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总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即使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也要么是赢得仓皇北顾，要么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其外部安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尺度上有很大的转换，单看奥古斯都之后的帝国时期，其外

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总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即使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也要么是赢得仓皇北顾，要么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其外部安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尺度上有很大的转换，单看奥古斯都之后的帝国时期，其外部威胁主要是不列颠北部的皮克特人人、欧洲大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巴尔干北部的达契亚人以及叙利亚地区以东的帕提亚人等。这些敌人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定居农耕的文明体，直接冲抵罗马边境的纯游牧民族并不多，事实上也可以说正是帕提亚人等敌对国家替罗马人承受着更遥远地区的游牧部族的不断冲击。以达契亚为例，这个位于现在罗马尼亚地区的国家曾经是罗马的一个劲敌，但是当罗马将其征服之后，就需要罗马军队驻防在其北部边疆来抵御试图从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涌入的游牧部族。

而古中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不像罗马那样承受多个方向帝国和蛮族的冲击，真正的危险敌人只来自一个方向，那就是北方（也包括了东北）

首先看到西北方向，当然这个主要指的是河西走廊方向，作为一条夹在北方草原带和南面青藏高原之间的狭窄的陆上通道，河西走廊本身并不会作为一股强大武力来袭的基地，而只是作为被其它势力进行进攻的通道，同时也是中国中央政权阻止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两个力量合兵的屏障，当然，也是中国和西方进行贸易以获取利润、信息和威望的通道。中国从汉代到明代，在这个方向有诸多著名的关隘，如玉门关、嘉峪关等。

而正西方向是青藏高原，这里也是一大片的荒凉地带，这个地区造成较严重边患是有阶段性的，在东汉时期是所谓羌族之乱，但那场旷日持久的征伐固然造成了东汉政府很大的困扰，但羌人毕竟没有能力对汉帝国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其反叛只限于边境地区的。之后羌族和其它内迁的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了五胡乱华，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再然后就是唐朝时期崛起的吐蕃帝国，其从大约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建立集权的强大国家，到9世纪中叶吐蕃在内忧外患下没落，其强盛期满打满算也不过200来年。在此期间吐蕃王朝算是具有了对汉人聚居区核心地带冲击的能力，趁着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衰败，其甚至一度占领过长安，但吐蕃军队固然在汉藏交界地带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正如汉族军队上到青藏高原后会有高原反应而战斗力大减的问题，吐蕃军队同样会有冲下低地平原后有醉氧反应而战斗力低落的问题，这从在西川方向吐蕃进攻屡屡失败可见一斑。而且随着东亚地区的气候在唐朝中叶告别了温暖湿润时期，吐蕃在9世纪没落后就再没崛起过，永远的告别了强国地位。而对于汉人来说也就从此基本不用再担心来自西面的军事威胁。之所以这样，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青藏高原上的光热水土综合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撑连续的密集的人类聚居区，而只有在唐代，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湿润天气的高潮期里，青藏高原上的地理气候条件越过了一个阈值后，终于可以支撑起成功的统一行动。

至于东北方向的特点又有所不同，东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决定了这里并没有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而是渔猎民族，在隋唐之前，这个方向的威胁也不成气候，但就是隋唐之际，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民族觉醒的过程，然后在宋朝前后，党项、契丹、女真等等民族都开始创立自己的文字，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由于经历了文明开化过程，他们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以女真为代表的东北的民族既有渔猎生活模式所固有的战斗能力，又因为临近蒙古草原而部分部族有充足的马匹，而其临近辽东和燕山山脉的族众则和汉人一样农耕，于是他们所形成的政权就渐渐的同时具有了牢固的内部统治，长远的对外战略和强悍的军事力量，从而成为了中原汉人王朝最为凶险的敌人，在公元12世纪之后到公元17世纪，短短600多年间，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渔猎民族政权先后两次灭亡了汉人王朝，这绝非是偶然的。

因此北方的边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可以唐朝中叶为界，在这个时期之前，主要的边患来自正北方和偏西北方，比如匈奴、柔然、突厥等，这些是纯游牧民族，而且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政权建设上也相对初级，因此他们对汉人聚居地区的进攻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历史中记载的一些大规模入寇，其实也是不同部落基于劫掠为目的的联合行动。

这里需要谈一下从唐朝中叶开始的气候的变迁，我们知道隋朝到唐朝中叶这段时间中国的气候是很温暖湿润的，那时杨贵妃吃到的一骑红尘送来的荔枝并不是岭南所产，而就是在四川涪陵栽培的（北宋苏轼在《荔支叹》中明确提到“天宝岁贡取之涪”），可见当时气候之温润，这种气候下，农耕和游牧分界线北移，华北和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这些都使得隋唐应对北方威胁的能力相当坚实。但从天宝年间往后，气候开始进入一个湿冷期，中国北方的生产条件恶化，国家实力削弱，而同时，北方游牧民族更加受到气候的损害，被迫大批南迁或南侵，带来更大的边防压力。这一正一负两股能量，必然导致整个北方的治理和防卫恶化乃至糜烂。从而导致北部边防的恶化乃至崩溃，而燕云十六州这样的战略要地的丢失，又使得后来即使气候好转以后汉人也很难摆脱防御上的不利地位，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还有个问题很耐人寻味，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战乱载货很多并不是外部威胁直接造成的，举个例子，董卓之乱敲响了东汉灭亡的丧钟，但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乱呢，因为羌人之乱，正是因为终东汉一朝，羌人的反叛始终没有停息，东汉不得不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支撑西北边防，而这些资源最终塑造出了一支东汉军事力量中实力最为出众的“西北军”，正是有足够的资本，董卓也才敢如此的恣意妄为，甚至连关东的诸侯联军也不放在眼里。再比如安史之乱，安禄山敢于以其所统帅的范阳节的实力就举兵作乱——安禄山名义上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但后两者的兵力他其实并没有掌控——却让整个唐朝遭受沉重打击，就是因为唐初开始契丹和奚两番的崛起，这两个渔猎民族的作乱加上突厥等游牧民族也经常选择今河北北部地区作为突破口，造成东北方向的国防压力骤增，于是国家不得不集中大量资源在这个方向，最终形成了一只举国最强的“东北军”。从而使边军作乱成为可能。

来源：灾难在你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