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插队到农村后，除了日常的劳作，文化生活变得十分匮乏。除了收听新闻广播，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可以参与。偶尔打打扑克，也只是为了消磨那漫长的夜晚。

[讲述人：钱应乾]

1964年10月，我离开家乡江阴，前往昆村插队落户，直至1979年5月，我通过顶替政策回到江阴原籍，这段岁月横跨了整整15年。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里充满了各种趣闻轶事。尽管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每当回想起来，依然清晰如昨，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插队到农村后，除了日常的劳作，文化生活变得十分匮乏。除了收听新闻广播，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可以参与。偶尔打打扑克，也只是为了消磨那漫长的夜晚。

有一天，几位在不同大队插队的同学聚在一起，聊起了文化生活空白带来的种种无奈，萌生了自己创办刊物的想法。我提议道：“如今，劳动之余，我们无书可读。与其浪费时间，不如大家动手写点文字。这样既不会荒废学业，又能锻炼思维。将来若有机会，还可以为报考大学做准备。”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接着，我们开始为刊物名称出谋划策。对于中国人来说，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承载着人们的期望。创办刊物是一件新生事物，它应当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而我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前途如同太阳般光明、花朵般美好。于是，有人提议将刊物命名为“蓓蕾”，大家纷纷叫好。

关于创作的主题与内容，我们早已成竹在胸，只待付诸笔端——那是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当时青年不良习气的批评等。

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夏晓基、薛阿根、沙庆定、沙惠民——都兴致盎然，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写稿的、刻钢板的、搜集资料的，人人参与，个个出力。

当第一期创刊号问世时，我们都欢呼雀跃。它字迹工整清晰，印刷精美，尤其是那鲜红的封面画——一幅出水蓓蕾，叶片上还点缀着晶莹的露珠，着实令人喜爱！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啊！

记得当时我为这期创刊号撰写了题为《红花礼赞》的散文。其主旨是：田间的红花草看似平凡，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它那艳丽的紫色花朵，是蜜蜂酿蜜的上好原料；它那鲜嫩的枝叶，是美味且营养丰富的蔬菜；待到成熟后，被农民收割，在河泥中发酵，成为优质的有机肥料……

此后，我又陆续创作了《年轻人，放下你的烟斗吧》《读〈平凡的人〉有感》等文章，写作热情愈发高涨。

“蓓蕾”在我们的悉心呵护下，一天天茁壮成长，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附近的许多插队青年争相传阅，因为它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然而，刊物出版到第七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社得知了此事。

公社团委书记找我们谈话，指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拜他们为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是必要的。青年人写点东西，抒发情感，表达思想是好事，但青年学生最容易滋生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不健康的。他希望我们与贫下中农站在一起，为他们服务。

书记的谈话充满了对青年的关怀，但其中也夹杂着些许“警示”的意味。对于刚踏入社会的我们来说，这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后果”。于是，我们只能选择“偃旗息鼓”，仅出版了七期的“蓓蕾”就此夭折了。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后怕。因为在那之后，运动接连不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安上各种罪名，那真是“吃不消，后果严重”。而我们“见好就收”，实在是幸运之极。不得不感谢那位书记的好意。

我下乡后，曾经历过三次与水有关的危险事件。其中一次发生在1965年7、8月份的一个下午，当时烈日炎炎。我们坐在树荫下，汗流浃背。为了消暑，我们一起前往村后的大河——七波塘游泳。

我不会游泳，便坐在石条上，紧紧抓住渡船的绳索，看着他们在河中欢快地畅游。

这时，渡船上走下来一个人，是农村工作组的小哥。他抓住渡船绳索，开始往岸边拉。然而我却毫不知情，仍在为他们大声喝彩。突然，我的双脚离开了石条，整个人迅速下沉，紧接着眼前一片漆黑，只能“咕咚、咕咚”地大口呛水。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即将丧命。

就在我再次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我睁开双眼，猛然看见前方有一个黑影。求生的本能驱使我毫不犹豫地紧紧抱住他。

