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前，联合国安理会前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院士马凯硕出席“团结香港基金”论坛，就中美关系发表见解。在论坛期间，马凯硕回应提问者时表示，“中国必定会取得胜利。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怀有难以形容的恐惧之情”。
早前，联合国安理会前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院士马凯硕出席“团结香港基金”论坛，就中美关系发表见解。在论坛期间，马凯硕回应提问者时表示，“中国必定会取得胜利。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怀有难以形容的恐惧之情”。
对于外交官而言，最应避免的是说过于绝对的话。身为资深外交家，马凯硕为何会给出这样的论断呢？美国人究竟在惧怕什么？中国为何必定能取得胜利？
马凯硕觉得，乍看之下，引发这种恐惧的外在缘由似乎不少，然而深入探究这一恐惧的根源，实则是中国崛起对非西方制度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自大航海时代起，西方已统治世界长达五百年。倘若在特朗普刚刚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人仍满怀自信，他们对中国的敌意更多源于认为中国人抢占了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而产生的怨愤，以及中国逐渐逼近并超越美国所引发的妒忌，那么新冠疫情的降临则彻底将这份怨愤转化成了恐惧。
令美国人真正心生恐惧的是，非西方制度展现出的治理成效竟超越了西方模式，而这也从根本上撼动了美国人的自信。
某些时候，喜剧演员在解读外交政策问题方面或许比任何外交官都更为出色。前不久，美国喜剧演员比尔·马厄（Bill Maher）就中美关系进行了一次经典调侃，精准地指出了美国忌惮中国的缘由，即中国能够集中力量达成重大目标。
美国整日都在内部消耗。马厄讥讽表示，在众多美国政治领导人看来，执政已然变成体育竞赛、娱乐活动，又或是单纯无脑的幼稚游戏。这种政治体制的扭曲，是一个帝国走向衰落的先兆，美国无法凭借“例外主义”的往昔荣光维持现状。
自去年起，全球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冲击。此次大范围的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出现的传播速率最快、防控困难程度最大的一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2月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新冠疫情面前，全世界都经历了一场对各国制度的无差别检验，欧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方位地呈现在了世界眼前。就像张维为教授所言，这是一场开放式、体验式的关于制度自信的公开课。
各类制度涵盖国家政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制度，中美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态度以及最终结果存在差异，其本质是制度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引发了美国人的恐惧。和美国相比，中国具备四大制度优势，这些优势足以撼动西方制度的主导地位。
首先，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民主，更契合民主的本质。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这一优势切实保障了民主的真实性。
源自古希腊、在启蒙运动中得以发展的欧美式民主制度，本质是一种带有迷惑性的程序民主，是统治阶级用以哄骗被统治阶级的手段。公民个人利益与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互冲突的。
在该制度体系中，欧美政府确实依照既定程序行事，始终不违反民主流程。然而，他们无需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只需对统治阶层负责，其职责仅仅是走完规定的程序。因此，即便当前政府饱受民众抱怨，民众最多只能将这届政府罢免并重新举行选举。但新上台的政府依旧代表着统治阶层的利益，仍会重复之前政府的所作所为。
由此可见，英国经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竟出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群体免疫政策，企图让六成英国民众感染病毒，进而通过群体免疫来对抗病毒，这完全是不把人命当回事。其本质是牺牲广大普通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以此降低对经济的冲击和资源的消耗，从而保障英国统治阶层——资本家与旧贵族的利益。
荒谬的是，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还批评中国实施的武汉封城政策侵犯了民众自由移动的权利。然而，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分明是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直接侵犯，西方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这种将公民生命全然不当回事、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不管西方媒体如何粉饰，从政治和哲学层面来看都是恶劣的，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这样的情况绝不可能发生。
和西方的程序民主相比，中国的民主制度才是实实在在的结果民主制度。党和政府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给中国人民谋求幸福，确保人民能够当家作主。自人类诞生以来，唯有中国的民主制度在目标上就宣称要保障人民的利益，有了这样的立场，中国民主制度的真实性才得以切实体现。
