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豫皖苏边区的淮上地区，东有日寇强敌压境，西有顽军近逼，我淮上行署就在这敌顽夹击的地带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武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让这一带的广大群众初见光明。

引子

＃本文摘自《漆园古今》蒙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86年9月)，作者邵云，原标题《战斗在涡淮两岸——解放区生活回忆录》

正文

豫皖苏边区的淮上地区，东有日寇强敌压境，西有顽军近逼，我淮上行署就在这敌顽夹击的地带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武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让这一带的广大群众初见光明。

一九四零年秋，我入伍不久，在淮上行署武工队当兵。一天下午，我们在原蒙城县乌集附近芦庙庄宣传党的政策，盘查汉奸敌探，兼收点行商税，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突然岗哨向队长报告：“宿县方向的群众跑反，还有汽车声。”队长叫紧急集合，并说“我们的两条腿跑不过敌人的汽车，只要把汽车打坏，他们的腿就比不上我们的腿了。打汽车用枪不行，必须近距离用手榴弹。”他接着命令道：“快散开，伏在路边沟下，等汽车来到，一齐扔手榴弹，把汽车打坏。我们边打边走，太阳快落了，敌人不敢硬进。”

我是没打过仗的新兵，听到汽车声就有些害怕。敌人的五辆汽车都开来了。我们三十多人一齐扔手榴弹，把汽车炸坏三辆，当时敌人妄想用猛烈的炮火消灭我们。我们坚持约一小时，天快黑了，又是我们活动的有利时机了（当时鬼子叫我们是夜猫子），开始组织反击。我们三十多人的枪声，广大群众的呐喊声，加上群众特意助威放的鞭炮声，混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声势，吓的一百三十多个鬼子拖着三辆被打坏的汽车，一个汉奸死尸和两个日本兵的伤员，狼狈逃回了宿县城。

休息时，我解开不到五斤重、折叠成十二层的棉被里有两个子弹头。老同志们看我是个傻乎乎的新兵，就开玩笑说：“你应当给棉被磕个头，谢谢它挡了你的灾。”同时又教我怎样辨听子弹远近高低的声音，以及前进、后退、找路线和隐蔽地形等方法，并告诉我多和广大群众在一起，他们对地形熟悉。

这入伍的第一课，确实使我增长了见识，受到了锻炼。

一九四零年秋，日伪顽调集十多个营的兵力，对我们淮上解放区（宿蒙怀三县交界处）初建的政权和只有四五百人而且多数新兵的游击队进行三面夹击。

上级交给准上行署通讯排（我在这个排当兵）的任务：用“敌追我跑，敌住我打”的方法，把西面的敌人向北牵，（因南边涡河敌人有重兵把守），使敌人兵力不能集中。这天约九点钟，我们排在褚集附近和顽军一个营接上了火，连续小打了五次。天到傍晚，我们在当地群众配合和指引下，才把敌人牵到桃园集西、张集北浍河南岸。我们一天没吃上一口饭，两腿未停步，又累又饿，实在够呛。但这次是(日)伪顽三方有预谋的统一行动，所以这时从宿县城出来的约一个连的鬼子又和我们遭遇了。因为天快黑了，敌人不敢大胆出击，想用密集的火力把我们封锁在某庄西头的沟里，以待天明等增援来到把我们消灭。

我们预料到敌人的诡计，决定天黑转移。这时张排长说：“咱们一天茶水没进，两腿未停，今夜还要突过火力封锁和走很远的路。群众都转移了，上哪里找吃的呢？”接着他拍了拍脑头瓜说：“在这东边半节地远有一小片茄子，你们三个爬过去，把茄子摘来，吃生的总比饿着强。如果敌人打照明弹或燃烧弹，你们死也不能动，以防敌人再增火力，我们就无法转移了。”于是我们冒险把茄子摘来吃着。排长又说：“怎样给钱呢？”我们十多个同志都拿出钱来，排长从衣服上撕下一绺布条，叫我再去把钱拴在杆上。我那时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清，又怕冒险，就说：“要是被别人拿去，钱不是还落不到种菜人的手里吗？”排长严肃地说：“给了钱我们不违犯群众纪律。别人拿的可能性小，园主得的可能性大。关于这方面的政策，你刚入伍知道的少，现在就送去，以后我再给你讲。”我们转移后过了两天，排长向我解释：“前天晚上叫你去送钱，是有点冒险，但是群众纪律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如果没有群众拥护，我们党政军民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今后要好好学习党的政策。那天的情况你是看见的，如果没有广大群众支援，我们三十多个人，怎么能把四五百敌人牵引七八十里路，给领导机关争取了时间呢？我又学了新的一课。