那是我的战友沙庆定。

他发现我正在下沉，便迅速游过来。当他刚一接近我时，就被我从背后死死抱住，也呛了几口河水，但他屏住呼吸，奋力将我推向岸边。

最终，我站稳了脚跟。

睁开眼，我看到沙庆定同学正大口喘着气，满脸通红，却带着微笑。我走上前去，紧紧抱住他的肩膀，泪水夺眶而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次是在1967年2月间，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天空布满铅灰色的云朵，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社员们无所事事，早早吃过午饭，便在家中蒙头大睡。

大约下午2点，我的弟弟从常熟家中专程来到石牌乡下探望我。轮船停靠在乡间小站——河双。由于对路况不熟，他一路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村子，推开我的房门。只见他满头雪花，浑身泥泞，满脸通红地站在门口。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他还坚持到乡下来看我，我内心十分感动，急忙把他拉进屋内。

这时我才突然想起，家里一点菜都没有，该如何招待他呢？于是我穿上皮大衣，脚蹬套鞋，顶着风雪前往半里外的小店购买咸肉。去小店需要经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河，而过河则要走一条狭窄的跳板。那天，路上积雪厚达半米多。

我踏着积雪，步履艰难地向小店挪动，每一步都滑得厉害。田野里寂静无声，不见人影，唯有雪花飘落的“沙沙”声在耳边回荡。

走到跳板旁，我心中泛起一丝不安：跳板太窄了，上面覆盖的积雪已经结成了冰，每踏一步都发出“格格”的声响，若不小心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说时迟，那时快，刚迈出两步，只听“嗤”的一声，我整个人便滑落到河中央。

河面结着薄冰，冰冷刺骨，冻得我手心生疼。恐惧在心中蔓延，加上脚上的套鞋灌满了水，身体不由自主地往下沉。

我拼命呼喊：“救命啊！来人哪！”然而，田野里一片死寂，无人回应，只有大片大片的雪花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我感到一阵绝望。

突然，我身上的那件皮大衣像一张巨大的棉被一样铺展开来，覆盖在河面上，将我托了起来。

我惊喜万分，急忙用手奋力向岸边划去，一下，两下，身后的冰块也发出“哗哗”的碎裂声。经过几分钟的挣扎，我终于摇摇晃晃地爬上了岸，拖着冻得僵硬的腿，踉跄着向自己的茅屋奔去。

裤子早已冻成了冰块，每走一步都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刺骨的寒风让我浑身颤抖，牙齿不停地“格格”作响。打开门，我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听完我的叙述，弟弟和我都对这件皮大衣充满了敬畏——这可是一件救命的衣服啊！

第三次是在1968年的9月份，正值秋收时节。田野间一片丰收景象，谷穗沉甸甸地低垂着。伴随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和脱粒机的隆隆声，这些声音在村子上空回荡，勾勒出一幅热闹的乡村画卷。

当时，我是一名民办教师，回到小队参加秋收劳动。我的任务是负责将田里的稻谷挑到船上，再运回生产队。运稻谷的船停靠在小河边，由于塘岸较高且岸边没有木桩，只能用绳子将船系在岸边的野草上，以此来固定船只。

此时，船上的稻谷已经堆得很高。当我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走上稻船时，重量使得船体猛然下沉，竟将岸上系船的草连根拔起。船瞬间向河中心漂去，而我还站在跳板上，未及站稳，便连人带担子一同掉入河中，垂直沉入水底。

当我浮出水面时，已经呛了一口水。不过这次我并没有惊慌，因为河面并不宽，危险并不大。我伸出手，凭借水的浮力，抓住船帮。当岸上的社员们高喊着：“小钱掉到河里啦！”并奔向河边时，我已经爬上了稻船，真是虚惊一场。

三次落水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做事必须细心谨慎，任何粗心大意都可能导致“灭顶之灾”。同时，我也从中领悟到生命的珍贵和亲情的温暖。

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话题，而房子在其中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为我们遮风挡雨、遮挡烈日，更是我们心灵的安乐窝和避风港。它能牵动我们的喜怒哀乐，也见证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1964年，我刚到昆山石牌公社插队时，被分配到同星大队六小队。当时，生产队经济状况较为贫困。由于缺乏资金为知识青年建造房屋，我们只能借住在当地社员的家中。

