黄昏,连长李弗畏受伤。
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战士二十余名。这次我军守城的指战员,因在半壁店得到的胜利,鼓舞了杀敌勇气,提高了战斗情绪,加之党员积极分子深知守住阵地才能早日回师北上,故能在敌军强攻下,英勇顽强,激战竟日。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第三次胜利的战斗。
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沙克找我来了。我正在战壕里,手里拿着两份电报,观察战场上的情况变化。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沙克走近我说:“一营突围出来了!”我说:“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沙克皱着眉头,一时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八点钟,在四德村集合部队。我把赵承金、吕云起、王树章、李英武、沙克、于权伸、王光文等营、连长召集在一间大房子里,商议今后行动。我说:“我团的处境大家清楚。今天师长和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各位请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说到这里,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
大家一听说师长和旅长要丢弃一营,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特别是一营的军官,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
“再不能跟他们往南逃跑了,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
“对,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
敌人攻打梅花镇的枪炮声还在响着,我看着大家火热的情绪,充满信心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要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商量。”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认为我们对这一带以北地区熟悉,地方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找,不能再往南去。我们便在地图上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想在那里进行休整。有一个摇摆中的团副还当场算了一卦,说什么“运在东北行”,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矛盾。
大家相继散去之后,几个党员留下来又在一起研究,决定通过“东抗”发动和掌握群众,准备到小樵镇后再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北上打游击的行动计划。部队于九点准时出发,当夜开往晋县小樵镇。
梅花镇战斗,为我团留在敌后抗战,创造了条件。敌人正当侵华开始,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群众鉴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在思想上存有恐惧心理。敌人在梅花镇所受当头一棒,是在河北省遭受的首次惨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十月十一日傍晚,当我团第一营撤离梅花镇时,乔排长曾带领十六名战士,端着机枪在城墙上来回跑着阻击敌人,掩护军民从东门撤出,并且大声喊话:“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的,乡亲们快逃命吧!”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体会到敌人的残暴,也有没听见的,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团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了出来。
十月十二日清晨,五千多敌兵包围了梅花镇。成群的敌人从镇西南翻过城墙,扑向镇内,到处杀人。一些青壮年被敌人抓起来,绑在一起,一批批拉出去残杀。最大的杀人场是在辘轳把水坑。十二日下午,几百名敌人端着刺刀,站在水坑周围,并且架上机枪,还有飞机在上空盘旋。敌人用刺刀和棍棒,驱赶被绑着的群众往水坑里跳,立时就有许多人被淹死。敌人又用机枪扫射,血水溢出坑外,顺道沟流到大街上。在这里遇难的六百多名群众,仅有八人逃出。鲁全成一家,就有六口人,他的姥姥、母亲、妻和三个孩子,都惨遭敌人杀害。这一天,他是在天快黑时,被敌人押到辘轳把水坑,他看到水坑里已有许多乡亲被残杀,满坑的水都被血染红了。鲁全成不会凫水,一跳进水坑就喝了许多血污水,迷迷糊糊地昏了过去。后来被坑里的人挤到了西北角,他就躺在了成堆的尸体里边,只露着个脸,光听到枪响,和人们的喊叫。等到天黑,他清醒了过来,这才想到逃跑。他爬出水坑,身子贴着地皮,往北跑去,一直跑到北城墙,爬上去,又溜下寨沟,跑到外村亲戚家。
另一农民张满仓,被押到辘轳把水坑时,看到敌人正用刺刀和棍棒逼着人们往水坑里跳,还不停地用机枪扫射,很多人被打死,冒出一圈圈血水。张满仓是单独绑着一条绳子,没和别人连着,一下水他就往西慢慢潜游,憋得他在水底下喝了好几口血污水。等到实在憋不住了,他就露出一点头来,吸一口气,又赶紧潜下去。游远了,他才半闭半睁着眼睛,仰浮在水面上。他的头夹在一个尸体的大腿中间。敌人的子弹击中他旁边一个人的头,脑浆和血水溅了他一脸。天黑以后,敌人聚集在水坑南边烤火,他才从北边慢慢爬出,穿房过院,翻越城墙,脱离险境。
十月十二日这一天,敌人把从各户抓来的妇女,强拉到一家粉坊大院。其中有十一名孕妇,被敌人剖腹,并将掏出的胎儿吊在树上打靶。另外一百多名妇女被赶到一家染坊大院,受到敌人的奸污和残害。还有一百多名男人,被赶到地主尚家长工大院,一天一夜,不让吃一口饭,也不让喝一口水。十三日,全部被枪杀和挑死,尸体扔到院内的两个大菜窖和一个大粪坑里。
十三日这天,二百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外城墙根下。敌人追问六九一团去向,没有一个人吭声。于是,敌人便拉出四个不满十岁的女孩,把她们劈成两半。继续逼问,还是问不出一句话来。敌人气急败坏,把二百多名妇女和小孩,全部枪杀了。
同一天,敌人又将二百多名青壮年绑到东门外空地,毒刑拷打后,一批批用刺刀挑死。马胜福、马喜福等十一人,被敌人用铁丝穿透胳膊,打得死去活来。他们怒骂不止,最后身上被敌人倒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樊金保等六十三人,被绑到东门外碱水坑旁,先挖掉眼睛,再剁掉四肢,然后砍下脑袋,扔进坑内。张里等六十二人,拿起棍棒,想冲出去,结果失败,落入敌手,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推进打坯坑内,填土活埋。
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十四日下午,四十五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敌人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人们宁死不跪,敌人恼羞成怒,将四十五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到树上,尸体扔进井里。后来,梅花镇人称这口井为“血井”。像这样的“血井”,梅花镇共有十三眼。
也是在十四日这天,张玉振等六人被敌人毒打,头破血流,浑身血污。这天晚饭后,几个敌人拉着他们六个人往东门外走,只见街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尸体,两边树上还挂着好些人头。他们几个一边走,一边骂,也不管敌人听懂听不懂,只管骂:“狗娘养的,迟早有算账的一天!”出东门不远,敌人用刺刀把前边的一个人挑了,剩下的几个,有的挣断了绳索,和敌人拼了起来。敌人端着刺刀,发了疯似的冲张玉振他们乱刺,他们挨个倒了下来。张玉振觉得自己背上被扎了几刀,后来就不省人事了。后半夜,他才苏醒过来,因为没办法解开捆绑自己的绳子,就用嘴叼开拴连着别人的绳头,拖拉着一条绳子,爬到外村亲戚家。等到解开绳子,这才发觉,他的左手大拇指被敌人砍掉了半截,他的身上,还有十几处刀伤。
