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地留学生正集体涌向香港。数据显示，香港中文大学内地生报读人数今年创了新高，截至5月已收到超1万份非本地生入读申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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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留学生正集体涌向香港。数据显示，香港中文大学内地生报读人数今年创了新高，截至5月已收到超1万份非本地生入读申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逾20%。

港校申请条件水涨船高，一些高校要求本科生提交博士水准论文。这是赴美留学赛道收紧后的结果。自5月起，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学生的留学政策调整超过五次，大量留学生因而转申香港。

就像一大盆水朝着小水杯倾斜，原本资源有限的港校申请赛道，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拥挤局面。

收紧

准备申请留学香港之后，21岁的周柏豪曾经给舍友讲过一个笑话：申请香港硕士学位需要什么水平？只要达到博士水平就可以。

那时是2025年4月中旬，香港一所高校的某学院副院长前往周柏豪所在高校举办讲座。

讲座结束后，周柏豪主动上前，询问申请该校研究型硕士的条件。副院长说：“（如果要申请这个项目）你拿着一篇SSCI一区的论文来找我。”

周柏豪听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是：“这学校疯了吧？港校现在吃得这么好吗？”发表SSCI一区的论文常常是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对于高校教授而言，一篇SSCI一区的论文也能被视为重要的科研成果。

当时，周柏豪觉得这个有点缺德的笑话十分幽默。一个月以后，他再也笑不出来。

5月26日，周柏豪的中介给他转发了《联合早报》的一篇新闻，其中提到：“受特朗普政策影响，香港中文大学海外生报读人数创新高。截至5月，中大收到超过1万份非本地生入读申请，与去年5月相比，保守估计增加逾20%。”

周柏豪把这条消息做成截图，保存进手机相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计划写作第一篇投递给SSCI期刊的论文——他从未想象过，这件事会发生在他的本科阶段。

今年，申请香港留学的赛道比以往更加拥挤。据美联社报道，在中国内地，由于申请美国签证的面试等待时间过长，部分学生已放弃赴美就读。香港的大学正处理来自美国的国际学生转学咨询，国际学生数量显著增加。

2004年生的周柏豪即将升入大四，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理工与教育类的交叉专业。3月初，周柏豪得知同专业的一位学长，在申请2025年秋季入学的港校研究型硕士项目时失败了。

这是周柏豪非常崇拜的一位学长：作为第一作者在SSCI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有着很高的GPA和雅思成绩，几乎是申请者中的“顶配”。

学长将这次申请失败形容为“被截胡”。通过打电话询问老师，学长得到胜过自己的那位竞争者的信息：美国本科、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自己。

从学长的经历中，周柏豪感受到竞争压力的增大。

这种感受并非空穴来风，某种“自上而下”的挤压的确正在形成。负责全球线留学业务十年的留学中介温文发现，特朗普的留学政策刺激了客户“混申”（既申请美国，也申请香港、新加坡、澳洲）行为的增长。她说：“今年，我估计选择混申的客户规模应该超过一半。我们也会建议客户进行混申。”

留学政策的变动下，许多原本打算赴美留学的学生转向申请香港。他们认为相对来说，申请香港经济成本低，通过概率高，是更保守、安全的选择。

这意味着，原本只投向北美的简历涌入了香港高校的报名通道。在美国，同等水平的高校约有20-30所。而在香港，QS排名靠前的高校只有3所，俗称“港三”。大批学生选择混申，就像一大盆水朝着小水杯倾斜。

在种种政策、国际环境的变化下，“香港的申请难度整体比四五年前高得多。”温文总结道。

同样开学大四的赵瑞平，也感受到美国留学政策的收紧。直到2025年7月，赵瑞平的舍友还没拿到他的赴美签证。他们在西安某高校就读经济管理专业的中美合作办学“3+1”项目，本科在国内上学三年，最后一年赴美完成学业。

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为争取一个更好的就业机会，入学起，赵瑞平就决定要通过升学来提升自己的学历背景。大一，他发现在国内想要升入排名靠前的院校实在太难，国内读研的导师制似乎也不太适合他。从大二开始，赵瑞平就开始计划到美国留学。

2024年，赵瑞平做出这个计划时，正是中美留学的“蜜月期”。拜登政府恢复疫情期间受限的签证业务，放宽部分签证审查，对中国学生未施加额外的系统性限制，高校的国际学生项目运行稳定。放眼未来，那时的赵瑞平想象不到任何阻力。

因此，最开始听说舍友没拿到签证时，赵瑞平的第一反应是疑惑。中美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还能被拒签的？他闻所未闻。

留学政策上的收紧，已经落到了实处。5月20日，赵瑞平得知舍友第一次在上海办理签证，面试官连着问了十几分钟，问题多而复杂。舍友没做好准备，被问懵了，面试官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几分钟后，他收到了拒签通知。