这些房屋通常是社员闲置的空房，阴暗潮湿、阳光稀少，老鼠横行，夜晚常常难以入眠。

一年后，生产队为我们搭建了一间茅屋。

这间茅屋以三根毛竹为梁，分为里外两间，还借用了一堵生产队仓库的墙。我和另一位知识青年夏胜基就住在里面。

由于社员们认为我们下乡只是暂时的锻炼，不久就会离开，因此在建房时比较马虎。加上地基逐渐下沉，没过几年，这间草房就变得歪歪斜斜，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这让人常常感到担忧，尤其是在下雪天。

一晃几年又过去了，我们却没有任何能回城的迹象。再住在草屋里也对不起自己，看着别的社员都住上了瓦房，我们也“眼红”，于是造房这件事，就提到我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然，造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需要钱。我插队在农村，虽然做民办教师，但工资是相当低的，全年总收入只相当于农村的中等劳动力，勉强维持农村低水平的生活，哪里来钱再去造房子？几十元，几百元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每每想到这件事，我的心中便充满了忧虑。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和亲戚们得知后，都愿意资助我。他们深谙“安居乐业”的道理，纷纷慷慨解囊。

这个三百元，那个五百元，不久便筹集到了两千多元，再加上我自己的积蓄，总共凑齐了三千多元，建房的资金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接下来是建房材料的问题。那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物价相对较低，一块砖仅需两分钱，但材料需按计划分配，市场上无法随意购买。因此，购买砖头成了最大的难题，因为分配的砖头数量总是不足。

因此，我们只能平时省下柴火，到土窑去换取砖头。通过这样的积少成多，我们最终收集到了四五千块砖头，但这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产队批给我们的建房宅基地是一块地势较低的低田，平时积满了水。要在这块地上建房，宅基地需要垫高很多，这就需要大量的砖头。

公社负责插队青年工作的干部姓李，他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洪亮，大家都戏称他为“李大人”。他对插队青年还是比较同情的。

我们与他商量，把具体情况向他说明，并请求他的帮助。他爽快地批给了我们十四吨火砖的计划。

在当时，这些砖数量可观，在当地尚属罕见，村民们都羡慕不已。我们心中满是喜悦，对这位“李大人”充满了由衷的感激。然而，如何将这十四吨断砖从红窑运回队里，却是一道难题。由于路程遥远，这项任务显得异常艰巨。

那时，砂石公路寥寥无几，汽车也未普及，内河运输主要依赖挂机船。我们最终决定，只能通过水路将火砖运回家。那天清晨三四点钟，我和爱人便早早起身。

我们请来了帮忙的社员，准备好了路上的饭菜，并带上了钉耙、担子、绳索等工具。天亮时，借来的四条船和一艘挂机早已停靠在船坊。六点多钟，船队伴随着挂机船的隆隆声，向目的地快速进发。

1974年4月，新房正式动工兴建。我们秉持着扎根农村的理念，力求房子建造得坚固耐用。因此，房子的地基处理得非常用心，高度齐腰。社员们纷纷称赞，这样的地基足以支撑起两层楼房。

仅仅两个月后，三间宽敞的朝南平房便矗立在七波溏河畔。彼时，石牌公社跨度最大的水泥桥也已竣工。因此，只要走近大桥，便能望见一排整齐的红瓦房，四周绿树掩映，房前冬青篱笆环绕，格外引人注目。

“这就是我的家，”我自豪地宣称。

1979年，我根据政策顶替回原籍江阴。按政策规定，我将房子卖给了同小队的一名社员。即将离开这个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家园时，我不禁心生不舍，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1964年10月，我虚岁18，刚从高中毕业便插队下乡。由于在家时，日常生活如洗衣做饭等琐事都由父母包办，我几乎什么都不会做。

插队到农村后，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自己动手解决所有生活问题。当时，队里安排我们住在当地一户农民家的空房内，房东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成了我的寄爹寄娘。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还真值得一说。

