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当我们翻开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 ，这句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话语，将我们带回到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彼时，文天祥临危受命，肩负起都督诸路军马的重任，试图力挽狂澜，拯救岌岌可危的宋王朝。而在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

“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当我们翻开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 ，这句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话语，将我们带回到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彼时，文天祥临危受命，肩负起都督诸路军马的重任，试图力挽狂澜，拯救岌岌可危的宋王朝。而在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短短数字，又勾勒出扬州地区战火纷飞的景象，饱含着词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与对往昔烽火岁月的沉痛追忆。

在这两篇经典之作里，“路” 字频繁出现，它不仅是简单的地理标识，更是宋元时期独特行政区域划分的重要体现。在那个时代，“路”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连接着中央与地方，承载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深刻影响着宋元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那么，宋元时期的 “路” 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它是如何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让我们一同穿越历史的长河，探寻 “路” 背后的故事。

宋代 “路” 的设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掌控着地方的军事、财政与行政大权，中央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与分裂之中。历经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开始大力加强中央集权，“路” 这一行政区划制度应运而生。

最初，“路” 主要作为财政区和监察区而存在。宋初，为了集中财权，削弱地方势力，朝廷派遣转运使到各地，负责征收、转运地方财赋至中央 。转运使作为 “路” 的重要官员，通过掌控财权，实现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有效管控。同时，他们还肩负起监察地方官员的职责，对州县官员的施政情况、廉洁程度等进行监督，定期向中央汇报，成为中央政府了解地方情况的重要耳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 的职能逐渐分化，形成了多个平行的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制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它们合称为 “四监司”。

转运使司，简称 “漕司”，最初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地方财赋的转运。但随着其权力的不断扩大，逐渐兼管民政事务。转运使不仅要将各地的赋税、物资等运往中央，还要负责本路的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等工作，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同时，他们对地方的行政事务也有一定的干预权，如考核州县官员的政绩，参与地方的水利工程建设、农田开垦等事务，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提点刑狱司，又称 “宪司”，是 “路” 一级的司法机构。其长官提点刑狱公事，主要掌管刑狱之事，负责审查本路所辖州、府、军的刑狱案件，核准死刑判决，确保司法公正。他们定期到州县巡查，监督地方司法审判工作，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州县官府审理案件拖延时日、判决不公等渎职行为，提点刑狱司有权进行弹劾。此外，提点刑狱司还负责处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和疑难案件，维护地方的法律秩序。

提举常平司，也叫 “仓司”，主要负责调节经济事务。在经济方面，它承担着管理常平仓、义仓等仓储事务的职责，通过调节粮食的储存和发放，来稳定市场物价。在丰年，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在灾年，则开仓放粮，平抑粮价，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提举常平司还负责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等经济改革措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本路的农田水利建设、茶盐专卖等事务也有一定的监管权。

安抚使司，即 “帅司”，主要掌管军事和民政事务，尤其在军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抚使通常由本路的知州或知府兼任，负责统领本路的军队，维护地方的治安与稳定。在遇到战争、叛乱或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安抚使有权调动本路的军队进行应对。除军事职能外，安抚使还负责处理一些民政事务，如赈济灾民、抚恤百姓等，在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四个机构互不统属，各自直接向中央负责。它们之间既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地方治理的各项任务，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障了宋朝地方行政的稳定运行。