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发出消息，暂停哈佛大学接收新的国际学生。5月27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签署内部电报，要求驻外使领馆立即暂停所有新学生和交流访问者签证的面试申请。

此后，路透社披露一项名为“Catch and Revoke（抓捕与撤销）”的计划：该行动将对中国学生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溯源分析，撤销其签证。这一行动潜在影响中国大陆约27万在美学生，为历来最大规模的签证撤销计划之一。

尽管在2017年前后美方也曾有过对于留学生社交媒体的审查，但这一次的审查明显更加严苛，带有意识形态审查色彩。路透社审查的一份国务院内部电报称其审查的内容为“是否可能对美国怀有敌意”。

这一审查不再仅仅基于“你做过什么”，而是开始基于“你是谁”、“你的观点”或“你的研究方向”实施预判性限制，显著提升了留学的不确定性。

看到5月的诸多新闻时，赵瑞平才些后知后觉地感受到自己的幸运。他在4月29日顺利拿到赴美签证，赶上了政策收紧前的尾巴。

赵瑞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听打听舍友签证的办理进度，每一次的答案都是否定。8月，他们就将前往美国继续学业，舍友能否递交申请、办理住宿、缴纳学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很快影响到赵瑞平的家人。

赵瑞平每周都有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他记得，那段时间，父亲总在聊到赴美留学时有些欲言又止。

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八点，父亲给又赵瑞平打了个电话，两人聊了一会儿，赵瑞平忽然说：“爸，我最近想了想，不太想去美国留学了。按照现在这个签证政策，就算申请出去了毕业也很难办下工签，没办法留在当地工作。这个钱可能赚不回来。”

父亲也在电话中表达了对孩子安全问题的担忧。挂断电话后，不一会儿，父亲就给赵瑞平转来三条短视频，标题是《史无前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下狠手！》《中国留学生遭美国精确围剿驱逐》和《美国佛州大学枪声大作》。

视频真假难辨，赵瑞平有些哭笑不得，但他确切感受到这些信息给父亲带来的焦虑。

5月初，赵瑞平签约了新的中介公司，开始重新准备文书材料，转向申请留港。

挤压

周柏豪感受到，自己的规划不断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下失效。入学时，周柏豪就知道，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很小。进入高校任教、做科研，是他为自己规划的最符合志趣的路径。

这些工作都需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周柏豪曾计划保研，却因保研政策的突变而难以实现。留学原本是他最后的选择。周柏豪是北京人，但家里并不富裕，把他送出国，是整个家庭都需要“努努力”才能实现的方案。

因此，为了求稳，他在年初选择了在经济要求和申请要求上都不算高的香港学校作为自己的目标。

没想到原以为稳定的赴港留学赛道，也在短时间内变得拥挤。

原本留美的学生转向留港，在申请上往往存在“压倒性”的优势。温文说，如果学生在申请阶段将美国纳入目标国家，相比只申请香港或新加坡，整体难度会增加。因为美国高校采取综合背景评估，申请要求通常更多，例如额外的考试，或在科研、实习方面有更高要求。

所以，如果一开始按照美国的标准准备——无论是GPA、GRE、托福或雅思成绩，还是实习、科研、竞赛等背景可能都会更有优势，“准备充分之后，转申请港新完全没问题”。

竞争对手的画像变得模糊，使得周柏豪难以确定自己准备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作“充分”。因此，他不停地参加各种新项目，就像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申请开放前的时间，周柏豪是这样安排的：3月，联系导师，参与一个由学校提供资助、预算四万元的科研项目，开发一个“人工智能赋能的在线学习平台”。4月，在课程里做实验，收集实验数据。5月，他感到自己仅仅参与这个实验项目是不够的，还得在7月把项目成果转换成一篇论文。

温文从业以来，从未听说在申请硕士时将“发表科研论文”作为申请门槛的情况。但周柏豪投递论文的打算是，“从投稿到发表，支撑我主轮的申请可能来不及。但我要做好在主轮拿不到任何一个学校 offer的准备，让这篇论文支撑我在副轮争取一个offer。”

竞争并不平均。观察身边的竞争者，周柏豪切身地感受是：“20%的人拿了80%的offer。这很难说是竞争，更像是挤兑。”

在这个挤兑的链条中，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挤压。距离链条的底端越近，这种挤压带来的影响就越是难以承受。

赵瑞平的绩点不算突出，但项目与实习都还算亮眼，加上长期计划赴美留学，准备充分。虽然位于竞争链条的中等偏上，但从留美到留港，匆忙转向之中，赵瑞平还是感到焦头烂额。

赵瑞平对生活的掌控欲比较强，爱做计划，日常生活中的计划常常精确到小时甚至分钟。这次，他的签证尚未受到影响，但身边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快使他联想到自身：本科阶段，因为有学校出面“兜底”，中外合办项目的学生一般不会面临社交媒体审查。但硕士期间，这种微弱的确定性也将不再存在。