那是我第一次坐在灶边烧饭。以前在城里用的是煤球炉，从未见过灶头，因此初次接触柴草时，我甚至感到一丝新奇。我坐在灶后，将稻草拦腰折断便点火推进灶洞。

起初，火苗燃着了稻草，但火势并不旺。我心急之下，又将稻草推进去，没想到火却突然熄灭了，浓烟滚滚，呛得我直咳嗽。

我只能低下头，用力吹气。突然，只听“轰”的一声，火是烧着了，但一股浓烟裹挟着热浪直冲出来，差一点烧到我的头发。我吓了一跳，赶忙跑出灶外。

这时，房东大妈正站在门口，她一看到我狼狈的样子，立刻走过来，焦急地说：“太危险了！”她迅速地挪开灶后的柴草，并教我如何制作草把、如何点燃，以及如何将柴灰掏空，然后让干草稳稳地搁在上面。

果然，火苗一下就蹿起来，烧得很旺，我按照她的动作试着，终于掌握了如何烧饭。后来想想，这是利用新鲜空气助燃，这样简单的道理，自己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实在是难为情。

这时隔壁的一位大嫂走过来说：“你们离家这么远，又什么都不会，李家伯母那么关心你们，还是认她寄娘吧。”于是，我“寄爹寄娘”就这样叫开了。

我的寄爹寄娘”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他们口头上不会花言巧语奉承你，然而在生活上，却无微不至地关怀你，从平时的柴米油盐到衣食住行，无所不及，如同亲生父母一般。

1968年9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学校上课，本来是烈日当空，可突然狂风怒号，大雨倾盆，天空一片漆黑，是雷阵雨来了。我想：“糟了，伞没带，怎能回家?”四点半以后，放学了。依然风雨交加，一点也没有停歇的迹象。

这时，学生们都陆续回家。我站在学校的走廊里，看着密密的雨点拍打着地面，不禁发起愁来。学校离家较远，路滑、雨大，还要走过一座小木桥。说实话，农村的泥路实在不会走，高一脚低一脚的，况且还要过河。

正在此时，从学校后面的小河里传来了我寄爹的喊声：“小钱，快上船!”原来寄爹摇着船来接我回家。我冲出雨阵，奔向河边，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向家中驶去。

由于风大雨猛，寄爹虽然拼尽全力，但船还是缓慢前进，狂风吹着他的雨衣，紧裹着他的身体，雨点打在他古铜色的脸上，他毫不在乎。突然，他的雨帽吹落了，雨水顺着头发，直往下流，可他还是坚持着，手握檐把，摇啊摇，向着目的地。

坐在船舱里的我，这时正钻在一顶伞下面，听着风声雨声，小船前进的潺水声；看着他晃动着的矫健身躯，我激动的泪水涌出眼眶……

终于到家了。可是，我寄爹的整个身子，却被雨水淋湿了。

我寄爹寄娘也是真心实意的农民。1979年，我按政策上调到江阴工作，我自己建造的三间瓦房怎么办，原先准备托寄爹管理，同他一商量，他说：“房子托给别人照顾，总是不牢靠的，而且房子没有人去住也容易损坏，不如把它卖掉为好。”

说得有理，我就预备把房子卖给本队的一家姓李的社员，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砖头、木材都很便宜。我一核算，估计整幢房子在两千元左右。照例，只要双方同意，马上可以成交。

然而，小队里有一姓姚的社员也想要我这套住房，但他又不想付我那么多的钞票，于是利用其女婿当队长的便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中作梗。

由于意见不统一，双方争执不下，只能请公社有关人员帮助解决此事。我请寄爹想想办法。

他说：“这些人是得了红眼病，他们欺负你们年轻。你不如回江阴，把你父亲请来，看他们怎样说话。”

我想他说的话十分有道理，就回家把父亲接来，让他替我出面，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出钱造的房子，小队里没有任何补贴，仅仅在造房的时候，派了几个小工，所以不存在任何纠纷。

