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柳家院是我们村里最大的院子，前后三进，两侧厢房。小时候我总觉得那院子像个迷宫，每次去找表哥玩都能发现新的角落。但那天，整个院子里只有二婶一个人坐在西厢房的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条已经拧变形的毛巾，眼睛红得像两颗煮熟的虾子。
二叔欠下百万赌债离家出走，十年后我在城里打工偶遇，他已是慈善家
我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电风扇叶片转得再快也驱不散柳家院的闷气。
柳家院是我们村里最大的院子，前后三进，两侧厢房。小时候我总觉得那院子像个迷宫，每次去找表哥玩都能发现新的角落。但那天，整个院子里只有二婶一个人坐在西厢房的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条已经拧变形的毛巾，眼睛红得像两颗煮熟的虾子。
“二婶，我爸让我送点菜来。”我举起手里的塑料袋，上面印着县城超市的logo，袋子已经有了小洞，但我爸还舍不得扔。
二婶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落回地上，就像看见了又好像没看见。院子中央的葡萄架下，一只花猫正在舔爪子，那是二叔最喜欢的猫，据说从小养到大，都十多岁了。
“你二叔走了。”二婶突然说。
我以为二叔出门办事去了，就随口问：“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
二婶没回答，只是抬手指了指墙上的柜子。柜门大开，里面空空如也。
后来我才知道，二叔欠了赌债，不是小数目，是上百万。他那天早上趁二婶去市场买菜的功夫，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走了，连那只从小养到大的花猫都没带走。只留下一张纸条：别找我，债是我的，与家人无关。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说二叔被逼得跳河了的，有说躲到外省打工了的，还有说被讨债的人剁了手指的。唯独没人相信二婶说的：“他还会回来的。”
我家和二叔家隔了三户人家，但我爸和二叔是亲兄弟，从小一起长大。爸爸说二叔年轻时最有出息，县高中毕业，差点考上大学。后来在乡镇企业当会计，每个月准时寄钱回来供弟弟妹妹读书。是个有担当的人。
只是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道坎过不去。二叔的坎就是赌博。
赌钱的事，村里早有传闻，但没人当真。二叔在单位是老实人，工作认真负责，逢年过节两袖清风，谁会把他和赌博联系起来？
“人啊，越是平时不敢越线的，一旦越线，就会跑得特别远。”这是我爸后来的感慨。
二叔走后，二婶撑起了整个家。她把自家的三分地扩到了五分，又养了两头猪，还在镇上小学食堂帮厨。表哥放弃了读高中，去县城修车厂当学徒。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十年后的春天，我在省城一家建材市场打工。那时我已经二十八了，大学毕业后辗转了几份工作，最终在这家叫”诚信建材”的店里当业务员。店不大，但老板为人厚道，最重要的是，这里离家近，可以经常回去看看。
那天我正在店里整理报价单，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锃亮。我还以为是哪个开发商来询价，赶紧迎了上去。
“您好，需要什么建材？我们店的地砖最近有优惠…”
男人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笑了：“小辉，是我。”
那一刻，我愣住了。他的声音，那个语调，那种特有的翘舌音，十年没听到，却是那么熟悉。
“二…二叔？”我结结巴巴地问。
他点点头，眼角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许多：“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我脑子里有千万个问题要问，但嘴巴像被缝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下班了一起吃个饭？”他看了看手表，是那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名牌。
晚上，我们在建材市场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里坐下。二叔点了几个家乡菜，还有一瓶啤酒。他给我倒了，自己却没动。
“我已经不喝酒了，医生说我胃不好。”他解释道，然后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半包烟。“这个也不怎么抽了，就是改不了随身带着的习惯。”
烟盒上的保质期已经过了，看样子是很久前买的。
“二叔，这些年你去哪了？”我终于问出了这个压在心里十年的问题。
二叔没直接回答，而是拿出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家小型工厂，生产一种特殊的建筑防水材料。
“我的公司，现在年销售额上千万。”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你发财了？”我有点不敢相信。
“算不上发财。”二叔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成了一团，“刚够还债，剩下的都投入慈善基金了。”
接下来的故事，如果不是二叔亲口讲的，我绝对不会相信。
二叔说，他那年离开家乡后，先是在沿海城市当搬运工，后来做了工地小工，再后来当上了工地管理员。期间他住在工棚里，省吃俭用，攒下第一笔钱后没急着还债，而是拿去学技术。
“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在工地发现了一个防水问题。”二叔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配方和数据，“传统防水材料在特殊环境下容易失效，我琢磨出了一种新配方。”
二叔说这话时，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画着什么，那种专注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他教我写毛笔字的情景。
“就这么简单？”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当然不简单。”二叔苦笑，“失败了无数次。有一次实验差点把租住的小屋子给烧了，房东把我赶了出来，那会儿我就睡在工厂仓库里，枕着水泥袋子。”
我注意到，说到这里时，二叔的右手在微微发抖。他顺手把那包过期的烟塞进了口袋。
“后来呢？”
“后来遇到了贵人。一个老工程师对我的想法感兴趣，借了我一笔钱建实验室。第一年就收回成本，第三年开始盈利，第五年还清了所有债务，包括…赌债。”
说到”赌债”两个字时，二叔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餐厅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墙上贴着泛黄的菜单，猫跳上椅子又被老板娘赶走。邻桌的人在讨论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价了。
