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11日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Truth Social社交平台上宣布，将于5月12日上午9点（北京时间当晚21点）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推行“最惠国政策”（Most Favored Nations, MFN），以压低美国药品价格30%-80%。此举旨在

5月11日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Truth Social社交平台上宣布，将于5月12日上午9点（北京时间当晚21点）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推行“最惠国政策”（Most Favored Nations, MFN），以压低美国药品价格30%-80%。此举旨在通过强制手段，使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项目的药价不高于全球最低水平，直接对标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价格体系。

特朗普再次执政，美国的医疗政策和药品关税议题重新成为全球医药产业关注的焦点。

自2024年底以来，默沙东、罗氏、诺华、礼来等跨国药企纷纷宣布对美投资，建设本土研发和生产基地，累计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例如，默沙东计划至2028年前在美累计投资超90亿美元，罗氏规划未来五年投入500亿美元，诺华和礼来也分别公布了230亿和270亿美元的大规模扩产计划。

这一轮集体“回流”，并非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对政策变化的前瞻响应。在特朗普政府推动药品进口关税、医保改革与价格干预等政策的背景下，全球医药产业链正面临深度调整，企业的生产布局与定价策略也被迫做出改变。

在特朗普政府的医疗政策体系中，“最惠国定价”（Most Favored Nation Pricing, MFN）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一项。

该政策要求美国医保支付价格不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最低价，通过试点项目对标国际价格，矛头直指“全球最高”的美国药价。这一设想虽然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已提出，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因法院干预未能落地，而在2025年发布的新行政命令中，尽管未直接使用“最惠国”术语，但政策意图已被广泛解读为为其重启铺路。

《华尔街日报》在特朗普宣布重启“最惠国政策”后，发表社论称其为“糟糕的政策和价格管制的扩大”。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表示“这是一项糟糕的交易”。

众多跨国药企也认为这将对制药行业造成沉重打击，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制药企业普遍担忧该政策将压缩盈利空间，尤其是已上市但仍处于商业化早期的创新药，未来定价弹性或受限。

虽然特朗普政府强调该政策有助于控制医保成本，但从行业反馈来看，政策更多被视为“高举高打”的施压手段。《路透社》指出，多家药企认为该政策“可能构成生存威胁”，已开始调整全球市场价格体系，以规避美国定价联动带来的下压风险。也有观点认为，即便该政策难以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进，其象征意义依然强烈——美国政府已不再回避直接干预药品定价体系这一核心问题。

“最惠国定价”的实际执行面临多个层面障碍。

首先是制度设计难度，美国CMS（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执行资源有限，仅医疗保险机构预计将裁员300人，全面实施这样一项跨国对比定价机制，所需人力难以保障。

其次，国际药价参考标准并不统一。根据《JAMA》数据，美国批准上市的新药中，有部分尚未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上市，缺乏直接可比价格。同时，部分国家不公开实际采购价格，公开价格也未必反映真实支付水平（因政府协商的隐性折扣）。这将导致定价基准可能失真，影响新药市场准入策略。

特朗普医疗政策通过“最惠国定价”向行业定价体系发起挑战，对企业长期盈利模型构成潜在冲击，而其他政策更多是在医保体系层面进行财政紧缩，间接影响医药市场的支付基础。

胰岛素强制降价是其中影响最直接的政策之一。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规定将胰岛素价格降至每支0.03美元，远低于礼来产品的生产成本（约3.2美元/支），对传统胰岛素供应格局形成直接冲击。

医疗价格透明改革虽早在第一任期就已推行，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医院和保险公司披露服务价格，但实际效果因数据质量不高和执行阻力大而有限。

医保收缩方面，特朗普政府削弱了《平价医疗法案》（ACA）的补贴和推广机制，导致保险覆盖人数持续下降。2025年末若补贴如期到期，将有约400万人失去医保。

除了医保与药价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医药行业最具结构性冲击的变量来自其关税政策。

自第二任期上台后，特朗普团队提出对进口药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重点针对仿制药及原料药供应链。这项关税措施被视为“鼓励本土制造”的核心手段之一，其直接结果便是引发跨国药企新一轮的“制造回流”。

从2024年底开始，默沙东、罗氏、诺华、礼来、强生等跨国药企相继公布了对美数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计划，明确加码在美建设研发、生产和供应链能力。默沙东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特拉华州建设新生物制剂卓越中心，该中心未来将主导Keytruda等核心抗癌药物的生产，并计划涵盖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下一代生物制剂的制造。自2017年以来，默沙东已在美国累计投资超120亿美元，并计划到2028年追加90亿美元投入。

其他企业的动作同样迅速且激进。罗氏将于未来五年在美投资500亿美元，建设多座新工厂和研发中心；诺华则计划在美建设7家新工厂并扩建3家已有设施，五年内总投资达230亿美元；礼来宣布投资270亿美元建设4家新生产基地，满足Zepbound和Mounjaro等注射新药产能需求；强生将在未来四年投入550亿美元，用于新建3家制造设施及扩展医药网络。这些投资不仅数额巨大，也几乎都明确提出将以“应对政策变化、加强供应链韧性”为直接目标。

