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简要说明基础设施研究的核心理念及其为新闻研究带来的理论观照，然后回顾并分析其在新闻研究中的引入和应用中呈现的特征，进而讨论中国新闻研究如何对西方学界引领的新研究进程做出回应。

导 读：

本文首先简要说明基础设施研究的核心理念及其为新闻研究带来的理论观照，然后回顾并分析其在新闻研究中的引入和应用中呈现的特征，进而讨论中国新闻研究如何对西方学界引领的新研究进程做出回应。

一、引言

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持续升级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生态，新闻研究也要“对变动做出解释和行动”[1]。对此，研究者相继引入了“网络”[2]（network）、“生态”[3]（ecology）、“场域”[3]（field）等回应新闻活动“社会性”[4]转换的研究视角，此类研究视角将用户的多元意义建构实践以及数字媒体的文化政治纳入分析范畴，以此推进“去新闻中心”[5]（decentering journalism）的新闻研究，这也引发了重新思考新闻的本质和边界的学术讨论。

按照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和克里斯·彼得斯（Chris Peters）的说法，“去新闻中心”的新闻研究呼吁研究者抛弃关于新闻业的本质主义立场和规范性预设，关注其“近邻”（neighborhood）并通过将长期处于西方规范性新闻研究体系边缘地带的众多“新闻相邻”（journalism-adjacent）对象及其活动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新闻业如何在复杂社会系统中运作。[6]有学者将此类理论改革的主张称为“侧重新兴媒介环境根本特征，试图彻底改变传统新闻理论研究方向的‘革命派’”，强调从新的新闻实践本体出发构建新的新闻认识论体系，并建立适配数字媒体文化的新闻观念体系，而在方法论上强调对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的新生方法的运用。[7]

在被研究者引入和启用的众多新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是对新闻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范式，其中“行动者网络”（ANT）最受研究者青睐[8]，与此同时，另一理论脉络，“基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也逐渐受到新闻研究者关注，被征用于分析“新闻相邻”对象及其活动，有望为“去新闻中心”的范式转型带来新的理论启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基础设施研究在当前的新闻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如何？为理解新闻业的新变化带来何种新的见解？能否为新闻研究提供范式转型的动力？本文首先简要说明基础设施研究的核心理念及其为新闻研究带来的理论观照，然后回顾并分析其在新闻研究中的引入和应用中呈现的特征，进而讨论中国新闻研究如何对西方学界引领的新研究进程做出回应。

二、基础设施研究如何理解新闻业

何谓“基础设施”？这是开启新闻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对话无法回避的基本概念问题。作为一个元概念，基础设施指的是由一系列中心、节点、线路和终端构成的公共技术系统，它们构成了人类行动的物质条件，形塑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9]由此，各类话语系统围绕各自的分析对象生产出诸如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传播基础设施等学术概念，既涉及将不同领域的基础设施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设施的研究”（the study of infrastructure），也发展出以基础设施思维对不同研究对象进行“基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的分析路径。[10]比如，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正在挖掘那些在象征议题（如文本、叙事、话语）主导下被遮蔽的物质和社会系统，并探索其与更广泛存在和运行的信息和传播基础设施之间的互嵌关系。当然，基础设施思维并不是这一领域从0到1的全新转向，特别是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整体视野和批判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关注物质基础设施对上层表征系统的结构性制约，以及所有权、控制权等权力关系对不同层面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复杂影响，特别是一国和跨国商业力量对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的征用和捕获。因此，面对基础设施视角的兴起，应从不同领域的学术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两个角度，辩证地进行分析和评判，更要看到这一视角所带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可能。

