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中国远征军参谋总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部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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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远征军参谋总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部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因为十分受重用，蒋介石曾直言：“我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有我蒋介石的，就有你的！”

就是这样一位心腹大将，最终却让蒋介石愤怒不已：“我也想杀了他。”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不少国民党弃暗投明。唯独此人，毛主席表示拒不接受。

所以，他到底是谁？又到底做了什么，能让国共两党都如此不满？

何应钦早年在日本振武学校留过学，和蒋介石算是校友，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

1916年他从日本回来，就投靠了黔军的王文华，靠着自己的钻营，25岁就当上了团长。

王文华看他还算机灵，就把妹妹王文湘嫁给了他，何应钦靠着这层关系。

在黔军里站稳了脚跟，开始拉帮结派。

想把黔军变成自己的“何家军”，在贵州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好景不长，老军阀袁祖铭看不惯他，直接把他从贵州赶了出来。

“何家军”的美梦泡汤了，他只好灰溜溜地跑到上海。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黄埔军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抓住这个机会。

在军校里表现得特别勤快，很快就超过了王柏龄，成了蒋介石的心腹。

1924年，他当上了黄埔教导团第一团团长，这个团都是黄埔的教官和好学生。

被叫做“党军”，何应钦也算是黄埔建军的元老了。

靠着这门亲事，何应钦在黔军里腰杆更硬了，王文华的老部下看在王文湘面子上。

多少得给他几分薄面，他趁机把自己人安插进各个营团。

连军需、参谋这些要害位置都换上了心腹。

那阵子他常跟人说“黔军姓王，以后也得姓何”，王文华死后。

他更是觉得机会来了，想把黔军彻底攥在手里。

可袁祖铭早就看他不顺眼，带着队伍从四川打回贵州，一路攻城拔寨。

何应钦那些刚提拔的亲信根本顶不住，部队散的散、降的降，他自己带着残兵想往云南跑。

半道上又被截住，最后身边就剩几个护卫，“何家军”的梦碎得稀里哗啦。

他灰头土脸跑到上海，兜里没几个钱，住的旅馆都快付不起房费，正愁没出路的时候。

黄埔军校的电报来了——蒋介石想起这个日本校友，邀他去广州帮忙，这才有了后来的转机。

那时候教导团第一团是黄埔的“尖刀”，学生里有胡宗南、杜聿明这些后来的名将。

教官也都是留日回来的士官生，何应钦每天带着队伍出操、上课。

夜里还盯着军械库盘点枪支弹药，蒋介石来视察。

他总能把部队带得整整齐齐，比王柏龄整天泡在广州酒楼强多了。

1925年第一次东征打陈炯明，淡水城久攻不下，何应钦带着敢死队爬城墙。

胳膊被子弹擦伤也没退，战后蒋介石拍着他肩膀说“应钦啊，你是党军的胆”；

后来棉湖之战教导团被十倍敌人包围，他跪在地上对天发誓“死也死在阵地上”。

硬是撑到援军来，这一仗打完，他的名字在黄埔学生里比蒋介石还响。

教导团扩编成第一军，他顺理成章当军长，手下师长全是自己带出来的学生。

蒋介石说“党军不能姓蒋，得姓何”，“八大金刚”排座次。

他稳稳坐了头把交椅，连白崇禧见了都得喊一声“敬之兄”。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一人之下”的信任，很快就要被他自己亲手打碎。

1927年夏天，南京城里空气都带着火药味——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仗着龙潭大捷的军功。

天天在会上逼蒋介石“休息”，说“总司令下野才能团结各方”；

党内元老胡汉民也跟着敲边鼓，说“蒋先生太专断”。

蒋介石把何应钦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问“敬之，你说句公道话，他们这么逼我，你答不答应？”

