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37岁的王一淳决定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自筹资金拍摄了首部作品《黑处有什么》。初出茅庐的作品意外收获了好评，被誉为“中国版的《杀人回忆》”，相继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柏林国际电影节、伦敦BFI电影节等。当时的王一淳，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电影新星。

时光编辑部 |予臻

探寻电影背后的谜题。

“发生那件事之后，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我是一个‘刺头’、一个不管不顾的愣头青。也有好处，所有的人跟我接触的时候，都分外客气。”

采访那日，时光君眼前的王一淳导演讲起自己遭遇的刻板印象时，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脱口秀段子，逗笑了在场的所有人。

她口中所说的那件事发生于2022年。当时，王一淳在网上公布了与前资方官司纠纷的始末，并借助舆论为自己争取回了一些权益。

真正接触了她，会产生巨大的反差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她，是一个性情温和、爱搞笑、爱自嘲的女性。

2014年，37岁的王一淳决定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自筹资金拍摄了首部作品《黑处有什么》。初出茅庐的作品意外收获了好评，被誉为“中国版的《杀人回忆》”，相继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柏林国际电影节、伦敦BFI电影节等。当时的王一淳，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电影新星。

可一晃十来年过去了，如今48岁的她调侃自己归来仍是“新导演”。几经波折推出的第二部作品《绑架毛乎乎》，承载着她对电影创作的一些执念。

《绑架毛乎乎》创作于《寄生虫》上映前

根据《绑架毛乎乎》衍生而来的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比这部电影更先和观众见面。在2021年播出的综艺《导演请指教》中，王一淳临时收获了一个替补进节目的机会。

同期参赛选手都准备俩月了，她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一个从无到有的短片。稳妥起见，她选择截取《绑架毛乎乎》的剧情片段，改编成一个短片。

“当时算盘打得贼溜，以为综艺播出的时候，正好我的电影也能够上映。短片就相当于是宣传电影的一个小demo，结果没想到后面又遇到些事，电影拖了这么长时间才上映。”王一淳说。

计划赶不上变化。不过，《音乐之声》《阿基米德的晚餐》等综艺短片的播出，让王一淳收获了一批可贵的粉丝。谈及《阿基米德的晚餐》，总有人会类比《寄生虫》，但实际上，《绑架毛乎乎》剧本在《寄生虫》上映前就创作完成，并于2018年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

“我写作的故事都源于我的生活，《黑处有什么》源自于我自己关于90年代的记忆。《绑架毛乎乎》源自于我现在的生活，平时我会接触到很多有孩子的中产家庭，积累了很多雇主、小孩与保姆的故事素材。其实我更多地是想关注一种命运的偶然性与随机性。”王一淳说。

在电影里，曾美慧孜饰演的保姆石俊霞，因为一个命运的不公而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而闫妮饰演的女主人孙心如，毫不费力地享受着优渥的生活。这种矛盾性激化了石俊霞的不甘心，引导她一步步走向失控。

“保姆与女主人的戏剧性关系很容易抓人眼球，但我更关注的是那对‘傻子’忘年交。”王一淳说。

姜武饰演的“大傻子”任胜利，因为石俊霞遭受了无妄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一心想找石俊霞重归于好的他，却又卷入了绑架案中；小演员张博鑫饰演的“小傻子”毛乎乎，是中产‘鸡娃’体系里的“掉队者”。

两个被外界以为的“傻子”，在绑架的过程中逐渐惺惺相惜。王一淳认为，他们的“傻”所代表的是人性最初、最美好的一面。很多被社会规训的聪明人，实际上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把最初的“小呆萌”“小美好”特质全都抛弃掉了。

而在那些被社会抛弃的“傻子”身上，却恰恰能够发现这些宝贵的特质。

如果抱着看常规黑色犯罪片的心态看《绑架毛乎乎》，你会发现故事推进的每一步，都在你的意外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王一淳想要的是“让聪明人争斗、让傻子相爱”——精于算计的聪明人，一步步走向失控、自掘坟墓；单纯善良的傻子，却误打误撞地活到了最后。

“我一直在探寻人性曲折幽暗处，

那一丝光亮”