在上述意义上，基础设施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专注于研究和理解支撑社会、经济或组织运作所必需的基本物理和组织结构及设施，力图让技术和物质对象等“无趣之物”（boring things）与围绕它们建立的实践惯例和社会规范显现。[11]基础设施研究在跨学科的对话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考传统。第一种思路遵循了科学技术研究对工程设计的关注，以分析铁路、港口、宽带网络等大型的社会技术系统为主，重点考察上述结构的物质表现，即讨论此类物质结构如何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维系。[12]第二种思路受人类学和社会学启发，认为基础设施是人类组织的构成部分，主张问题化作为先验技术物的基础设施，以关系性的视角关注人类在其建立、维系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13]例如，台阶在健康人群看来是促成行动的基础设施，但对有身体障碍的人士而言则是障碍，这不仅凸显了台阶作为基础设施的物质表现，也揭示了其背后的设计和使用政治。因此，基础设施研究也被认为是一种接合了“物质性转向”思潮的理论分析路径，它从“物”出发，同时又格外关注其社会性，尤其强调新闻业与社会技术系统的共同演进特征。[14]概言之，基础设施非但不是无趣之物，而是解开人类活动物质性和社会性复杂联系的关键之物。

结合苏珊·利·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提出的理解基础设施研究的几个关键维度，我们进一步将其可能为新闻研究带来的启发总结如下。

首先，“不可见性”是基础设施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涉及物理、技术层面和社会、文化与历史层面的双重不可见。这种“不可见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而正是这种透明（transparence）属性预示着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渗透程度和稳定状态，而当它们显现时，恰恰意味着系统的故障。理解这种“不可见的可见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基础设施作为“基底系统”（system of substrates）如何影响社会、文化和政治系统的运转。[15]这提示研究者需要看到，新闻业的正常运转依赖于一套不可见的可以被称为“知识基础设施”[16]（knowledge infrastructures）的结构或系统，其构成要素包括由新闻从业者组成的采编团队，生产与分发新闻、接收读者意见反馈的媒介技术系统，指导和约束新闻业的伦理规范等促成、维持其正常运作的社会技术系统和社会制度系统等。这些系统在正常运行时往往较少引起关注，但在新闻失实、系统宕机或传播受阻时，其重要性随即显现。

其次，基础设施的“嵌入性”是指当某种事物嵌入到具体的社会和组织情境中，与有组织的实践产生关联时，才会成为基础设施。[17]这一实践过程牵涉政策制定者、商业资本家、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群体，不同成员通过参与和互动制定并内化相关知识和规范，凸显了基础设施在生成过程中极强的公共属性。[18]在这一意义上，基础设施的嵌入性提示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关注具体的物质、空间与技术要素在配置过程中隐秘的权力关系。这说明新闻编辑系统、新闻数据库和新闻分发平台不仅是先验性的实体对象或数字工具，它们与新闻业的社会规范、行业惯习、职业伦理等社会文化要素相互嵌入，缺少任意一方都难以成其所然。

再次，“历史性”是基础设施另一重要属性，指其是在长期的技术、制度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新的基础设施需要与传统的技术标准和惯例展开竞争，进而实现替代或融合，这也凸显出基础设施系统内部的矛盾关系。海伦娜·卡拉斯蒂（Helena Karasti）等学者指出，基础设施往往“生长”在先前已存在的技术系统之上，依赖于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搭载”，这也带来了多重摩擦、冲突或阻力。[19]这一视角打破了对社会技术对象的静态分析观念，强调正视其演进过程中与原有基础设施是如何实现磨合的，或者因为何种原因磨合失败。正如新闻业的运作始终交织于新闻技术环境的持续演变过程中，如从印刷机到广播电视再到数字新闻平台的媒介系统变迁（或称媒介融合）对新闻业基本样态的重构。

最后是基础设施的“异质性”。由于基础设施的规模庞大，其结构复杂且层次多样，在不同区域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20]正如斯塔尔指出的，“没有人完全掌控基础设施”[21]，这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演变通常是由多个层次、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的，而不是单一权力或机构“自上而下”强行推进的，也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分化与博弈。因此，提出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实际上在强调由其中介而得到显现的多重、多向权力政治。如在不同地区、国家或社区内，新闻的基础设施可能受到政府监管、技术创新、用户需求、行业规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影响，是在特定权力机构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抑或停滞的。

