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市场上各种商品的大量涌入。在政策尚未成熟的初期，国内部分地区因此出现了走私行为的激增。这类走私活动在当时并未完全定性为犯罪，而是存在于法律灰色地带，且极为赚钱。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市场上各种商品的大量涌入。在政策尚未成熟的初期，国内部分地区因此出现了走私行为的激增。这类走私活动在当时并未完全定性为犯罪，而是存在于法律灰色地带，且极为赚钱。
特别是在广东省的海丰县，该县处于偏远的县城边界，历来经济发展滞后，被称作“牛地”。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生活贫困，众多人选择前往港澳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得益于临近南海，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海丰县迅速成为一个走私商品的集散地。
陈云
海丰县走私的情况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从汽车、家电到服装和手表，几乎各种消费品都能通过走私渠道在这里找到。这一行业的利润丰厚到足以诱惑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在内的多种人群参与其中。甚至有报道称，部分负责打击走私的执法人员也被卷入了这一非法活动。
到了1980年，仅海丰县的一个社区就有超过16%的居民参与走私活动，其中包括111名党员和34名支部委员。涉及的走私船只多达39艘，每艘船平均至少运送过3次走私货物。
根据时任中央纪委教育室干部蒋秀生的描述，走私之风一度猖獗到难以控制的地步。街道上随处可见走私货物，普通民众失去了工作的兴趣，学生们也不愿意上学，大多数人都投身于走私的快速赚钱之中。几乎每户人家都或多或少涉足走私，当地政府缴获的走私物品之多，以至于既难以详细记账，就连仓库也容纳不下这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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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普遍的走私环境中，王仲的腐败行径开始显露无疑。作为海丰县的县委书记，王仲还兼任了反走私行动的总指挥。本应是走私活动的坚决打击者，他却不幸成为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者，逐渐走上了一条无法挽回的道路。
王仲曾经在山东从事教育行业，1947年加入军队并迅速入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凭借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军旅经历，迅速在政府机关中崭露头角。不同于其他只擅长军事的将领，王仲的政治和管理才能使他在官场上迅速升迁。
1976年2月，王仲被调到海丰县担任县委书记和副书记。他上任初期表现出色，以严肃的态度管理各项事务，对违法犯罪行为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他对走私活动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使得当地的违法现象有了显著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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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严格的政策，规定前往港澳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并经过审核批准。这一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无序的出入境行为，走私活动因此大幅减少。
可突然有一天，一位当地的广播员带着一个纸箱子来找王仲。这名广播员用其家庭情况作为理由，表述了自己父亲因历史原因留在大陆，而其祖父在香港老迈多病，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大陆的孙辈。
他解释说，家里的所有出行手续都已妥善准备并提交，他本人只是希望王仲能帮忙查询一下他们的探亲审批进度。虽然通常情况下，探亲审批是不会被无端延迟的，但他此行显然有所图谋。
本来王仲打算坚决拒绝任何此类请求，但广播员随即展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箱，里面静静躺着一台17寸电视机。在那个时代，电视机在内地极为罕见，通常只有高官显贵才能享受这种奢侈品。广播员的孝心和电视机的诱惑让王仲动心，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的“初次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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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受贿的经历让王仲难以平静，数日之内他夜不能寐，内心忐忑不安，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司法部门发现。但他也无法将已经接受的贿赂退还，于是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之后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惩处，这让他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失去了初心，开始更加贪婪和胆大，不再担心后果。
