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睿唯安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开发的候选药物占全球的23%，仅次于美国。在Stifel报告中，大型制药公司在2024年通过许可交易获得的分子中，近1/3来自中国Bi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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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业竞争强度一直很高，股价波动是正常竞争的结果；

• 限制与中国交易可能会促进资金回流，但不一定能真正解决问题；

• 中国新药崛起符合大药厂及很大一部分美国Biotech及其投资人的利益；

• 一场关于如何才能更有竞争力、如何不失去盟友的讨论正在展开。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生物制药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西方公司引进资产的重要来源。

科睿唯安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开发的候选药物占全球的23%，仅次于美国。在Stifel报告中，大型制药公司在2024年通过许可交易获得的分子中，近1/3来自中国Biotech。

当大家为中国创新药崛起而欢呼时，一些不同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中国Biotech的繁荣正威胁着美国制药商的主导地位”，“这种爆炸性的趋势给（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及其重心带来了冲击”，“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早期研发工作和小型Biotech将面临巨大困境”……

是威胁，还是正常竞争？

被经常提及的一个案例是，2024年底，在德国默克宣布以20亿美元引进翰森口服GLP-1后，致力于减肥药研发的美国公司Viking和Structure股价分别暴跌18%和11.4%。

“大多数美国Biotech都希望被收购。在减肥赛道，不管默克与Viking之外的哪家Biotech合作，Viking的股价都会跌，因为少了一个潜在买家。”InScienceWeTrust BioAdvisory（ISWTB）创始人唐钧博士在接受研发客采访时表示。

唐钧长期深根肿瘤免疫领域，曾在美国生物医药产业从事多年分析师工作，后创立ISWTB，以帮助中国的早期创新资产找到优秀的合作伙伴。

“在自由市场中，资本是追利的，地缘政治不是挡箭牌。中国有大量疗效明显、成本更低、甚至进度更快的优质资产，在分子结构大差不差的情况下，选择引进中国资产无可厚非。”他说。

对此，Fierce Pharma副编辑Angus Liu也持相同看法。“美国股票市场本身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目前火热的减肥药开发领域过度敏感，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股价。”

比如去年3月诺和诺德Amycretin公布12周减重13.1%的1期数据时，尽管与Viking的GLP-1R/GIPR双重激动剂在2期试验中呈现的减重效果相差不大，但后者股价还是一日暴跌18.84%。Liu进一步指出，投资人对于股票市场的反应，是行业正常竞争的结果，不必上升到地缘政治的高度。

在今年JPM大会上由Liu主持的一个讨论环节中，当被问及是否感到来自中国同行的压力时，抗体药开发商Xencor总裁兼CEO Bassil Dahiyat表示：“在Fc工程化改造方面，我不觉得现在的压力与5年前、15年前相比有何不同。这个行业的竞争强度一直很高。”

“在马里兰州或旧金山，有很多人想要吃掉你的午餐。”他开玩笑道，过去，如果一个好想法诞生，六个月内波士顿就成立了3家公司；现在，除了波士顿的3家公司外，中国还有7家公司。“中国延续了这一趋势。但这只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本质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限制与中国交易能解决问题吗？

由于经济下行和资本寒冬，过去几年全球Biotech大多处境艰难。

根据Fierce追踪的数据，美国Biotech正经历大规模裁员，在2024年报告具体数字的86家生物制药公司中，至少有15134人失业。这一趋势在今年未见缓和，X4、Inventiva、Encoded等多家公司已相继传出裁员的消息。

在大西洋彼岸的中国Biotech也不好过，但火热的license-out一定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ISWTB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48起重大交易中，预付款已达到84亿美元，42%的付款来自美国公司。

“我不认为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在1月10日Biotech Hangout播出的节目中，长期投资生物技术的Brad Loncar表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早期研发工作和小型Biotech将面临巨大困境，这将对就业和资金产生实际影响。”

近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投资政策，像是释放了某种信号，可能影响美国生物制药行业与中国的合作。理论上讲，限制与中国公司的许可交易，可能会促进交易的资金重新流向美国Biotech。

这能真正解决问题吗？

在唐钧看来，美国生物科技板块的XBI指数表现不好的原因很多。“这里上市的Biotech差不多有700来家，几乎每家都声称未来几年会有多个产品获批。而FDA每年批准的新药基本稳定在50款左右，其中还包括Big Pharma的产品。按这样计算，肯定大多数Biotech是没办法活下去的。这也证明当时的‘手’太松了，不应该有这么多Biotech存在。”

