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摊主王婶看见我,手停在半空没急着往袋子里装粉条,先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听说没?老杨找到了。”
老杨失踪的第三天,我正在镇上唯一的菜市场买粉条。
摊主王婶看见我,手停在半空没急着往袋子里装粉条,先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听说没?老杨找到了。”
“找到了?在哪儿?”我放下手里的芹菜。
“在后山崖底下,躺着。”她压低了声音,“怀里还抱着个婴儿。”
“活着?”
“活着,两个都活着。”王婶终于把粉条装完,递给我时又补了一句,“婴儿好像没事,老杨伤得挺重。”
我付了钱,塑料袋挂在手腕上,感觉勒得有点疼,却也没换个拿法。上午的阳光正好,照在镇上斑驳的水泥路上,反光刺眼。周围几个买菜的妇女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着什么,见我看过去,又不作声了。
老杨的理发店离菜市场不远,小小的店面三把椅子,夏天门口总摆着一台立式电扇,扇叶上落了厚厚的灰。走近了才发现居然没关门,只是拉下了半边卷帘。
我掀开卷帘进去,店里弥漫着廉价爽肤水的味道,混合着洗发水和染发剂的气息。电视开着,音量很低,正播着某个地方台的相亲节目。老杨的师傅小李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剪头发,见到我愣了一下,又继续手里的活。
“听说老杨回来了?”我在等座椅上坐下。
小李手上没停,只是嗯了一声。我从师徒俩的关系判断,小李肯定知道些什么,但他不愿多说。
店里挂着一面镜子,边角贴着几张褪色的明星照片,有一张还是梁朝伟的《阿飞正传》,都泛黄了。镜子旁边的架子上摆着几瓶旧发胶,落了灰,看样子好几年没人买过。
“有人探望他吗?”
“医院不让探望,说是伤势严重。”小李拿起喷壶,朝着客人头上喷了几下水。
我看了看电风扇,叶片动得很慢,仿佛随时会停下来。屋角放着一个红色的塑料儿童椅,印着”喜羊羊”图案,不知是谁家孩子落下的,放在那里挺扎眼。
“婴儿呢?”
小李手抖了一下,差点剪到客人的耳朵。
“这我哪知道。”他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你要剪头发吗?不剪就别在这儿问东问西的。”
客人从镜子里瞟了我一眼,似乎也很好奇答案。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改天吧,我等老杨回来再剪。”
转身出门时,鼻子被卷帘门上的一块锈迹蹭了一下,不疼,但有种说不出的刺痒感。
老杨的老婆小芳两年前就离开了镇上,带着他们的儿子,据说是去了南方某个城市打工。临走前卖掉了他们镇西头的房子,换了套小的,就在理发店楼上。
说起老杨,镇上多数人评价都不错。四十出头的人,老实肯干,手艺也好,理个发从不超过15块钱,遇到熟人有时候七八块就打发了。脸上总是带着笑,不是那种热情的笑,而是很拘谨、很客气的微笑,好像总有点不自信似的。
我和老杨说不上有多熟,就是普通的顾客关系。半个多月修一次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记得上次见他,是半个月前,我去理发时他刚接了个电话,脸色不太好。
“你看剪多长?”他问,手里的推子开关按了几下才打开,电池似乎不太行了。
“跟上次一样吧,两边推短点。”
他嗯了一声,开始干活。手艺一如既往的稳,但眉头微微皱着。
“有事?”我随口问了一句。
“没什么,家里的事。”他手上推着剃刀,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窗外一辆送煤气的三轮车经过,发出很响的轰鸣声。
理完发,我掏出十块钱,他没接,说:“今天不收你的。”
“为什么?”
“下个月我生日,提前请你吃顿饭。”他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岁月的褶皱从眼角晕开。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太阳穴处已经冒出了几根白发。
现在想来,那天的对话似乎有些不对劲,但也说不上哪里怪异。
晚上八点左右,我去了镇医院。
这家医院只有五层楼,楼道里的灯一半亮着,一半不亮。墙面是浅绿色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露出灰色的水泥墙。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食堂飘来的饭菜香,还有病人家属煮面条的气味。
走廊尽头的护士站前,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正在翻病历本。
“请问,理发店老板杨师傅在哪个病房?”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家属?”