宋代 “路” 的数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军事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北宋初期，宋太宗至道三年（997 年），将全国分为 15 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广南西 。这一划分初步奠定了北宋时期 “路” 的格局，各 “路” 在地域范围上相对较为广阔，涵盖了多个州县，在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北宋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形势的变化，“路” 的数量逐渐增加。真宗咸平四年（1001 年），将川峡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 ，进一步细化了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天禧四年（1020 年），江南路又分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 ，使得对江南地区的治理更加精准。此后，在仁宗、神宗等时期，又多次对 “路” 进行调整和划分，到神宗熙宁九年（1076 年），最终形成了 23 路的格局 。这 23 路分别为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凤，河东，淮南东、西，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梓、利、夔，福建，广南东、西 。这些 “路” 的划分更加细致，充分考虑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等因素，有利于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北宋时期，各路的辖区范围大致如下：京东路包括今山东大部分地区、河南东南部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部分地区，这里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繁荣，交通便利，是北宋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京西路涵盖今河南中西部、湖北北部等地，地处中原腹地，在农业、商业等方面也有着重要地位；河北路位于今河北、河南北部及山东北部一带，是北宋抵御北方辽国的前沿阵地，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河东路相当于今山西大部，地形多山地，在农业、畜牧业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具有特色；陕西路包括今陕西、甘肃东部等地，作为北宋与西夏对峙的地区，军事防御和边境贸易较为突出；淮南路地处江淮之间，涵盖今江苏、安徽中部地区，农业发达，水运交通便利，是北宋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商业贸易中心；江南路分为东西两路，包括今江西、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等地，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发展而闻名；荆湖南北路位于今湖南、湖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农业和水运方面优势明显；两浙路包括今浙江、上海以及江苏南部的部分地区，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文化昌盛；福建路即现今福建一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海外贸易兴盛；成都、梓、利、夔四路则位于今四川、重庆及周边部分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发展，是北宋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和文化中心；广南东、西路包括今广东、广西等地，地处南方边陲，在对外贸易、热带作物种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由于领土面积大幅减少，南宋的 “路” 的数量和辖区范围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南宋时期，主要有 16 路 ，其中两浙路因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地位重要，分为东西两路 。此外，淮南路在南宋初期仍分东西两路，但由于战争的影响，该地区的行政设置较为复杂，有时两路合一，有时又分路管理，且转运司常兼领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等事，体现了南宋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地方行政区划的影响。南宋时期的各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成为南宋政权的经济支柱和文化中心，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元朝建立后，疆域空前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如此广袤的领土给行政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有效统治这庞大的帝国，元世祖忽必烈在总结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蒙古统治的实际需要，创立了行省制度。行省，即行中书省，是中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在行省制度下，“路” 成为行省之下的重要行政区划，扮演着连接行省与基层州县的关键角色。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权力广泛，“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负责统筹管理辖区内的各项事务。而 “路” 则在行省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区域的民政、财政、司法、军事等事务的执行，将行省的政令传达至基层，并向行省反馈地方的实际情况，是元朝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与宋代的 “路” 相比，元代的 “路” 规模明显变小。宋代的 “路” 作为高层政区，下辖多个州、府、军，地域范围较为广阔；而元代的 “路” 大致相当于宋代的州、府，成为省以下的二级行政区划。在元朝的四级行政体系（省、路、府 / 州、县）中，“路” 处于中间层级，其行政地位至关重要。

元代的 “路” 一般下辖若干个府、州、县。以扬州路为例，它是元代重要的 “路” 之一，范围大致为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和安徽省滁州市南部一带 。扬州路下辖高邮府及真州、滁州、通州、泰州等多个州，以及江都、泰兴、如皋等众多县。这种层级分明的行政区划设置，使得元朝的地方行政管理更加精细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元代存在一些特殊的 “路”，其管理方式与普通的 “路” 有所不同。其中，腹里地区的 “路” 最为特殊。腹里，即中书省直辖地区，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的一部分 。这里是元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地理位置重要，战略意义非凡。腹里地区的 “路” 直接隶属于中书省，与其他行省下辖的 “路” 相比，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自主权。中书省对腹里地区的 “路” 进行直接管理，在官员任命、财政收支、军事调度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以确保这一核心区域的稳定和安全。

在边疆地区，元朝也设置了一些 “路”，但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复杂，民族众多，地理环境特殊，这些 “路” 的管理方式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例如，在云南、湖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元朝实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管理地方事务。这些土官虽然名义上隶属于 “路”，但在实际管理中拥有较大的自治权，他们可以世袭官职，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法律进行治理。元朝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既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又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同时，元朝还在边疆地区设立宣慰司等机构，对 “路” 及土司进行监督和管理，加强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确保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宋元时期的 “路” 与现代省级行政区在地域上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同时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北宋时期，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加在一起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 ，其地域范围主要涵盖了今河北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区域。这一区域在北宋时期是北方的重要防线，地理位置重要，军事战略意义非凡。而现代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所调整，但整体上仍继承了宋元时期河北地区的主体部分。不过，现代河北省的边界与宋元时期的 “路” 界并不完全重合，一些地区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归属的变化。