当一名教师前来求助，希望王仲协助处理其一家五口的出境申请时，王仲索要了一台彩电和收音机作为“劳务费”。同时当一位港商的亲属需要出境时，王仲不仅迅速办理了相关手续，还额外要求对方提供一台冰箱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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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王仲被调到汕头，出任政法委书记，这一职位让他负责监管打击走私行动，这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王仲的贪婪不再仅限于收受贿赂，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大量缴获的走私货物。这些物品因数量庞大而难以完全记录，王仲便趁机从中取利。
在缉私行动中，王仲经常亲自到场挑选自己中意的物品。无论是手表、收录机还是高档服饰和药品，他都毫不客气地带走。根据后续调查，仅1980年的两个月内，王仲就从汕尾的仓库中拿走了180多块手表和8台收录机。
王仲不光为自己取物，还鼓励其他同事参与其中。有一次，他在汕尾公安局的仓库中拿了13台收录机，自己保留一台，并分发给了其他人员。对于那些犹豫不敢取的下属，他大声宣称这是对他们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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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的行为导致海丰县走私活动越发猖獗，逐渐演变成一个知名的走私市场。为了更方便地控制走私货物，王仲将他的妻子安排在民政部门工作，几个子女也被安置在政法系统。就这样，整个家庭都涉足了走私活动，形成了一个内外勾结的腐败网络。
随着王仲越来越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许多人开始向中央政府写信举报。然而，每当有上级检查时，王仲总能巧妙地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在机关内部拉拢一批和他同流合污的人员，同时排挤和威胁那些不与他同道的同事。王仲利用这种手段形成了一个保护伞，使自己在政治生态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其实王仲的腐败行为早已引起了广东省纪委的关注。可每当他们试图调查，派遣的小组要么被当地已经腐化的官员影响，要么遭到整齐划一的贪污集团的阻挠，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查。
王仲
虽然王仲在海丰县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他无法封锁民众的言论和思想。民众对他的贪腐行径愤怒不已，大量举报信如潮水般涌向纪检机关，揭露他的不法行为。
到了1980年3月，汕头地委对王仲下达了停职调查的命令。可权力已使王仲失去理智，他公然无视上级的决定，甚至傲慢地宣称：“想让我走，看谁先走！”
那年7月，当一艘满载走私货物的船只被当地公安部截获时，王仲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并赶至现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挑选走私物品，选中的直接带走，最后甚至需要用车辆来运送这些赃物。
就在广东省纪委无计可施之际，中纪委通过《南方日报》上的一篇检举信注意到了王仲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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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调查揭露了惊人的数字：自1979年末至1981年7月，王仲接受了前往香港的人员和商人的贿赂，其中包括6台电视机、2台收录机和1台电冰箱，总价值达到了1.1万余元。他还从政府仓库中非法携带走331只手表、1台电视机、17台收录机、两台电风扇以及大量衣物和布料，这些走私物品的总价值高达58141元。
王仲的贪污金额达到了6.9万元，这还不包括他家庭成员的非法所得。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笔巨大的金额，尤其当考虑到普通公务员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王仲的非法所得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一百年的工资。
陈云在审阅相关报告后震怒不已，他在报告上坚决批示：“我主张严办几个，处死几个，判刑几个，并且要公开报道，以此作为整顿党风的一个警示。”
这份报告随后提交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对此案的处理态度十分明确，他的批示简短有力：“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当时案件报道
收到陈云指示后，王鹤寿迅速前往海丰县展开调查，以搜集王仲的贪腐证据。古语有云：“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仲的行为最终无法掩盖，众多证据很快便被摆放在了陈云的办公桌上。
在王仲的犯罪行为被彻底揭露之后，关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些观点认为，虽然王仲的贪腐行为确凿无疑，但不可忽视的是，从某种程度上看，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海丰县的经济总量因此在广东省一直名列前茅。
但更多的声音是强烈要求严惩王仲，认为他涉案金额巨大，如果轻判将背离党的初衷，必须严厉惩处以正视听。
在权衡了各种意见后，陈云坚决拒绝了任何宽容的建议，决定对王仲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命令对王仲执行死刑。
王仲
王仲对这一判决不甘心，提出了上诉，但最终上诉被驳回。他于1月17日在汕头被公开审判并执行死刑。当天执行现场人潮涌动，约1.7万人聚集，见证了王仲生命的终结。
这一切都表明，贪婪不仅能够摧毁个人的命运，还会蚕食社会的道德基础。王仲的下场是对他贪欲之路的终极警示。
来源：侯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