基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研究对新闻业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为：新闻业作为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关联和重叠的媒介实践，可透过“新闻相邻”对象及其活动，揭示其不可见的多重互动关系和嵌套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促使新闻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元素愈发更不透明，“关注各种隐蔽的环境”[22]并致力于让不可见之物重新可见的基础设施研究由此展现了其对“社会物质性实践”的分析潜力，为重新审视新闻生产和消费、专业与非专业新闻活动、新闻组织内外边界等二分视角下的旧问题[23]，更好地理解物质条件（如技术平台、资源）和文化因素（如新闻实践、组织文化）如何共同影响新闻业的运作和变革提供了实用的分析工具与理论框架，其理论潜力也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逐步得以释放。

三、基础设施视野下的新闻研究

（一）基础设施研究在新闻品质分析中的引入

在新闻研究中，曾任瑞士卢加诺大学新闻与媒体管理系教授、欧洲新闻观察室（European Journalism Observatory，EJO）主任兼联合创始人的斯蒂芬·拉斯-莫尔（Stephan Russ-Mohl）较早使用了“基础设施”的概念对影响欧洲新闻品质的因素进行探讨。新闻品质（journalism quality）指新闻产品与读者信息需求相匹配的程度，涉及对新闻机构的规范性、新闻产品的专业性及读者相关性三重维度的综合评估。[24]拉斯-莫尔认为新闻品质关联于一个与新闻业相关的众多主体共同构成的复杂控制网络（系统），并以“新闻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 of journalism）的概念强调其良好运转是提供高品质新闻产品和信息服务的先决条件。[25]这种将“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双重理论向度相整合”[26]的基础设施分析视角强调，“客观现实并非纯粹是基于‘软性的’社会建构，而是与建构活动中所遭遇的‘硬性的’物紧密相关”[27]，为更好地把握新闻生产的物质性与其社会性的关系开辟了一种“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路径。

以公共媒体为分析对象，研究者基于“基础设施”的元概念逐渐延伸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概念。拉斯-莫尔在推动构建传承欧洲公共媒体传统的“欧洲新闻业”（European journalism）倡议中提及“新闻基础设施”的概念，如旨在加强欧洲各地新闻从业者与研究者学术交流与对话的“欧洲新闻基础设施”（European journalism infrastructures）[28]。后续，他与其同事借用搭便车、外部效应、委托代理等经济学理论详细论证了基础设施视角如何有助于理解新闻业市场化转型中的公共价值危机，即随着新闻业向信息注意力市场敞开怀抱，理性经济人模式在新闻实践中的引入改变了新闻业中个体与集体行为的逻辑，尤其表现为在记者、消息来源和读者的互动中，市场利益对公共价值的逾越。[29]拉斯-莫尔认为这对理解正在经历剧烈市场转型的新闻业而言是一种“富有前景的分析路径”（a promising approach），并宣称这项新研究议程的开启将为识别和揭示新闻研究的盲点带来帮助。[30]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础设施研究在公共媒体分析中的应用范畴。苏珊娜·芬格莱（Susanne Fengler）和拉斯-莫尔将为应对新闻业公共危机、确保新闻品质而建立的新闻委员会、监察员以及线上的新闻编辑室博客和社交媒体批评等针对新闻媒体的自我监督体系概念化为“媒体问责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 of media accountability），聚焦不同欧洲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对其运作的认可度。作者发现，“媒体问责基础设施”是一种新闻从业者为避免因接受国家干预而威胁新闻自由的社会文化实践，但其有效性与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的期待不符，面向不同主体的激励措施需要推出以使现行的自我监督体系真正成为推动构建自由而负责任的欧洲新闻业的“媒体问责基础设施”。[31]