公社的同志也调解说：“小钱他们下乡十几年，为小队做了不少贡献，造房派工是应该的。你们大方一点嘛。”那队长再也讲不出什么理由。

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份卖房协议，由姓李的买方，我卖方，中间人寄爹、老李各一份，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现在想起这事，我确实感到我寄爹寄娘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他们处处为我们着想，时时想办法帮助我们解脱困难。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我离开生产队已经多年，但我和寄爹寄娘还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逢年过节，我想着他们，买点水果、补品，让他们高兴，他们也惦记着我们，常拿点土产、糕点，让我们尝尝。我们有了孙儿，还请寄娘到我儿子家去照料，我们真的像一家人。

蟹，现在是一种高档次的食物，价格昂贵，一般工薪家庭很少买它。然而在20世纪60、70年代，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蟹在农村随处可见，并不稀罕，价格也极低。和几个同学美美吃上一顿，也是常有的事。

1965年8月份，我插队不久，不熟悉农活，小队里特地叫一个农村青年小李辅导我们。一天，我们三个青年到田里耘稻。这块稻田离家较远，平时也没有人去管理，所以稻田里水草很多，像草皮一样铺满了整块水田，碧绿一片。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我们一边劳动，还一边说说笑笑。我弯着腰，两手用力地在稻根四周抓着草，把草连根拔起，然后塞进泥里踩实。

俗话说：“麦要压，稻要挖。”所以我挖得很卖力，不一会就汗流浃背。我的一只脚又踩进了水潭内，感觉上有点不一样，脚踏到一个硬的东西，而且那东西有棱角，仿佛又在爬动，我用手在泥中一摸，抓到了四只硬邦邦的脚，分明是一只蟹。

然而它极不愿意束手就擒，不断地舞动着两片大刀似的螯，向人示威。我用脚踩住它，用手把蟹从水中举起。

嗨，好大！它背是青黑色的，肚是土黄色的，张牙舞爪，口吐白沫。小李走过来帮忙，用野草把它绑牢。那时的蟹很多，人们下地干活，抓住一两只是经常有的事。

蟹在10月份以后，都长得结实饱满，是人们品尝的好时节。

“北风响，蟹脚痒。”河中的蟹在晚上常会向岸上爬。根据这一特点，农民们常在晚上带上丝网，去河中捉蟹，可以给贫困的农家生活增添一点油盐补贴。因为当时的农村，生活极度贫乏，没有一点生气。捉些蟹到市场上去卖，这也算是一项小副业吧。

196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寒气逼人，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闪亮的星星。我跟一个农村青年小姚去网蟹。小姚一手提着一盏油灯，一手拿着两张丝网和一根长竹竿，我们就向河边走去。小河离开村庄较远，在这里捕到的蟹多，且个头大。

走上塘岸，只见河两岸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小草棚，里面都亮着灯，那是人们捕蟹的场所。

人们为了抵御严寒，而搭建起来一个临时小屋。我们钻进草棚，小姚就把灯挂在河岸边的小木桩上。顿时，黑洞洞的小屋，满堂生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接着他就熟练地用长竹竿把两口丝网张到河的中央，丝网很长，差不多把半条河给拦住了。

两条网成扇形，网的顶端拴在岸边的木桩上。他对我说：“我们安心坐着，只要看好网下端的白色小浮子，一动，就可以拉网了。”

于是，我们相对而坐，嘴里嚼着瓜子，小声地谈笑着……20多分钟过去了，浮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我有点不耐烦了，心想今天晚上可能要白走一趟，然而小姚却是镇定自若。突然，水中的浮子动了一下。我说可以动手拉网了，可是小姚却说：“不忙，待它爬上网再拉也不迟。”

水中的浮子又一阵抖动，说时迟，那时快，小姚两只手飞快地拉网，丝网刷刷地向岸边行走，激起一股白色水花，并在岸边堆成一团。只见一只大蟹被裹在网里拼命地挣扎，无奈它力不从心，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

我真是太兴奋了，不住地说：“你真行，有一套。”

他却说：“小事一桩，好戏还在后头呢！”就这样到深夜十二点半，我们共捕到九只大蟹。

我寄爹在大队电灌站工作。对于蟹，他见得多，我也吃了不少。每当电灌站向田间灌水时，马达一响，大河的水就被水泵抽进机房。那时河中的蟹很多，由于水流很急，它们忽悠悠，轻飘飘，身不由己地顺着水流冲进水管。