而且，与由财团和舆论工具把控的西方选举流程相比，中国拥有极为完善的法律与规章制度，能够确保各项民主流程得以落实。中国不仅在结果上比西方更具正义性，在程序方面也正义得多。
再者，中国的政党体制规避了“党锢之祸”以及派系间的纷争。中国秉持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民主集中制，集中能够助力汇聚力量去完成重大事务。从各个方位、各个领域来看，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党中央对所有国家要事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党因其是历史与人民的抉择，故而具备强大的公信力。
前年，党中央下达指令，有着“五省通衢”之称、拥有数千万人口的繁华交通枢纽城市武汉全面封城，成功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基层党组织全面动员，使得14亿国人自觉居家隔离。解放军陆军和空军一同行动，运输紧急设备与物资。
在第一时间，数万名党员医生奔赴抗疫前线；党一声号召，众多工人仅用十多天便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基层党员干部与广大社区工作者投身“战疫”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难题。
在党的引领下，无数人在抗击疫情这场战斗中作出了重大牺牲，有些人即便献出了生命也毫无怨言。反观实行欧美制度的国家，党政分离致使政府既缺乏执行力，又没有公信力。在日本，安倍晋三宣布学校停课后，部分日本地方教育部门却无视命令，依旧组织学生上课。
在意大利，政府宣布实施封城举措后，市民们竟在街区排起队来庆祝“放假”，对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在德国，体育赛事、音乐会、演出等活动依旧照常进行；至于美国，就更不用多提了，此前特朗普政府采取放任态度，全然不顾民众的生死，即便拜登执政后不断呼吁，那些保守派人士仍认定他在说谎。
相较而言，历史经验表明，当遭遇新冠疫情这类重大灾难时，中国的政党制度具备强大的执行能力，这是我们显著的制度优势。党统领全局，集中力量攻克难关，引领我国完成一项项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逐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观美式制度，常常陷入党派之间的争斗，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加以破坏。
经典场景出现在热门美剧《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里，劳伦斯告知他的贝都因盟友，一旦他们所在的部落持续争吵不断，就还是会被视为“愚昧之众”，无法在这片栖息之地的纷争中存活下去。
此场景在美国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美国网友借此嘲讽美国两党彼此拆台、相互争吵的行为，认为这使得美国民众沦为“愚昧之人”，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中难以取胜。
中国的经济体制融合了诸多优秀理念。我国的根本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背景下，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国诸如医院、卫生所等各类公共卫生机构能够不考虑经济收益，全力以赴地医治新冠肺炎患者。
这种情形在西方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美国的医疗体系大多是私立医院，肯定要考量经济效益。怎么开展治疗、使用何种药物、聘请怎样的医生，完全取决于你支付的费用。美国的公立医院类似于我国的卫生所，起到的是托底作用，根本没有资源能够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我国，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关键命脉，在涉及国家安全与民生大计的行业和领域拥有绝对掌控权。因此，无论处于何种情形，只要具备相应能力，国家都会保障民众通水、通电、通气、供暖等基本生活需求，绝不使民众遭受困苦，而不会单纯考虑经济效益。
更不必说那些拥有雄厚资金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甚至喊出“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的口号。在疫情期间，国有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不顾成本和疫情风险，搭建起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生产线，以满足防疫需求，还争分夺秒研制出疫苗。我国能够快速摆脱疫情影响、广泛开展疫苗接种，离不开国有经济的支持。
最终，中国的文化体制把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融合在了一块儿。中华民族拥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当下我们所推行的体制在历史、传统以及国情这三个维度都具备深厚的根基，和中华文化高度适配，有根源、有源头且充满活力。
在悠悠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伟大的中华民族沉淀出了诸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理念。
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紧密相融，具备高尚的道义优越性；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包容宽厚、奋发图强等民族精神，让中华文明得以永续传承，并且在当下愈发具有吸引力。
在当代中国，文化制度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紧密融合，这使得我们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越是严峻，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是强大。