此外，新闻基础设施也被用作评估地方新闻业满足社区信息服务程度的分析工具，这被认为是地方新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力普·M·纳波利（Philip M. Napoli）等学者提出了一个对地方新闻品质进行分析和评估的“基础设施—输出—性能”（infrastructure-output-performance）理论框架，尝试为揭示影响地方新闻品质的结构性因素开发新的评估工具。此框架中，基础设施指社区内媒体机构的数量、规模及其特征；输出指这些媒体机构所生产的新闻内容的数量；而性能则指新闻内容的基本质量。这种评估框架强调社区中媒体机构的构成状态是决定新闻产出在数量和质量上匹配社区信息需求的基础性条件。[32]海勒·谢瓦格（Helle Sj?vaag）等学者沿用纳波利等人的理论框架对挪威的地方新闻机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关注地方新闻机构在多大程度上适配了社区的信息需求。研究发现，地方新闻机构自身的规模和社区覆盖率等政治地理纬度上的因素，远比传统监管因素对地方新闻机构发挥其政治监督能力的影响更大[33]，这从中观层面拓展了研究者对地方新闻机构和新闻品质关系的理解。另外，维克多·皮卡德（Victor Pickard）将基础设施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分析美国公共媒体在地方信息服务中的潜力，以及面临的结构性障碍。通过与二十多名公共媒体从业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美国公共媒体系统中由分散于乡村、国家及国际范围的记者组成的新闻生产网络可触达难以获得其他新闻和信息来源的偏远社区，是支持地方新闻业运作的强大的基础设施。然而，必要的资金支持的缺乏也使得地方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生产活动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同时，公共媒体的“地方主义”原则使得总体性的地方新闻基础设施支离破碎，成为推动自身改革的障碍。[34]

简言之，以市场化为基本背景，公共媒体为核心研究对象，基础设施研究为理解处于市场化转型期的公共媒体公共性的构成及变动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阐释路径，因此逐步被更多的研究者接受和认可。与此同时，市场化背后的技术要素同样引发研究者关注，捕捉并阐释媒介技术变革如何影响新闻业及其实践的走向也成为基础设施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另一应用路径。

（二）基础设施研究对新闻信任的理解

关注技术是基础设施研究的传统，而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则进一步促进了新闻研究的社会技术转向（sociotechnical turn）[35]，两者由此实现了汇流，技术同时以作为新闻业危机的“问题”和“答案”的方式被讨论。其中，“假新闻”（fake news）作为社交媒体时代威胁新闻信任的特殊产物，致力于对此技术后果做出应对的“事实核查”[36]（fact-checking）受到研究者关注。米歇尔·阿马齐延（Michelle Amazeen）指出，事实核查是在新闻业式微、普通大众获得信息技术赋权以及社会政治冲突频发多重张力中形成的一种新型新闻实践，因此需要将其置于结构性的视野展开考察。[37]由此，关注技术现象背后结构性因素的基础设施研究随之进入研究者视野。

卢卡斯·格雷夫斯（Lucas Graves）和查尔斯·W·安德森（Charles W. Anderson）提出了一个“作为基础设施的事实核查”的理论框架，试图揭示事实核查如何在专业新闻机构参与、数字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受众使用等情境化和组织化实践中成为“结构化新闻”（structured journalism）项目的基础设施。他们对名为“分享事实”（Share the Facts）的事实核查工具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创新工具来重申和行使其对新闻事实的控制权，从而在平台和算法中介的计算式媒体实践中维持乃至提升其专业性和权威性，而该事实核查工具则在新闻机构、受众和平台公司之间充当了多方关系调解的基础设施，不仅为新闻产品带来了流量，还提升了新闻机构的品牌认可度。[38]

相较于格雷夫斯和安德森的“单一事实核查”（single fact-checkers）分析立场，艾达·安东妮·尼森（Ida Anthonj Nissen）等人认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单一事实核查数据库会逐渐被整合进新的、跨平台的信息验证和治理系统，成为判断社会“事实”的“综合型事实核查数字基础设施”（overarching digital fact-checking infrastructures）。[33]他们对Poynter和Google两个不同综合型事实核查工具进行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两者在核查人员的地域分布、信息来源以及内容主题上的显著差异。他们认为，通过揭示这些综合型基础设施中“不可见”的固有偏倚，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此类基础设施潜在的结构性偏见，进而更加理性地认识和使用此类工具。[39]也就是说，尽管事实核查在解决虚假信息的问题上发挥了基础设施般的作用，但作为社会技术实践的产物，在如何定义和理解“真”与“假”的认识论范畴上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40]