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与现在的湖南省、湖北省有着密切的渊源。荆湖南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大部分地区，荆湖北路则与现在的湖北省大部分区域相符 。这两个路在宋元时期是南方的重要经济区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业和水运交通发达。如今的湖南、湖北两省在地域范围上基本延续了宋元时期的格局，但在边界划分上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县、市的归属发生了变化，导致两省边界与宋元时期的 “路” 界不完全一致。

江南西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和现在的江西、广东、广西在行政区划面积上较为相似 。江南西路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大部分地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则分别对应现在的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这些地区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经济文化发展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三省区的边界也经历了多次调整。例如，在明清时期，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使得现代三省区的边界与宋元时期的 “路” 界有所不同。

福建路则与现在的福建省在地域上基本一致，从北宋时期设立福建路以来，其地域范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相对较小 ，直接将 “路” 改省后，大致框架得以延续，距今已有近千年的时间。尽管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如部分县、市的辖区调整等，但整体上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元代的 “路” 规模较小，相当于州府，与现代省级行政区的对应关系更为复杂。以扬州路为例，它在元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和安徽省滁州市南部一带 ，而现代江苏省的行政区划范围更广，包含了多个元代 “路” 的辖区。这种差异反映了元代 “路” 在行政层级和地域范围上与现代省级行政区的不同定位。

宋元时期的 “路” 作为重要的行政区划设置，对后世行政区划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行政层级来看，宋代的 “路” 开创了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置高层政区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州县两级制或州郡县三级制的传统格局。这种设置为后世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后世在地方行政层级的设置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宋代 “路” 制的影响。例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与宋代 “路” 制有所不同，但在高层政区的设置理念上却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下辖路、府、州、县等多级行政单位，其中 “路” 在行省制度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连接行省与基层州县的关键环节。

在区域划分方面，宋元时期 “路” 的划分原则和方法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 “路” 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的原则 。山川形便原则使得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契合，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犬牙交错原则则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两种原则在后世的行政区划划分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明清时期在划分省级行政区时，既考虑了自然地理因素，又注重了政治军事因素，通过合理的边界划分，既保障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宋元时期 “路” 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宋代 “路” 的 “四监司” 制度，通过多个平行机构的设置，实现了权力的分散与制衡，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种权力制衡的理念在后世的行政区划管理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例如，明清时期在省级行政区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多个机构，分别掌管民政、司法、军事等事务，相互制约，共同维护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宋元时期的 “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设置，虽然与现代省级行政区存在差异，但它在历史传承中为后世行政区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在行政层级、区域划分、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我们理解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历程，以及现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对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 “烽火扬州路” 的解读上，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其中，关于 “路” 字的含义，主要形成了行政区域说和非行政区域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行政区域说的支持者认为，“路” 在宋代是重要的行政区划单位，从北宋到南宋，虽然 “路” 的数量和辖区范围有所变化，但它始终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关键层级。他们指出，在历史记载中，宋代确实存在与 “扬州” 相关的行政区域，如淮南东路，其治所就设在扬州。从这个角度来看，“烽火扬州路” 中的 “路” 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域，即 “扬州路” 指代淮南东路一带，强调金兵南侵时战火在这一广阔行政区域内蔓延的景象 ，体现出战争对整个地区的影响，反映出当时局势的严峻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然而，非行政区域说的学者们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细致考证发现，无论是北宋时期划分的 23 路，还是南宋时期的 16 路，都没有直接名为 “扬州路” 的行政区划 。这一事实成为非行政区域说的重要依据。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从诗词的语言特点和表达逻辑来看，将 “路” 解释为行政区域，会使 “烽火扬州路” 的表述显得过于抽象和模糊，与诗词形象生动的表达风格不符。而且，从辛弃疾的创作背景和个人经历来看，他在词中描述的场景往往是具体可感的，更倾向于描绘自己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物。因此，将 “路” 理解为道路更为合理，“烽火扬州路” 描绘的是辛弃疾在扬州道路上亲眼目睹的战火烽烟，通过对道路上战争场景的描写，以小见大，展现出战争的残酷和国家的动荡 。