面对敌人的暴行,梅花镇群众拼死反抗。张二白被敌人抓捕后押上大街,一边走着,押解的敌人还一边用棍子抽打他。张二白猛一回身,从敌人手中夺过棍棒,手起棒落,一个敌人的脑袋开了花。张二白继续抡动棍棒,左劈右打,前后几个敌人都被他打趴在地。这时,有个端枪的敌人冲过来,张二白猛扑上去,不幸中弹牺牲。五十多岁的阎洛聪,看到一批批乡亲被杀害,便高喊起来,号召大家和敌人拼命。敌人向他扑去,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砸瞎了一个敌人的眼睛,疼得那个敌人嗷嗷直叫。敌人割掉了阎洛聪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力气,喷了敌人一脸血。敌人又砍掉了阎洛聪的双脚和双臂,还一刀一刀剐他身上的肉。阎洛聪虽然被残杀,但他那英雄的形象,却是光照日月,就连在场的敌人,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四天三夜,直到十月十五日中午才撤走。在此之前,梅花镇共有五百五十户人家,二千五百人,街道宽阔,房屋整齐,商业繁华,镇上常年驻有平、津、保、石等城市经营棉粮的商人,成为藁城、赵县、栾城一带棉粮集散的中心。敌人的烧杀抢掠,几乎把这个镇子毁掉。全镇被敌人杀死一千五百四十七人,有四十六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六百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四百多人。全国解放后,这里建有“梅花镇惨案纪念馆”,并被列为河北省重点保护的历史遗迹。一九八五年,河北省政府又决定重建纪念馆,以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所遭受的惨案。
梅花镇战斗,以及敌人随后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不久,马玉堂就在这一代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
马玉堂是藁城县东刘村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县立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在藁城县委、直中特委从事党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十月,因叛徒告密被捕,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七年三月获释出狱,党组织派他到六九一团做兵运工作。梅花镇战斗后,六九一团到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马玉堂主动要求回到家乡一带开展抗日工作。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串连地下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并且很快就组织起一支一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正式定名为抗日义勇军。不久,与翟晋阶组织的无极人民自卫团合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五支队,马玉堂任支队长。以后,马玉堂调任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一九四二年一月,他去延安学习,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不幸牺牲。
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小樵改编
我们撤离梅花镇后,从赵县四德村出发,在夜色朦胧中悄悄地越过敌人控制的沧石路,向晋县东北的小樵镇前进。
小樵镇,当地习惯把它叫“小里小”,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村镇,一两千户人家,有一些店铺,也还富裕。但由于兵荒马乱,街面冷落了。镇子的四周筑有围墙,经过几个月南北转战的军队,能在这里休整几天,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我们在小樵镇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我们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最先到的代表,多数是“东抗”队员。
人们陆续走进一间明亮的课堂,怀着激动、肃穆的心情,屏着气息,静静地等待会议开始。当人到齐以后,我走到大家面前,根据党的指示精神,主持会议。我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我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我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这时,只见一个“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在梅花镇这一仗,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
他刚讲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连长说:“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
军械长霍地站起来,驳斥说:“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地打鬼子,老百姓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另一个连长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北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
又一个连长站起来,紧握着拳头高声喊:“这话不对!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训练班向红军学过游击战术,也不能算完全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这时,有人四下观望,有人低头吸烟,也有人急得直跺脚。,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开了口:
“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
“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
“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
“对呀,让他们自己跟着国民党的屁股跑吧!”许多人同声喊着这句话。
人们叫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激昂慷慨。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像一股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眼看着大局已定,我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我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声。
接着,讨论改变部队名称,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五十三军的番号。当时多数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未和地方党、老红军接上关系,就主张另起一个名称。经过民主讨论,一共提出各种名称二三十个,大家主张不受地域限制,自然也包含着“打回老家去”的意愿。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又讨论戴什么臂章,大家认为应区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鲜明的革命标志。讨论的结果是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官兵平等。代表回去传达到全体官兵,即刻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