这些事实核查研究主要从事后补救的角度讨论技术工具如何作为重建新闻业与公众信任的基础设施，也有研究退回至新闻实践的过程，聚焦某种具体技术工具的基础设施化过程。蕾切尔·E·莫兰（Rachel E. Moran）和尼胡什泰·埃弗拉特（Nechushtai Efrat）认为公众与新闻业间的信任关系嵌入在与新闻生产相关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位人员和每一个物质对象中，因此对其进行分析的对象应囊括与新闻业相关各类嵌入式实践、机构、技术和劳动者，以上要素组合则被概念化为支撑新闻业得以存续的社会技术和物理基础设施。[41]

罗德里戈·扎米斯（Rodrigo Zamith）则探讨了开源数据库作为构建公众信任的新闻基础设施的可能。他将透明度、创新和合作等概念纳入新闻基础设施分析框架，考察了124家美国新闻机构对开源数据库Github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尽管Github整合了有说服力的透明度披露、开源技术创新和多主体合作等有助于构建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要素，但其在制度化为公众信任建构的新闻基础设施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Github在新闻从业者中的普及度并不高，而使用Github的新闻机构提供的透明度通常局限于展演性透明，而参与性透明度较少展现，表明其开源和合作精神并未得到持续或广泛的采纳。[42]

相类似，有研究借用基础设施概念提出了包含四种维度的“公共透明度基础设施”（public transparency infrastructure）概念框架，用以分析和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数据开放程度对数据新闻实践的影响。[43]林迪塔·卡马伊（Lindita Camaj）等学者应用此框架分析了来自61个国家的“全球编辑网络”（GeN）和“Sigma Awards”数据新闻项目的参赛作品，发现在开放数据基础设施环境下工作的记者更倾向于依赖预处理的公共数据，而在封闭数据基础设施环境中工作的记者则通过利用信息公开法律提出正式的数据申请以获取原始数据或使用替代数据，相较而言，前者新闻产出的主题通常更为多样。[44]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当记者在数据获取上遭遇障碍，往往会寻求同事、第三方和公众的合作，并使用众包来解决可用数据中的差距，表明一种以合作为导向的数据新闻文化正在公共透明度基础设施不均衡的背景下兴起。[45]

此部分以基础设施视角分析新闻与技术关系的研究提出，需要将对新闻信任的理解嵌入于新闻工作者、新闻实践和技术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而与信任建构相关联的各类基础设施的可及与不可及不仅影响新闻业的知识生产及公众信任的建构，还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知产生影响，尤其需要重视纠缠于结构性因素中的众多“可能性和局限性”[46]。

（三）基础设施研究对新闻业与数字平台权力关系的分析

自2010年以来，数字平台的多功能性使其快速嵌入到传统新闻制作和分发的整体流程[47]，这一现象也得到新闻研究的持续关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数字平台促成的新兴新闻实践、平台与新闻业的冲突逻辑及新闻业面临的潜在威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基础设施视野下的新闻研究普遍关注数字平台在新闻业中的基础设施化过程，集中探讨其中的多元技术政治图景，并在研究立场上形成了“平台捕获”（platform capture）和“平台配置”（platform configuration）的分野。

“平台捕获”关注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如何通过对新闻业的平台化嵌入与改造实现对其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直接控制。马茨·埃克斯特伦（Mats Ekstr?m）和奥斯卡·韦斯特伦德（Oscar Westlund）将数字平台定位为一种可实现不同活动主体同时进行多样化、参与式信息沟通的数字基础设施，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受平台技术和算法影响，数字平台则依赖于新闻内容吸引用户和提升平台的用户活跃度，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新闻错位”（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现象。虽然两者呈现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数字平台凭借其对新闻业底层逻辑的改造呈现了权力逾越的迹象。[48]乔纳森·亨德里克斯（Jonathan Hendrickx）和豪尔赫·巴斯克斯-埃雷罗（Jorge Vázquez-Herrero）进一步将“新闻错位”操作化为“新闻的检索、生产和消费”三个维度，通过评估来自3个欧洲国家的9个媒体机构发布的458篇平台新闻报道，发现这种错位模糊了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规范边界。[49]这与新闻机构大量采用数字平台为其设计的各种技术工具有关，这种技术上的高度依赖最终强化了数字平台在公共领域形塑中的主导性力量。[50]