尽管进电影圈遭受了资本的“毒打”，但王一淳说她在创作过程中，“从没把一个角色当作恶人来写。”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小恶魔”一闪而过的时候。《黑处有什么》里的女主角曲靖一直不满自己是张雪的陪衬，在面对警方调查的时候，她把流言蜚语融进了证词里，造成了警方对“张雪失踪案”的误判。

而在《绑架毛乎乎》里，石俊霞对女主人一闪而过的“小恶魔”升级为恶意。“我顺着这种恶意编了下去，看看它最终会触发什么。”

在朋友口中，王一淳有一种创作上的“恶趣味”。但实际上，王一淳的“恶趣味”是在探索人性曲折幽暗处那一丝光亮的救赎，“只有当你在经历了万千曲折后，感受到一丝来自他人的善意，你才会明白那一丝善意有多温暖、有多珍贵。”

电影里，任胜利与毛乎乎因为彼此给予的善意，温暖了彼此、救赎了彼此。现实里，王一淳在遭遇2022年那场纠纷风波时，也收到了一些温暖的善意。

“我感受到了现实的恶意，也感受到了现实的温暖。”王一淳说。

当时光君问及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时，王一淳先是幽默地自嘲道：“什么？下一部？我连创作都不一定继续了。”

接着，话锋一转，平静地说道：“我确实又写了一个故事，仍然延续了‘幽暗曲折中见光亮’的路子。但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步。”

曾经拥抱不确定的王一淳，与现在害怕不确定的王一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电影圈前的王一淳，经历了一个“努力就有回报”的年代，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1995年，当家乡人都在热衷于“铁饭碗”的时候，她毅然选择离开河南福利优厚的石油大院，去到大连上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做过记者、拍过广告，赚了点小钱。当时北京房子不限购，但房价已经涨到了6000块，很多当地人都不敢买。但王一淳却买了两套，其中一套租出去，正好够还两套的月供。

然而进电影圈后的王一淳，每一步都错过行业的红利期。2018年写出第二部作品的时候，电影圈热钱大撤退。2019年末，好不容易定好资方，准备过完年开机，又赶上大环境的巨变。

2021年上了综艺《导演请指教》，收获很多业内的好评，但因为当时投资大环境并不好，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延续这波人气。等过两年，大环境稍微变好时，大家又不记得这茬了。

兜兜转转一圈，一切像似回到了原点。

“电影拍摄太笨拙了”

这些天，王一淳爱上了脱口秀节目，她才突然发现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培养不出新人，“你看人家行业里，捧出了多少有才华的年轻人。”

说到底，因为做电影牵扯到一大笔钱，它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文化行业。不是有天赋、有理想、有志于此的人，都有机会尝试。资本降落到谁头上，有很多创作能力以外的因素。因此，可以说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舞台。

同时，因为拍电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运作，它还涉及到跟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会让很多事情变得繁琐、臃肿。

而那些不需要多少钱的、低成本的娱乐文化行业，反而给了年轻人很大的空间施展才华。王一淳说，参与网红“艺能人金广发”的拍摄，给了她很大的冲击。最初，她以为短视频拍摄再轻巧、灵活，现场至少也得有8、9个人张罗事儿。

结果到了现场，发现就金广发一人，他一个人干了导演、编剧、剧务、演员、制片、统筹的活儿，甚至连买水都是他自己去买的。

拍摄的时候，他把手机往那一摆，剧本都是现编的，却能拍出那么有意思的故事。“一对比，咱们的电影拍摄太笨拙了。这种极低成本的创作，船小好调头，给了创作者极大的自由，更大程度上让创作回归了创作本身。”王一淳说。

这些年，王一淳拍电影总有一个感觉，即为了0.1%的表达冲动而要做99.9%的毫不相干工作，换句话说，只有0.1%的时候是在进行真正的创作，99.9%的时候都是在处理无趣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

不可否认，电影工业拍摄能够承载更多的想象力，是手机拍摄无法实现的。“但手机拍摄却能更轻易地让一个创意落地，给年轻人、新人带来了创作的自由与民主。”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新导演的王一淳，切身体会到了电影行业的“出头难”。现在的她，开始思考承载表达冲动的媒介，或许可以不用选择太笨拙的那一个。

来源：Mtime时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