一九四二年冬，日本鬼子调集四万多兵力，准备对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和准北解放区的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和屠杀。

在这之前，我们正在洪泽湖东淮宝县活动，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在两天内一定赶到湖西半城集，向边区政府报到。当时湖面结冰，船不能动，绕路走吧，路程很远，又要经过敌人据点，不能按时到达。怎么办呢？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只见小商贩用肩挑或用拖车拉着东西在湖冰上走。又听群众讲：“这样厚的冰冻，走在上面没有事。”因此决定从冰上过湖。我们分析，这样有两点好处：一、鬼子的汽船不能在冰冻上走，他们怕上老百姓的当，没有车船就不敢出“乌龟壳”，二、我们走的路线离据点远，安全。路线就这样决定了。

天刚亮，我们从湖东高良涧北某庄走向湖面的冰冻上，没有胶鞋就穿群众慰劳的布鞋。走在前头的不很滑，后边的就有些滑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敌人空袭，所以走的不快。到了中午又累又渴，眼看脚下水很多，就是没法喝，只好砸掉凸起的冰冻吃。同志们开玩笑说：“咱们是兵吃冰，吃的是鬼子兵（冰）。”有同志说：“咱们走在冰冻上，脚下踩的是鬼子兵，今天吃了洪泽湖的冰解了咱们的渴，等吃掉鬼子兵，就解了全国人民的渴。可就是肚子里有点冷……。”有位同志把玩笑话归纳成：“兵行冰上，兵吃冰，兵心冰冷”，一副对联的上联，可下联怎么也配不好了。同志们叽叽喳喳议论开了，把累和饿早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胜利地过了洪泽湖，到达孙园附近住地。有一家地主，雇了四五个长工，他们通称伙计。在一天晚饭后，伙计们正围着火堆烤火，我们分队的文书杨从仁同志，想向他们宣传增加工资政策，看他们在火堆旁有蹲有站，脸烤得红润润的，立刻见景生情配出了下联：“伙站火傍，伙烤火，伙面火热。”同志们高喊：“对得好！对得好！”“兵行冰上，兵吃冰，兵心冰冷。伙站火傍，伙烤火，伙面火热。”这副对联当时我记在日记本上。直到现在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分队冰渡洪湖后，领导布置任务（以后叫“三十三天反扫荡”），要我和颖上县的吴振德及当地的三个民兵编成一个小组，扰乱敌人，侦察敌情，和联络点联系。活动的范围是：半城东北周围十多里的苇子棵。在苇子棵里，敌人的车船不敢进，空袭找不到目标，很保险。敌人想卡断我们的食物来源，群众冒生命的危险，给我们送来大米和整鸡，但是没有锅,只好到苇棵附近窑厂找瓦罐煮米饭、熬鸡汤。然而没有盖煮不熟。于是大家想办法，忽然想到烧制的小便壶，因为它不仅只有一个壶嘴，而且嘴子长能用芦草塞紧。

饭煮熟把壶砸烂，不用碗筷捧着破壶片就吃了。可鸡怎么办呢？大家又开动脑筋，想起幼年时烧毛豆子及掏斑鸠，都用泥包烧熟吃的滋味。于是就把连毛的整鸡，用泥包着烧，泥干肉熟，揭掉泥，粘掉毛，当时觉得比现在符离集的烧鸡还好吃的多，携带又方便，优点实在不少。这是敌人迫使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搞的“发明创造”啊。

天气冷，又下了几场雨雪。衣服都淋湿了，穿在身上没法烤，又没衣裳换，便弄些碎草塞到棉衣里、衬衣外，让湿衣不粘皮，觉得比现在的皮袄还暖和。群众的小孩子给我们送东西时，看我们粗腰大肚的怪状，就问：“你们为什么身上肿头脸不肿？”有的又问：“你们为什么身上胖了脸瘦了？”我们也开玩笑地说：“我们跟孙猴子学会变，能胖能瘦，所以敌人找不到我们。”

我们小组，在三十多天内，袭击敌人十七次，打死二人，打伤四人，消耗敌人的子弹约两万多颗，炮弹近千发。

敌人经常用约一个团的兵力监视我们仅五人组成的小组。因敌人不知我们人数，所以敌人摸不着我们的影子，而我们却牢牢地牵住敌人的鼻子。这个任务所以能完成，一是上级布置的周密；二是广大贫雇农冒生命危险支持、掩护我们。这段经历使我进一步地体会到：脱离了群众就寸步难行。