在此次疫情期间，一个省份定点帮扶一座城市、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捐款捐物、医护工作者毫不犹豫奔赴抗疫前线、海外华侨华人相互扶持，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现有的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积极的那一面。
经过这次“抗疫”斗争，全球都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自称为“山巅之城”“人类灯塔”的美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却洋相尽出，这也暴露出西方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实际上，就当下全球范围来看，可以说西方模式是治理难度最大的。
西方宣称自己是所谓的“开放社会”，若想稳稳地戴着开放社会这层面具，就得把表面功夫做足。但实际上，越是在民主程序上做表面文章，治理的难度就越大。除了之前与中国模式对比时所呈现出的那些不足，如今西方模式存在的问题还源于其自身内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起初，纯粹的民主制下一人一票的方式会使掌权者的能力趋向平庸。照理而言，评判政治人物的尺度应当是政治才能，然而数量占优的是普通大众而非社会精英。因此，大众挑选领导人的准则以及资本权贵左右大众喜好的本事，就决定了最终谁能成为领导人。
不过，普通民众往往只看重当下的利益，缺少长远的眼光和国际视野。但实际上，真正杰出的政治人物应当关注所执政国家的长远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从全球视角来思索国内问题。
所以，近些年来选举的结局常常是富有民粹特质、口才出众的政治人物赢得胜利。除此之外，种族、宗教信仰以及公关能力均成了关键要素。特朗普毫无行政方面的经验，纯粹依靠能言善辩击败了经验老到的希拉里。
再者，西方的决策模式得遵循所谓的“程序民主”，可大多数民众的觉悟往往滞后，而危机却需要果断决策。就拿奥巴马来说，他上台之后，便已察觉到美国面临的问题，于是决定推行改革。结果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罢工与抗议，最终只能放弃，白白错过了变革的好时机。
当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际，美国财政实际上已然陷入破产境地，只能听之任之。如今，那些为西方模式辩解的学者常常声称，西方仍存有希望，只是危机尚未达到足够严重的程度，一旦危机变得极为严峻，民众就会觉醒，政治人物也会全力以赴去解决问题。
的确，在另一个西方国家法国曾有过类似先例。二战结束之后，引领法国实现解放的戴高乐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法国必须开展重大变革，然而他却被迫提前下台退休。直至十多年以后，法国遭遇关乎存亡的危机，爆发军事政变，国家靠借贷维持，此时戴高乐才应邀请出山实施改革。
相较而言，在中国，只要领导人有革新的念头，便能即刻付诸行动。然而在西方，领导人只有在绝大多数民众想明白之后，才能够采取举措，二者差距十分明显。所以，在西方的体制之下，要么杰出的领导人无法当选，要么即便当选，也会因民众的短视与自私而难有作为。
当类似新冠疫情这般的危机全面爆发、形势严峻之时，领导人的能力以及整个国家体系已难以应对。美国出现的特朗普现象正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就像马凯硕所剖析的：
特朗普所引发的现象乃是在长期经济陷入困境以及外部危机重重的形势冲击下，群体产生的一种非理智反应。倘若持续遭受政治激进分子的挑动，这股浪潮最终或许会把美国政治逐步引向极端排外、镇压异见者的民主崩溃之路。
西方那种“各领风骚一时”的体制弊病远不止于此，像政策难以持续，无法制定国家的长远发展计划等情况也存在。
从经济视角来看，当下全球的一个大趋向预示了西方模式的前景，即作为西式制度支柱的中产阶级正在持续消失。2015年的数据表明，美国中产阶级首次在社会中占据绝对少数，其数量低于最富有与最贫穷人口的总和，美国社会由此开始从纺锤形转变为沙漏形。
美国政治学者巴摩尔曾说，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当年弗朗西斯·福山之所以狂妄宣称“历史终结”，也是觉得无产阶级转变为中产阶级后，马克思的论断就会自行失效。一旦中产阶级消失，西方模式定然难以存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处于鼎盛时期，彼时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黄金储备、工业产品制造、国际贸易总额以及债权总额等方面均位列全球首位。然而如今，美国在新冠感染病例数、枪击事件发生数量、军事费用支出、国家债务规模以及“红脖子”群体数量等方面独占鳌头。这样的转变，难道还不能预示美国制度的未来走向吗？
实际上，当某一文明走向衰落时，其迹象会在诸多方面显现出来。只需深入当地的日常生活，便能清晰洞察到这一点。马凯硕在美国逗留了三个月，就明显察觉到美国人对中国怀有难以名状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在对自身文明和制度丧失信心时所呈现出的不知所措。
故而，不论西方声称自身的制度模式怎样占据道德层面的优势地位，一种无法存续且难以持久的制度，即便号称“美好”又能有什么意义呢？一种连为自己的民众、自身的文明提供安全感都做不到的制度，又何来未来可言？
未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制度究竟是会因自身难以为继而走向崩溃，还是会被外来文明取而代之，亦或是因极右翼势力再度兴起而走向终结，这不过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异罢了，其终将被历史淘汰的宿命无法更改。
在美国社会大范围出现的恐惧情绪是合乎常理的，引用马凯硕的说法，“美国人该适应世界不再由西方主导的时代了”。
文/南宫钦
来源：时刻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