“朋友。”
“不是直系亲属不能探视。”她低头继续看病历本,但补充道,“三楼,306病房。”
我点了点头,径直往楼梯口走。
“喂!我不是说了不能——”她在身后喊着,但很快被走廊另一头叫她的声音打断了。
三楼306病房前站着一个警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口罩,帽子压得很低。他靠在墙上玩手机,看到我时才站直身体。
“你是?”
“亲戚,来看老杨。”
“哪门子亲戚?”
“表哥。”
“名字?”
我随口编了个名字,年轻警察狐疑地看着我,但没再追问。或许是在这小镇医院里站久了,无聊到懒得认真执行规定。
“十分钟,不能多待。”他推开门让我进去,顺便提醒,“别问太多问题,别打扰他休息。”
病房里只有两张床,另一张空着。老杨躺在靠窗的那张,右腿打着石膏,头上缠着绷带。听到声音,他睁开眼睛,看到是我,显得很意外。
“老陈?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很弱,跟平时判若两人。
我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放下带来的水果袋子。塑料袋发出嘎吱的响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听说你出事了,来看看。”我环顾四周,墙上的点滴剩下最后三分之一,病床旁的小柜子上放着半瓶矿泉水和几片药,还有一个旧手机,屏幕贴着一层有气泡的保护膜。“你怎么跑到崖底去了?”
老杨没说话,目光转向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像一条蜿蜒的小河。
“那个婴儿…”
“别问了。”他突然提高了声音,随即又咳嗽起来。看他这反应,我意识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没事,医生说过几天就能出院。”他眼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对了,能帮我去趟理发店吗?后面架子上有个铁盒子,是备用钥匙,帮我拿过来。”
“店里不是有小李吗?”
“他不知道钥匙在哪。”老杨的语气里有种急切,“就放在洗头池后面的柜子上,蓝色铁盒。”
护士推门进来,说探视时间到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承诺明天把钥匙送来。
出门时,年轻警察正在打电话,说着什么”DNA比对”、“身份确认”之类的词。他看我出来,立刻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理发店。早上七点多,店还没开门。我站在门口,发现旁边的烟酒店老板正用拖把拖地,一边拖一边看我。
“老刘,能借我把钥匙吗?”我问,“老杨让我拿点东西。”
老刘顿了顿:“你知道老杨为什么会摔下崖吗?”
我摇头。
“听说是自己跳下去的。”老刘说着,拿出一串钥匙递给我,“你看哪个合适。”
我试了几把,终于打开了理发店的门。一股闷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还混杂着染发剂的气味。店里的电视还开着,但没声音了,屏幕上是一部老电影,好像是《英雄本色》。
按照老杨的指示,我在洗头池后面找到了那个蓝色铁盒。盒子并不重,拿在手里却感觉沉甸甸的。我有种冲动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但又觉得不该这么做。
理发店的墙上贴着几张老照片,都是老杨和顾客的合影。其中一张是他和镇长的,照片下方写着”技术能手”四个字。照片里的老杨笑得很灿烂,看不出丝毫忧愁。
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个老式翻盖手机,屏幕亮着,似乎刚接到短信。虽然知道不该看别人的隐私,但我还是忍不住瞄了一眼。短信只有一句话:“钱已经准备好了,按原计划。”
店里挂钟的时针指向八点,我该把钥匙还给老刘了。锁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动那个手机。
下午四点,我再次来到医院。这次门口没有警察,推门进去,发现老杨正在吃饭,是医院的盒饭,看起来很难吃的样子。
“钥匙拿来了吗?”他顾不上打招呼,直接问。
我把铁盒递给他,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是两把钥匙。
“那个婴儿还好吗?”我试探着问。
老杨沉默了几秒:“在医院儿科,听说没什么大碍。”
“是谁的孩子?”