他在5月正式决定转港，这意味着他只能赶上2026年入学项目的第二轮申请。2026年入学的主流项目在2025年9-12月开放申请，一直到次年6月，部分项目会根据剩余名额开启补录，或是开放部分较冷门、延迟启动的项目。

这意味着赵瑞平必须在6月之前重新准备文书材料，把大学以来的所有项目经历重新再写一遍。

为了赶上这趟“末班车”，5月，赵瑞平开始准备新的文书材料。与此同时，也开始他大三学期的最后一个期末周。

结束五一假期回到学校的第一周，赵瑞平感到崩溃。

考试前的一天，他计划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做最后的复习冲刺。早上九点，刚在图书馆坐了大约二十分钟，老师打来电话：“听说你要转申港校了，今早有个宣讲会，你快去听一下。”

宣讲会一听就是四个小时。下午，回到图书馆，还没进入学习状态，负责文书的老师又来催他：“你今天必须要把文书材料整理出来发给我，不然我改不完，也没法及时上传系统。”

赵瑞平只好放下明天就要考试的课本，开始准备文书。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左右。他一下午都在整理材料，几乎水米未进，猛地一抬头，眼睛花了一阵。

保守

在赵瑞平所处的中美合作项目，赴美读研原本算得上是“第一选择”。

大一刚入学时，赵瑞平和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这么打算的。转向申请香港时，他再次统计，发现仍然计划赴美读研的同学不到10%。

这种选择的背后有着许多的考虑。一般而言，赴美留学的目标无非两种：在当地工作一到两年、积累履历，增强回国以后的就业竞争力；或是借此获得美国永居资格。现在，这两条路都面临阻碍。

赵瑞平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与理工科的学生相比，商科、人文社科类专业申请留学签证相对轻松，但工签政策并不友好：毕业以后，非理工科学生没有为期一年的找工作“宽限期”，要求结束学业以后马上离境；也很少有雇主愿意为一个非理工科专业的国际生提供办理工作签证所需的成本。

工签的优惠政策一般只惠及理工科的毕业生。但，这些专业在留学的签证办理阶段又会被重点审查，尤其是涉及通信、物理等敏感方向。

如果只是出国读书而不参与工作呢？花销高、与国内就业市场相距太远，赵瑞平直截了当地评价道：“性价比很低。”

申请者的内卷正在加剧。这一现状的另一个侧面是，他们的选择变得更加保守。

周柏豪就读的专业QS世界排名很靠前，一开始，他找到中介时，设定的目标只有“港三”。6月，他把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即港四港五）也纳入目标，“拿到香港理工大学的offer已经是非常好的结局了。”

申请香港其它的大学，硕士学校反而不如本科学校，会受到就业歧视。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周柏豪还会做出更保守的打算。

经济管理专业出身的赵瑞平选择在申请时刻意避开和自己最对口的“金融科技”项目。“虽然最适合我，但这个专业比较热门，我可能会为了想去港大而换一个更稍微冷门一点的专业。”

赵瑞平做出这些打算时，正值6月，是特朗普政府的留学政策最为扑朔迷离之时。撤签政策曾在6月上旬被法院两度叫停，但其带给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已经实打实地产生了。

根据《路彻斯特灯塔》7月1日发布的报道，时不时有学生打电话给移民律师安东尼·吉迪斯（Anthony Guidice）寻求帮助，在这一领域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但他却没有任何处理“吊销签证”的材料。对他来说“一切（情况）都是新的”。

安东尼·吉迪斯介绍道：“国务院对学生能否进入美国拥有‘绝对权力’。如果中国学生已经回家过暑假，他们可能很难返回。”

许多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准备好一笔学费、收到了学校的欢迎信息，但却被领事馆却拒绝接待。最终，这些学生找到了安东尼·吉迪斯。他建议学生们“不要离境，暑假一定留在学校，否则就可能无法再次入境”。

温文提到：办理美签的周期被延长了一个半月左右，办理业务的预约变得困难，所有学生签申请人必须公开社媒、提交历史账号信息，否则有可能被拒签。不安的情绪在申请者当中弥散。

2025年6月5日，特朗普在卫报的政治新闻直播中回答：“中国学生来，完全没问题。这是我们的荣幸……只要接受像所有外国学生一样筛查，我们仍然欢迎中国留学生。”这段回答被大规模引用，成为“留美政策回暖”的一项证明。

赵瑞平也看到了这条新闻。这会让他重新将留美作为第一考虑吗？他的回答是：“不会的，我想求稳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