一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预期已对行业构成实质性成本压力。

以默沙东为例，即便新关税尚未正式实施，公司在现有关税安排下（美中、美加墨）已确认每年将新增约2亿美元的成本支出。根据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委托安永所做分析，若全面执行25%的药品关税，美国药品年成本将增加近510亿美元，最终可能推动药品零售价上涨12.9%。

这一成本结构的转变，促使企业必须重新布局产能，以规避长期利润侵蚀风险。

另一方面，“制造回流”也体现了美国本土药品生产能力存在结构性不足。

数据显示，美国约90%的抗病毒和抗生素类仿制药依赖进口中间体，其中60%来自中国。一旦高关税落地，本土供给体系将面临断链风险，进一步引发“缺药”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所施加的压力，不仅推动了企业回流，更重塑了整个全球医药制造的分布格局。

在地缘政治风险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跨国药企此轮“去中心化全球化”策略正在形成。企业不再依赖集中式的全球供应体系，而是选择在关键市场建立本土产能，“美国制造”由政策指令转化为企业战略的现实选项。这一转变也意味着全球医药产业链正进入高度区域化的新阶段。

在特朗普政府的医疗与关税政策冲击下，医药行业内部正出现明显的“分化效应”：一部分企业承受成本挤压与市场萎缩的双重压力，另一部分则迎来制度红利。

首先受到直接冲击的是高度依赖医保支付的企业，尤其是生物仿制药、慢病药物、疫苗等产品的供应商。

这些药物的主要支付方之一——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系统，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安排下持续收紧。2025年第二任期尽管承诺不削减Medicaid预算，但通过“打击欺诈浪费”的名义进行变相压缩已成为事实。Medicaid的紧缩将限制中低收入群体的用药支付能力，直接影响到市场需求，尤其对依赖医保体系获取收入的企业（如专注于罕见病和慢病治疗的药企）形成负面冲击。

医保覆盖范围的缩小亦将加剧这一趋势。《平价医疗法案》（ACA）的推广和注册费用被大幅削减，从2019年到2024年，通过辅助注册获取医保的用户数量锐减58%。同时，2025年底联邦保费补贴若按计划到期，预计将有约400万人失去医保。这意味着整体医保人群规模正在缩小，直接压缩了企业的销售基盘。

仿制药和原料药企业还面临另一重打击——进口药品关税。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5%药品关税政策，虽表面鼓励“美国制造”，实质却对仿制药价格体系构成压力。多数仿制药企依赖海外中低成本生产基地，短期内难以完成产能迁移。一旦关税实施，企业要么自行消化成本，要么将价格上涨转嫁给终端患者，但两者都会带来竞争力削弱和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此次政策调整中，部分创新药企及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反而获得利好。

首先，特朗普政府撤销了拜登时期医保谈判机制的试点项目，维持了药企与PBM（药品福利管理机构）之间的市场协商定价机制。这对于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中后期、依赖价格管理策略的生物药企业尤为重要，避免了面对单一议价方所可能带来的价格下压风险。

其次，FDA审评政策的放松持续延续。特朗普政府支持“突破性疗法”和“快速通道”审批机制，同时通过“Right to Try Act”允许患者使用处于临床早期阶段但尚未批准的药物。对中小型创新药企而言，这相当于提前打开市场窗口，提供了测试临床价值和初步商业化的机会。在行政管理上，新任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也延续了强调患者自由选择和研发路径灵活性的态度，为高风险、高收益型产品的推出提供了更大的制度空间。

此外，美国政府对全球卫生合作的退出倾向，也将推动国内企业在公共卫生体系中扮演更关键角色。特朗普已明确表示计划再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这虽将削弱国际联动和注册协同机制，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将在本土更多依赖自主的疫苗、检测试剂与公共卫生产品。具备公共卫生产品线和早期介入能力的美国本土企业，可能将在此过程中占据更大市场份额。

总的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加速了医药行业的再分化趋势：依赖医保支付和外部供应链的企业将承压，而产品具有创新性、本土制造能力强、能够快速适应监管政策变化的企业，则有望在这轮政策调整中脱颖而出。

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医保、药价与关税政策上的连番出招，全球医药产业正被迫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周期。在政策高压与市场重塑的双重夹击下，医药企业不再拥有“全球制造+自由定价”的宽松环境，而是必须在制造布局、产品定价、医保适配等多个维度上同步应对复杂变化。

对跨国药企而言，关税政策所引发的“制造回流”不仅是成本控制的被动防御，更已成为重构供应链安全性的主动策略。

对创新药企来说，维持市场定价机制与快速审批渠道提供了短期的政策空间，但未来医保控费压力的累积，也将对其商业模型形成再考验。

对于仿制药和医保依赖型产品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显露出深度压缩的趋势，企业唯有通过结构性转型，才能在政策洪流中保有竞争力。

可以说，特朗普的新政并非简单的“旧瓶新酒”，而是在医药产业加速变化的时间节点上，放大了既有问题、推动了新的趋势。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机遇与风险并存、扩张与收缩共现已成为常态。

此时此刻，医药产业正站在一个清晰的十字路口——既要应对政策的即时冲击，也要寻找在不确定性中穿越周期的长期策略。

来源：新财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