观察到新闻机构对数字平台的高度依赖关系，埃弗拉特·尼胡什泰（Efrat Nechushtai）用“基础设施捕获”（infrastructural capture）的概念对其进行了深入讨论。研究指出，Google和Facebook等商业平台不仅为新闻机构提供受众流量，还为新闻生产提供如数据分析等工具，新闻机构的运作日益依赖于商业平台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因此也不得不迎合这些平台的算法和政策以获取更多流量，这可能导致新闻内容的偏向和质量的下降。由此，数字平台以新闻基础设施的角色实现了对新闻业的整体性控制，通过削弱新闻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影响了后者对自身的监督和批评能力。[51]海勒·谢瓦格等学者进一步完善了“基础设施捕获”的分析框架。其研究指出，新闻业高度依赖数据的流通与存储，如通过互联网传输新闻、通过云端存储信息、通过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分发内容等，而数字平台凭借对此类骨干设施的物质控制成为左右新闻业正常运转的底层结构。因此，对新闻生态系统权力分配问题的理解需要延伸至包括政府部门、能源公司、初级产业、电信公司、科技公司和投资公司等与诸如海底电缆和数据中心等物质设施建设、运作和维护相关的众多参与者。[52]

“平台配置”的研究立场建基于吉恩-克里斯托夫·普兰丁（Jean-Christophe Plantin）等人的“数字平台物质性”[53]观点。此类研究认为，平台是可变的技术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它们的数字物质性是由它们的所有者集中设计、控制和不断重新编程的，这些所有者对它们的使用方式施加了影响。另外，亦须看到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并非平台主导的数字媒体环境中的被动参与者，他们在接受平台逻辑的同时，也通过策略性创新实践既利用平台优势，又试图保持独立性。[54]蔡绍文（Sherwin Chua）对某新闻机构与Facebook和Instagram的交织关系进行了长达6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该新闻机构既接受也抵制平台算法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为适应平台对音视频内容的偏好而主动加强了视频形式的新闻制作和分发；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通过主动的平台功能弃用以平衡其对Facebook在新闻分发和数字广告收入方面的依赖。[55]也有研究指出，新闻机构正在主动调整策略以平衡其专业标准与数字平台的特性，表明它们并未一味迎合数字平台的逻辑，而是将自身的文化相关性嵌入至数字平台中，寻求两者间的平衡。[56]正如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虽然也形成了对拥有流通性权力的商业分发平台的系统性依赖，但也在借助自身的制度赋能、权力位阶和新闻资源等优势，在新闻内容生产、算法推荐、价值评估等方面对平台逻辑进行干预乃至驯化。与此同时，此类媒体机构在“新旧一体”的融合逻辑推动下，一方面，致力于推进媒体自身的平台化，努力构建拥有媒体逻辑的新型数字平台（如各类终端应用），并在局部取得了市场成功；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维护自身拥有的传统渠道的生存（如专业广播频率与综合电视频道），并在特定场景下最大化其传播优势。因而，在平台/出版商关系中，依赖性和自主性的配置不断变化，而基础设施、文化和地缘政治的构成和变迁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施展形式。[57]

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理论对新闻业与数字平台的关系分析，一方面，表明平台具有强大的基础设施效应，不仅能塑造新闻产品的内容类型，还能够影响新闻机构和从业者如何创新实践以及组织资源。[58]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示研究者避免对平台主导地位的单向解读，而是关注新闻业与平台的“协商空间”，以评估两者“持续的战略性运作”。[59]