在对教材和学术著作的研究中，这种争议也清晰地呈现出来。不同版本的教材对 “烽火扬州路” 的解释存在差异。2007 年的人教版教材将其解释为 “指当年扬州路上，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 ，这种解释虽未明确 “路” 是否为行政区域，但从表述上更倾向于将 “路” 理解为道路；而最新的统编版教材则解释为 “扬州一带抗金的烽火” ，这种表述相对模糊，没有明确 “路” 的含义，也未直接触及 “路” 是否作为行政区域的讨论。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莫衷一是，有的直接将 “路” 解释为行政区域，却缺乏充分的论证过程；有的则从诗词的源头、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 “路” 不应被解释为行政区域 。

通过对相关资料和诗词背景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 “烽火扬州路” 中 “路” 的含义。从历史资料来看，虽然宋代没有 “扬州路” 这一直接的行政区划，但设置了淮南东路，扬州是淮南东路的治所 。从这一点上看，将 “扬州路” 理解为指代淮南东路，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它能够体现出金兵南侵对整个地区的影响，从宏观角度展现出战争的规模和范围。

然而，从诗词本身的语言和意境来看，将 “路” 解释为道路更能契合辛弃疾的创作意图和诗词的艺术风格。首先，诗词贵在形象思维，“烽火扬州路” 若将 “路” 理解为行政区域，会使整个表述显得抽象、模糊，难以给读者带来直观的感受。而将 “路” 解释为道路，则使画面更加具体、生动，读者仿佛能看到辛弃疾在扬州的道路上，亲眼目睹着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场景，感受到战争的紧张与残酷。其次，辛弃疾在创作这首词时，回忆的是自己四十三年前的亲身经历，他从北方抗金南归，途经扬州，所看到的战争景象应该是具体的、发生在道路沿途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路” 解释为道路更符合辛弃疾的经历和情感表达。

“烽火扬州路” 中的 “路” 解释为道路更为恰当。它既符合诗词的语言风格和表达逻辑，又能与辛弃疾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背景相契合，通过对扬州道路上烽火场景的描绘，生动地展现出南宋时期金兵南侵的战争画面，以及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沉痛追忆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反映出我们在解读古代诗词时，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语言艺术等多方面因素，以更准确地把握古人的思想和情感。

宋元时期的 “路”，作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行政区划设置，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见证了宋元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 “路”，开创了地方行政制度的新局面。其以交通路线为主干划分区域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区域模式，有效限制了地方依据山川地势割据的可能性。“四监司” 制度更是权力分散与制衡的典范，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四个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监督，使得地方权力被大大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得以加强，为宋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创新的制度设计，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元代的 “路”，在行省制度的框架下，虽然规模变小，但依然扮演着连接行省与基层州县的关键角色。它适应了元朝辽阔疆域的统治需求，通过层级分明的行政区划设置，使得地方行政管理更加精细化，提高了行政效率。尤其是腹里地区 “路” 的特殊管理方式以及边疆地区 “路” 与土司制度的结合，既保障了核心区域的稳定，又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宋元时期 “路” 的演变，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需求和变化。它与现代省级行政区虽有差异，但在地域对应、历史传承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宋元时期 “路” 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能为我们理解现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依据。

在对 “烽火扬州路” 的争议与解读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同观点的碰撞，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挖掘历史资料，从诗词的语言、意境、创作背景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以更准确地把握古人的思想和情感。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探究，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宋元时期的 “路”，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政治智慧、管理经验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通过对 “路” 的探索，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历程，感受历史的厚重与传承，为我们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提供启示和借鉴。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