进水管的直径有面盆那么大，所以吸力是相当强的。

管外面有小竹篱笆围着，蟹便被阻挡在外面，它们就会向上爬，可以轻而易举地捉住它。

有一次，寄爹把一面盆的蟹给我，他说：“昨天晚上水闸打水，真是大丰收了。这点蟹你们烧烧吃吧！”于是一顿特殊的蟹宴在中午就摆出来了，我们都吃得很开心。

1966年10月，在我下乡插队三周年之际，我的同学陈永年专程从江阴到昆山来看望我。他是我下乡十多年中，唯一的一位在城里工作，而又不辞辛劳从家乡到农村来探望我的同班同学。

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到河双轮船码头接他。同学长久不见面，分外亲热，他用手捶着我的肩：“嘿！看上去，你气色不错，想不到，你到农村，反而变得强壮多了。”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都既兴奋又激动。

他说：“听说昆山农村很艰苦，你父母也担心你吧！”

我的心底荡漾着一股暖意，确实，陈永年同学是我最亲密的同学之一，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六年同窗，感情深厚。他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处处照顾我，帮助我。

沿着七浦塘河岸，不一会就到家了。晚饭是在极度兴奋中开始的，大家说着笑着。我也破例喝了一点黄酒，满桌的蔬菜、鱼肉，最突出的是那硕大的红彤彤的蟹。

我们都叫永年多吃一点。

他用手剥着、大口吃着，点头赞扬着：“好吃。蟹肉甜津津的，鲜极了。吃了蟹，百样菜无味道。”大家提议，为友谊干杯！为健康干杯！就这样，欢笑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我们又陪他去拜访了其他几位同学，大家自然是相当的高兴。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决定下午和他一起去巴城浴室洗一次澡，顺便参观一下巴城镇。

巴城的浴室在一条街道的尽头，坐北朝南。走进浴室的外间，热气扑面而来。太阳暖洋洋地从明亮的玻璃窗中透进来。浴客们有的看报，有的喝茶，有的谈笑，一派悠闲的样子。

从浴室出来，我们信步走上巴城街头，我走到文具店，选购了一本日记本。我把它赠送给同学永年，作为纪念。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同学友谊深如海、地久天长。”

我落户的生产队里，有一位教书的老先生，名叫王朴安，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皮肤白净，待人谦虚、和蔼，平时满脸堆笑，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

据说，他是常熟人，年轻时，在乡间的一个私塾里教过书。

在国家困难时期，他拖儿带女，离开家乡，到昆山农村落脚，在小队里一住就是七八年，后来他本人也成了大队里的一名民办教师。

王老先生同我们插队青年的关系很好，共同语言较多。我们很尊敬他，常到他家里做客。他为我们沏茶、点烟、让座，然后是天南海北的畅谈。

有次，我们谈到了鲁迅先生，王老先生说，他最敬佩的就是鲁迅先生。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以犀利言辞，写下大量杂文，抨击社会黑暗。

王老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他写字时，有一个特点，就是静。

他认真地铺好纸，提着饱含墨汁的毛笔，默默地思考一下，大概是在考虑写字的布局吧。接着，他就奋笔疾书，一会儿就大功告成，周围的看客是一片赞叹。

王老先生也乐呵呵地，嘴里不住地说：“献丑了，献丑了。”

由于他字写得好，社员写信或婚丧喜事都要请他代笔。他从不推辞，也不受礼，只抽支香烟就行了。

大约在1966年4月份，王老先生的气喘病犯了。这是他的老毛病，已得了几十年，一直未愈。一到冬天，气候寒冷，就气短、胸闷，吃不下饭，体弱乏力，只能提前退休。

退休之前，他向大队领导推荐我去接他的班。因为当时，我在那一片自然村里，文化程度最高，除了教过农村夜校的初中课程外，还给大队的文艺骨干教过音乐，所以大队干部一致同意。于是，我也就开始了教师生活。

回城以后，我得到王老先生过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我会永远怀念这位善良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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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鸣金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