一九四六年秋，雪涡县党政军被迫西撤，国民党反动派又统治了那个地区。反动派为了吸毒方便和贩毒发财，不顾人民的死活，叫农民种植大烟。四七年春，亳县东观堂、刘集一带恢复人民政权时，大烟苗已快吐花，如耖掉大烟苗再种其它作物已晚。为了不让农民受损失，上级指出：不耖除大烟苗，采用以下管理办法：一、征收15—20%的特种税，以大烟土代税款缴纳；二、大烟收割后，对大烟士严加控制，不准在解放区市场销售，有计划运往外地，换回军民必须物资；三、今后再种者严加惩处。结果共征收了多少大烟土，现在记不清了，只知在观堂东徐楼庄牛金城家西屋盆盆罐罐堆了半间屋，约有半人高。

听人说敌人要扫荡，这些东西群众不敢替我们收藏，就想办法买带螺丝盖的煤油桶装起来，丢在群众基础好的庄井里。敌人扫荡过后捞出来，群众怕井水有毒，就淘井。后来他们从井里又捞出一桶，找不到我们没处送，保存了好多天，才打听到我们的住址，相距几十里路。群众扮成妇女走娘家，拉着大车送给我们。那时群众对我们的东西比对自己的东西更爱惜。

四六年前后，国民党的政治极端腐败，党政军官员吸毒盛行，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他们总想存点金银或实物，以防经济崩溃。就在这年夏，上级交给雪涡县购买军需品的任务。我们的钞票到敌占区不能用，就是用这批大烟土兑换的，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们的官员们只要听说有大烟土，把枪支子弹都偷出来换。这样互通有无，双方满意。敌人供我们打敌人的枪支弹药、医疗器械，同时敌人也过了吸毒的瘾，开了发财的路。

一九四八年春，乐土乡伪乡长邵丕烈，庄仙乡伪乡长陶恩，他们失掉地盘后，人不敢在城外住，怕我们打；枪不敢在城里放，怕县保安队收缴，就集中乡保丁十余人和枪，在城附近跟我们打游击。城东南十三里庙蒋庄蒋芳奇和我父亲是旧交，一天傍晚他找到我说：“陶恩带的十多人都有枪，今晚住在俺西庄，半夜是我侄蒋存田站岗，我把你领进去，把家伙掠过来，别叫他们糟踏人了。”当时我们乐土区队也只有十多个人，多数是新兵，枪又不好，想同县大队配合又来不及，只好冒险干。蒋芳奇把我们带到敌人住的屋门口，没让敌人翻身，枪口已从门窗对准了他们，叫他们举手、单个、顺序出来；出来一个绑一个，共十七人。而我们只有十五人，把他们的枪栓卸下来，枪身还挂在他们身上。

为了不让敌人看出我们的虚实，临撤离时我就大声说：“不集合了，一排走左，二排走右，三排一个班带俘虏，其余分头搜索前进。目标：原住地。”这样安全地回到了牛大庄。蒋芳奇在天明不久又找着我说：“昨晚逮他们，千万不要说是我带的路。”后来他又叮嘱我：“我是地主，现在搞兽医，千万不要提过去的事了。我和陶恩有点旧交，讲了，我对不起人。”

讲到这件事，又连想起一件与此类似的事：四一年春，淮上行署秘书徐子佩访问宿县国大代表王某某。那时我跟徐当警卫。他们见面后略加客套后，先谈抗日，次各讲各的主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好。最后谈到群众对两党的态度时，王代表慨叹地说：“孟夫子说：‘为渊驱鱼者獭，为丛驱雀者鹯(zhān)，为汤武驱民者桀纣。”如果我们的党员能真正执行三民主义政策，我党也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就不能发展得这样快，你们的发展是我们给你们创造了条件。”这是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的真实话，既承认了失败的原因，又坚持了自己立场。

上述二人同是剥削阶级出身，而地位悬殊很大，但对解放事业有同一的看法，是何原因？一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二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影响。党的政策好，还必须有全体党员执行的好，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否则，政策再好，也是废纸！

原编者按：邵云同志，一九四零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本文是他在解放区的亲身经历，亲切感人，很有教育意义。本人现已离休。

资料来源：

《漆园古今》蒙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86年9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