STAT news也曾在今年2月发文指出，美国Biotech的未来受到了“僵尸”公司的威胁。这些“僵尸”公司市值低于现金，但账上的现金全部加起来却有300亿美元。这意味着很多公司的管线不被资本市场认可，而锁在里面的巨款大部分将花在公司运营或开展一些意义不大的临床试验上，直至消耗殆尽。

谁抓住了中国新药崛起的红利？

事实上，在热闹的中国创新药交易市场中，除了财大气粗的MNC，欧美Biotech同样是重要买家。研发客数据显示，仅2024年近70起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中，Biotech买家就有36个，其中不乏多次出手的公司。

Summit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却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大赢家。

早在2003年，Summit就在英国成立，12年后又登上了美国纳斯达克。在感染、罕见病等领域摸爬滚打近二十载，这家Biotech的管线开发频频碰壁，甚至一度濒临破产。

命运的拐点出现在2022年最后一个月。当Summit以5亿美元预付款引进康方生物的PD-1/VEGF双抗AK112后，这一中国资产拉动公司股价从2美元/股一路飞升，最高时甚至达到33.89美元/股。

从寂寂无名到声名鹊起，Summit的逆风翻盘离不开新任CEO Bob Duggan的加持。Duggan曾让伊布替尼起死回生，并一手推动艾伯维以210亿美元巨资收购Pharmacyclics。如果将Duggan比喻成Summit的医生，那AK112就是这家Biotech的救命药。

类似被中国资产“救活”的案例还有很多，有顺利融资的Eikon、Adcendo，有成功IPO的Alumis、Arrivent，还有股票大涨的Aclaris、Instil Bio……

“我认为来自中国的创新非常棒，我们应该拥抱它，而不是逃避、害怕。”在今年2月BioCentury举办的一场论坛中，曾长期担任RNAi巨头Alnylam CEO、现任City Therapeutics董事长Maraganore对中国创新给予肯定。

在他看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创新都很棒。这种创新将把全球生物技术推向更高的高度，并为患者和生物制药生态系统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与纽约风险投资机构Lux Capital投资人David Yang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国Biotech的资产降低了企业开发me-too的动机，或许会促使更多企业转向新机制药物研发或采取best-in-class策略。我认为这可能对行业发展有利。”这句话被引用在1月份Endpoints News的一篇报道中。

“中国创新药崛起不仅符合大药厂及很大一部分美国Biotech的利益，也符合许多美国投资人的利益。”唐钧强调。

他以贝恩资本为例，在共同领投Aiolos Bio的A轮融资后不到三个月，后者就被GSK以14亿美元高价收购，而Aiolos只有一款从恒瑞引进的核心产品。尝到甜头后，贝恩资本转头又与恒瑞就3款GLP-1成立NewCo（Hercules）。

背后的反思

另一边，一场关于在美国进行研发成本有多高，以及如何在提高成本、效率和速度的同时保持创新的讨论正在展开。

据Endpoints News报道，美国生物技术贸易协会BIO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组织正在“评估一些政策和立法建议，以帮助加快医疗创新的步伐，并确保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Maraganore也在前述BioCentury论坛中提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做的是对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创新做出回应，并反思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比他们更有竞争力。”例如，是否有机会更快地获得临床试验数据，或加快IRB审批过程。他建议某些方面可以向中国学习。

Liu告诉研发客，过去中国Biotech在选择研究方向与靶点、研发速度、创新热情、数据合规、勤劳等方面都做得很好，也越来越熟悉如何与外国药企打交道。他同时也强调要注意分寸，适可而止。

“全球Biotech应该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过度内卷对中国内外的Biotech都不友好，大家应该遵循一个普遍的秩序，避免不良竞争。不要为了眼前一点蝇头小利而失去了盟友，最终得不偿失。”他说。

“中国和美国Biotech的定义和界线从来就不清楚。”唐钧表示，有些公司在美国成立，但创始人是美籍华人，产品管线主要由中国的科学家团队开发；有些公司在中国成立，却是由美国生物医药投资基金孵化，这些情况并不能简单地按注册地划分。

或许，创新本无国界。正如赛诺菲研发主管Houman Ashrafian在JPM期间的会上所言：“我们从事创新业务，从根本上说，我们对创新源自何处并不设限。”

编辑 | 姚嘉

来源：研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