四、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

从更宽泛的学术发展史来看，“去新闻中心”的主张事实上与发生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去媒体中心”研究范式转型有关，而基础设施研究是这一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60]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抹除了新闻业的边界，新闻业与社会的联系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新闻业也被批评愈发缺乏社会相关性（relevance），其公共价值招致质疑。多米尼克·博耶（Dominic Boyer）认为，不同学科领域形成的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e turn）可被视为某种类似于人文学科的概念性“新政”，旨在将被新自由主义驱动的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所压抑的公共发展主义重新带回研究者视野。[61]在此背景下，基础设施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引入之初便聚焦变革中的新闻业如何处理其公共性危机，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上形成了对新闻业的独到理解。

首先，在如何理解当代新闻业的社会角色这一认识论问题上，基础设施研究再度强调了去媒体中心的认识论取向，主张从关系性的立场对新闻业展开分析，具体表现为将研究对象从职业范式下的记者或新闻机构等传统对象往外推向“新闻相邻”的技术、制度和组织等范围更广的行动主体，提倡以“社会后果而不仅仅是职业后果”为中心的新闻研究，并“更全面地看待新闻业在复杂社会系统中是如何运作的”[62]，从而纠正当前渐趋陈旧和无效的霸权主流新闻规范（norms）。[63]基础设施视角下，新闻业的运作和发展不仅是新闻编辑室内部实践的产物，还是在外部与其相邻的行政机构、政策机制、数字技术架构、相关的行业伦理规范组织等不同社会系统的共同配合下生产的，它们在此语境下成为支撑新闻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这与过往“新闻中心”取向下只将专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人及新闻常规等作为其支撑要素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认识论取向有助于研究者走出传统新闻研究长期存在的倾向——即将通常被视为由主流媒体新闻编辑室的记者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生产的、以政治为导向的“职业新闻”视为分析和批判其他形式新闻实践的预设性标准，[64]这也是建构不同于职业范式的新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前提。

由此，基础设施研究的整体性、关系性分析视角为陌生化和重新思考新闻业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带来了全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元概念，经常被隐喻性地应用于描述支撑新闻生产、流通与消费等不同环节得以实现的功能性架构。上文分析可知，在概念工具的生产上，既开发出描述重建新闻权威和公众信任的“事实核查基础设施”，也发展出抽象化新闻业与平台关系的“基础设施捕获”、“基础设施配置”等体现基础设施式研究思维的各类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普遍强调超越关注新闻文本的表征视野，转而从宏观和中观维度切入，关注新闻业如何作为整体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与外界产生动态的互动、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即新闻业内外的事物如何共同形塑了新闻实践及其社会后果。当研究者开始引入新概念、新研究对象进而重新审视新闻业的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挖掘，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新概念和理论生产上避免重复性的概念组合与拆解倾向。就目前基础设施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情况而言，客观上仍处于一些概念上的修辞创新阶段，通过嫁接使用这一概念来拓展新闻研究的想象力和解释力，甚至是学术出版中新兴概念使用先后的竞逐，而往往忽视其与经典新闻学的逻辑关联，以及新闻基础设施的本体论、价值论等根本问题。例如以“新闻基础设施”的概念分析影响新闻品质的问题时，与传统新闻研究的社会建构分析路径存在哪些明显的异同，似乎尚未有研究对此展开专门讨论，更毋论与传统新闻理论的深入对话。简言之，现阶段的概念生产方式往往表现为概念的简单拼接和组合，新概念本身的理论化和抽象化程度尚且不足。