决定北上的消息传开后,全体官兵莫不欢欣鼓舞。因为臂章一时还不能制作出来,士兵们就找来一些红布、红线,缝在挎包或碗套上,队伍里出现了大小不同的红星,以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群众见了,开始是不解,后来是争相簇拥,伸起大拇指赞扬地说:“干得对!”小樵镇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
当时部队有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二营在井陉看守五十三军弹药库,一直没有归队。还有四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改编成三个总队,一总队赵承金,二总队于权伸,三总队沙克。选拔优秀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准备北上后再补充兵员。从此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
关于小樵改编,为什么不叫起义?当时,在我们部队里,三营有党的组织,而且着重发展干部入党,这个营是很有把握的。其他单位也有党员,他们原是黄显声的部队,着重在士兵中发展党,也有少数党员军官。我们能胜利地完成改编,正是由于一个营有党员干部可以完全掌握,另外一个营也有党员和“东抗”队员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像团部有些非党员,都要求抗日,又有点旧军官的服从性,听上级的话。改编时,虽然也有个别人有疑虑,但还是随大流走过来了。广大群众,则是坚决拥护跟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
我们完成改编后,立刻与五十三军断绝了电台联系,毁掉了密码。这时,万福麟通过十八集团军,又经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给我打电报,让我把部队带回到洛阳。来电说,已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说好,保护我团过铁路到洛阳。我通过十八集团军总部回电说,沿途日军很多,回不去,谁保护也不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途中有没有日军。以后,万福麟和程潜又下令,委任我为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当时,我们没理他这个茬。但以后反摩擦打张荫梧时,这个“支队司令”的头衔用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还有点用处,那时冀中部队已改编成八路军第三纵队了。
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胡乃超曾作《人民自卫军军歌》,套用《莱茵河军队战歌》即《马赛曲》,未及斟酌,没有定稿就传唱开来。歌词虽没有文字记录,至今有人还能记起,可见是及时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才给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歌词是:
神圣的自卫战争,
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向前!
倭奴逞强权夺我东北,
更无厌蹈进长城关,
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
我们要起来,
誓收复旧河山!
遵守党的铁纪律,
团结成救亡血战线,
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
为争生存而战!
为复失土而战!
勇敢!前进!到东北去!
这是人民自卫军!
胡乃超,吉林省德惠县人,是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他受党的派遣,到东北军六四七团及六九一团,以士兵身份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成立三纵队时他任团长,后来随南进支队留在冀鲁豫工作。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冀中领导机关转战到冀鲁豫时我和他又见过一面,时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我们转到太行后,得知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这里录下《人民自卫军军歌》,借以表示对胡乃超同志的深切怀念,并纪念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六九一团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阴历丁丑年九月十一。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每一个人也都走向了新生,我们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整整五十年了,六九一团还幸存人世的一百余名老战士,年纪最小的亦将古稀,谁都牢牢地记得那一天,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无比欢腾的情景: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是那样清朗,月光是那样明亮,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走上抗日的征途。
自然,在当时,对这支团队的未来命运,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别人,都还不能做出具体的描述和准确的预测,但它的现实影响和历史作用,却立即鲜明地显现出来。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就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我:这条路走对了。这其中也含蕴着张将军壮志未酬的心愿,更是对自己的部属表示的欣慰和鼓舞。
在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岁月里,六九一团官兵,几乎都担任了团级以上的军事指挥干部。
六九一团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非是一次偶然的行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时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这无论从当时,还是从事后来看,都是非常适宜的。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包括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于十月上旬攻陷石家庄后,当即沿平汉线向南追击,十月中旬占领邯郸,随后进抵漳河一线;包括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一○九师团的一部,沿津浦线和子牙河两岸向西南追击,其主力于十月中旬进抵石家庄东南约六十余公里的宁晋,其后即与二十师团一部并列向南追击。平汉线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自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陷落,则已基本形成溃退局面,当正定、滹沱河一线失守后更是溃不成军,向南逃去。基于这种形势,如果六九一团北上稍晚,势必陷入日军重围。如果提前决定北上,又难于摆脱五十三军,而且对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动员,也不易迅速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更难形成步调一致的行动。
六九一团留在冀中,首先这是北方局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再说,这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重大决定。就在当时,对于未来也还是充满信心的。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