何应钦低着头，手里转着茶杯，半天没吭声。

白崇禧就坐在旁边，冷笑一声“何军长不说话，就是默认咯”。

第二天中央常委会上，白崇禧再提下野，何应钦还是沉默。

这一下，蒋介石知道自己撑不住了，当天就通电“引退”。

何应钦以为能接掌兵权，可部队里黄埔学生只认“校长”。

白崇禧也防着他，三个月不到，蒋介石就从奉化回来了。

见面时蒋拍着他肩膀“应钦啊，你当时要是说句话，我何至于走这一趟”。

可那眼神里的冷意，比南京的冬天还刺骨。

蒋介石嘴上不说，心里早记下这笔账，可何应钦没半点收敛。

1936年西安事变，他那点野心更是藏都藏不住。

12月12日清晨，西安来电像炸雷——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了，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团。

宋美龄哭着求大家“别打，万一伤了委员长怎么办”，孔祥熙也说“先派人谈判”。

何应钦却带着参谋总长办公室的人闯进中央党部，拍着桌子喊“张学良杨虎城是叛逆。

必须武力讨伐，迟一分钟校长就多一分危险”。

当天下午他就自封“讨逆军总司令”，调中央军十几个师往西安开，还让空军去炸渭南。

参谋劝他“炸到委员长怎么办”，他眼一瞪“校长在里面也会支持我们讨逆”。

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打起来蒋介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这个“讨逆有功”的总长，还不是顺理成章接掌兵权？

可他没料到，张学良杨虎城根本没想伤蒋介石。

宋美龄偷偷派宋子文去谈判，没几天就把人接回南京了。

蒋介石刚下飞机，就有人把何应钦调兵炸城的事说了，他脸铁青，盯着何应钦半天。

最后只说了句“敬之，你辛苦了”，可从那以后。

重要的军权再没让他沾过边，连参谋总长的位置，也慢慢被陈诚顶了。

1935年夏天，何应钦坐在北平军分会的办公室里，手里捏着日方送来的“觉书”，额头直冒汗。

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他明知道这“觉书”就是最后通牒——

取消河北境内所有党部、撤退中央军、取缔抗日团体，条条都在剜中国的肉。

可蒋介石从南京来电，只说“相机办理”，他不敢怠慢，私下里跟梅津美治郎称兄道弟。

最终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连“何梅协定”这个名字，都是日方起的。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里，受降席上的何应钦总觉得椅垫发烫——

他提前三天就通过副官给冈村宁次递了话：“贵方代表不必准备佩刀，免缴刀仪式从简。”

要知道，当年甲午战败，日本逼着李鸿章签《马关条约》，都让清军将领当场缴刀；

如今中国胜了，他却把这最能扬眉吐气的环节砍了。

冈村宁次带着梅津美治郎等日本军官走进来，走到受降台前，“唰”地鞠了个90度躬。

按规矩，何应钦坐着点头就行，可他竟“噌”地站起来，也弯了弯腰回礼。

台下老兵当场哭出声：“十四年血战死了多少兄弟，他给日本人鞠躬！”

记者们的相机快门响成一片，这张“受降回礼”的照片第二天就登在《申报》头版。

标题刺眼——《胜利日的耻辱》。

1948年冬天，南京总统府的炭火盆烧得再旺，何应钦心里也发寒——

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拍着桌子骂“娘希匹”，话里话外都在怪他当年西安事变“想置我于死地”。

连陈诚都敢当众呛他“敬之兄现在只会说空话”。

淮海战役他想插手指挥，蒋介石直接把电报扔他脸上“你懂什么军事”。

最后只给个“战略顾问”的虚职，办公室设在郊区破庙里，每天只有个老副官端茶倒水。

1949年5月上海快解放时，他让副官偷偷给地下党送密信，说“愿率部起义戴罪立功”。

三天后收到回信，八个字贴在信封上：“此人罪孽深重，拒收！”

退到台湾后日子更难熬。蒋介石在日月潭盖别墅。

他只能挤在台北老巷的小洋楼里，门口连宪兵都没配。

有次去参加国民党中常会，刚坐下就被蒋经国阴阳怪气“何先生年纪大了。

该多休息”，气得他当场摔了茶杯。

王文湘1952年病逝，他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还是老部下胡宗南偷偷塞了笔钱。

晚年他总坐在院子里看贵州老照片，喃喃自语“当年要是不投黄埔就好了”。

可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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