最后，“基础设施倒置”[65]（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s）是当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论路径。基础设施倒置是前景与背景的颠倒，研究者对隐藏于分析对象表面之下的事物尤其感兴趣，主张将重点关注的对象进行颠倒，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探讨更高层次的实践是如何被位于底层的基础设施所塑造。换言之，基础设施研究并不致力于从本体论的维度争论或定义新闻业及其相关活动是否是基础设施，而是基于关系性的认识论取向，关注“基础设施何时存在，而不是它是什么”[66]。玛丽·林恩·杨（Mary Lynn Young）和阿尔弗雷德·赫米达（Alfred Hermida）对比了基础设施研究、STS、ANT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认为相较于STS关注微观层面的技术而忽视其运作的社会语境，导致在提供关于研究对象变化的因果解释和采取更广泛的系统性视角时的不足，以及ANT因对经验细节的热衷而被批评为“新描述主义”，基础设施研究带来的宏观和中观视野恰好有望填补前两者在具体分析路径上的局限。[67]例如，传统新闻研究习惯于将平台与新闻机构的关系简化为“内容窃取”或“不公平竞争”的道德性或法律性问题。而当研究者从基础设施视角考察平台时代新闻分发的变化，其分析路径就转换为关注这些平台如何通过其技术架构、数据流动机制和算法决策模型塑造新闻的分发模式并重建新的权力结构。这有助于为抽象化、理论化新闻业与更大社会系统的互动机制补充具备批判性的思考和分析路径，乃至推动某种理论模型的提出。

五、余论：以“地方语境”接合新闻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

至此，我们可以阶段性地勾勒出一条新闻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实现汇流的线索：数字化和市场化浪潮驱动了新闻业从职业活动向社会活动的过渡，众多新闻相邻对象及其活动与新闻业的互动加深，善于从整体性和关系性角度把握新闻业变迁的基础设施研究为理解这一新兴景象提供了实用的概念工具和路径启示，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趋势渐显。

需要指出的是，在学术生产方面，目前可见度较高的研究大部分是在西方新闻业的脉络中开展的，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认知框架和知识生产局限。因此，无论是出于紧跟全球新闻研究前沿的考虑，抑或是推动自身研究领域的拓展，新闻研究者对基础设施研究的后续探索都需要将自身所处的多样化地方语境纳入其中，使研究更具有相关性和自主性。

就当前的中国新闻研究而言，基础设施研究大多隐现于新闻与技术的关系分析中。如提出了算法技术作为中国数字新闻业想象公众的基础设施[68]，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智能新闻业的基础设施[69]，新闻智能体是创构、保障、调适新闻生产网络体系的基础设施型生产工具[70]，可穿戴技术成为支配未来新闻生态演化的基础设施[71]。此类研究将技术置于传统新闻实践范畴内展开考察，重在以基础设施的概念强调技术在新闻业中的特殊地位，未充分挖掘基础设施研究对新闻相邻对象的分析潜力，并止步于对其关系的隐喻性描述，同时，经验分析维度上的缺失也加剧了“去地方化”的研究困境。

事实上，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作为现代社会的子系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72]，在数字化、融合化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在国家发展和治理系统中的角色、地位、目标都呈现出显著的特色，这也为中国语境中的新闻基础设施研究提供了独特且丰富的土壤，为理解新闻基础设施的全球多样性奠定了基础。例如，中国传统主流媒体自主建设新型、开放、智能信息服务平台，主动转变新闻实践模式，构建了更具公共性的基础设施生态；政府部门通过强监管的方式介入新闻机构与数字平台的冲突，构建了政府—平台的协同治理新模式；中国独有的县级融媒体体系正在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和治理体系，成为更具基层意味的传播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各级主流媒体在基层打造的地方报道网络和通讯员队伍等展现出基础设施层面的重要解释力，这一传统而非新兴的基础设施，如何在非数字化和非平台化的理论逻辑中得到创新解释，如何理解其与数字技术和平台生态的博弈或融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代中国的新闻实践无论在目标取向、行动逻辑、组织机制、资源禀赋上都相异于西方新闻实践。至少在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正在展开更为多元的面向，而这些研究对象不应被流行的西方理论视野和规范框架所遮蔽。在这个前提下，新闻研究者既要主动跟进在全球新闻研究中持续出现的基础设施转向，亦需在地方语境下反复探索和检验其适用路径，才能在任何给定的文化背景下走出传统新闻研究存在的本质主义倾向，促成“去新闻中心”的范式转型，拓展新闻研究的知识边界和阐释空间，增强新闻研究的自主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创新研究”（批准号：23JJD86000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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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姬德强，余威健.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一个理论视角的兴起与进路[J].青年记者，2025(03):5-14.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