他放下筷子,深吸一口气:“小芳的。”
我愣住了:“你老婆的?那不就是…”
“不是我的。”他语气平静得出奇,“小芳两年前离开我,去南方找了个有钱人。前天回来,说要把孩子给我养。”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听他继续说下去。
“她说她男人不喜欢这个孩子,嫌吵,影响他们生活。让我帮忙养几年,等孩子大点再接回去。”老杨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我拒绝了。”
“然后呢?”
“她就把孩子放在我店门口,自己走了。我抱着孩子,想了一整天,最后决定…”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抱着孩子往后山走。”
后山是镇上著名的自杀地点,有个三十多米高的悬崖。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想不开的人从那里跳下去。
“你真的想…”我不敢说出那个词。
“我不知道。”老杨的眼睛湿润了,“走到崖边,我突然害怕了。正要转身,脚下的石头松动了,我就这样带着孩子滚下去的。”
“警察知道这些吗?”
“不知道。我对他们说是不小心摔下去的。”他抓住我的手腕,“你不要告诉别人,尤其不要说小芳的事。”
病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小学老师。
“杨师傅,我来看您了。”男人说着,注意到了我,“这位是?”
“我朋友。”老杨介绍道,“这是李老师,镇小学的。”
李老师点点头,放下手中的水果。
“孩子都安排好了,”他压低声音对老杨说,“按你说的,我托人联系了省城的福利院,说是我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父母出车祸没了。”
老杨松了口气:“谢谢你,李老师。”
“不过,”李老师犹豫了一下,“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那毕竟是…”
“不了。”老杨斩钉截铁地说,“我养不了,也不想养。这辈子已经被耽误够了。”
我突然想起来老杨之前跟我说过,他在县城有个相好的,是个小学老师,已经谈了两年,就等着离婚后结婚。或许这位李老师,就是他未来的连襟?
一周后,老杨出院了。
他回到理发店开始正常工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唯一的变化是,他把店里的儿童椅扔了,说是占地方。
那个婴儿的事情很快就平息了下来。镇上人说来说去几天,又有新的八卦出现,就把这事忘了。据说那孩子被送去了省城的福利院,找了户好人家收养。
至于小芳,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人说她去了国外,也有人说她在南方又嫁了人。真相如何,没人关心。
老杨理发店的生意反而比以前好了。可能是大家都好奇,想亲眼看看这个从崖底被救上来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依然微笑着服务每一位顾客,手艺一如既往的好,只是笑容里多了几分释然。
有一天,我去理发,发现店里多了个新人,是个年轻姑娘,看起来二十出头,染着栗色的头发,笑起来很甜。
老杨为我理发时,我问:“新来的?”
“嗯,县城技校毕业的,手艺不错。”他的声音里有种掩不住的喜悦。
理完发,老杨拒绝收我钱:“之前说好请你吃饭,一直没兑现。这次算我的。”
“生日快乐。”我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谢谢,其实已经过了。”
我走出理发店,阳光正好。小镇的街道还是那么窄,两边的房子倚着彼此,像一群互相搀扶着的老人。
路过前往后山的岔口,我停下脚步,看了看那条蜿蜒向上的小路。突然想起老杨从来没有承认,他是真的想跳崖,还是确实只是意外摔下去的。
或许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有答案。就像那个被送走的婴儿,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在悬崖边走过一遭,又被命运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在这个小镇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老杨的秘密,随着那个婴儿一起,被掩埋在了时光的尘土之下。
而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半年后的一个周末,我去县城办事,在一家咖啡馆门口,看到了老杨和那个年轻姑娘。
老杨穿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蓝色衬衫,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桌上。老杨给姑娘拍照,姑娘做了个鬼脸,两人笑成一团。
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只是在远处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回到镇上,经过理发店时,我发现门口贴了张纸条:“本店十月起搬迁至县城解放路47号,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纸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成立本镇第一家美发沙龙,优惠多多。”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觉得好笑又有些感慨。或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悬崖一般的转折点,有人跌落深渊,有人获得重生。
而老杨,终于迎来了他的新生活。
来源:布奇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