“你现在为什么做慈善？”我问。
二叔喝了口茶，目光越过我看向远处：“第七年，我回去过一次。没敢进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了一晚上。看到二婶推着自行车从镇上回来，头发全白了。”
我没告诉二叔，那不只是操劳的缘故。二婶前些年得了甲状腺问题，吃了一段时间药，头发一夜之间就白了大半。
“那时候我觉得，我欠的不只是钱。”二叔的声音有些哽咽,“所以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专门资助赌博家庭的孩子上学。”
我想起村里王老五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因为父亲赌博负债，不得不辍学打工。如果有这样的基金，或许他的人生会不一样。
“二叔，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二婶一直在等你。”
二叔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餐厅的服务员来收盘子，打断了这份沉默。她手上戴着塑料手套，指甲缝里还有菜叶的痕迹。
“我不配。”最后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饭后，二叔执意要送我回出租屋。路上我们经过一家彩票店，门口贴着”双色球上亿大奖”的广告。二叔的脚步明显慢了下来，但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到了我住的小区门口，二叔递给我一张名片，背面写着一串银行账号：“这是给你二婶的，每个月我都会打钱过去，但你别说是我的。就说…就说是政府的补助。”
我接过名片，注意到他的手上有一道疤痕，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那是我从未见过的。
“二叔，这伤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啊。”他把手收了回去，“厂里试验新设备的时候留下的。没什么大不了。”
但我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眼神飘向了别处。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回家，问爸爸二婶最近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爸爸语气中带着些无奈，“不过最近村里很多人家都收到了助学金，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捐的。你表弟也拿到了，准备明年考大学呢。”
我把昨天遇见二叔的事告诉了爸爸，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二叔这些年过得怎么样？”爸爸终于问。
“挺好的，在做慈善。”我如实回答。
“做慈善…”爸爸重复了一遍，声音有些颤抖，“你告诉他，家里的门一直开着。”
挂了电话，我决定再去找二叔一次。他给的名片上有公司地址，是在城东的一个工业园区。
当我到达那里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那不是我想象中的豪华办公楼，而是一排简陋的厂房。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诚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招牌有些褪色，看起来已经很多年了。
前台的年轻女孩告诉我，柳总一早就出差了，要三天后才能回来。我留下了联系方式，正准备离开，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叫住了我。
“你是柳总的侄子？”她问，眼睛里带着审视。
我点点头，她示意我跟她来。我们穿过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有的搬运材料，有的操作机器。车间墙上贴着安全生产的标语，已经有些发黄。
阿姨带我进了一间小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
“这是柳总让我保管的，说如果有家里人来，就交给他们。”
我接过布包，里面是一沓照片。全是村里的照片，有新建的村委会大楼，有修缮后的祠堂，还有村口新种的法国梧桐。最令我吃惊的是，其中有很多二婶的照片，有她在田里干活的，有在村口等车的，甚至还有一张她坐在门槛上发呆的。
“柳总每年都回去一次，从不进村，就远远地看看。”阿姨说，“他这人啊，嘴上不说，心里全是家。”
布包的夹层里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我打开一看，是一份病历。上面的诊断让我心一沉：肝硬化晚期。
“他…他生病了？”我问阿姨。
阿姨叹了口气：“去年查出来的。医生说最多还有一年时间。他不让我们告诉任何人，每天还是第一个来公司，最后一个走。”
我突然明白了二叔为什么现在着急做慈善，为什么突然现身见我，为什么要给二婶留下银行账号。
“他准备什么时候回家？”我问。
“他说等他走的那天，会回去的。”阿姨的眼圈红了。
三天后，二叔从外地回来，我再次见到了他。这次他穿着普通的衬衫和休闲裤，看起来比上次疲惫了许多。
“你看到了。”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谈论自己的病情。
“为什么不早点回家？二婶一直在等你。”我忍不住有些激动。
二叔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菜地，有几个老人正在锄草。那片地是工厂承包给附近村民的，二叔说这样可以让土地不荒废，也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我欠的不只是家里的债。”二叔说，“当年借高利贷输了以后，我跑了，债主找上门来，你二婶被打断了两根肋骨。这事村里没人知道，她硬撑着说是自己摔的。”
我愣住了，这事我确实从未听说过。
“我这辈子最大的错，不是赌钱，而是逃避责任。”二叔转过身，眼里噙着泪水，“我不配回去。至少在我有能力弥补之前不配。”
“可是现在…”
“现在我也只还了一小部分。”二叔打断我，“你知道一个家因为一个人的赌博，会破碎成什么样吗？你表哥本可以读大学，你二婶本可以不必受那么多苦…”
我想起那天在饭馆时，二叔手上的疤痕。
“你手上的伤，不是工伤，对吗？”我问。
二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当年欠的赌债，我一分不少地还了。有些债主已经找不到了，我就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但有些债，不是钱能还的。”
我明白了，那道疤痕是暴力讨债留下的。
“二叔，不管你犯了什么错，二婶都会原谅你的。”我说，“爸爸让我告诉你，家里的门一直开着。”
二叔摇摇头：“回去面对什么呢？面对一个半截入土的人吗？让二婶再经历一次生离死别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临走前，二叔塞给我一个U盘：“里面是公司的所有资料和财务状况。我走后，公司会由基金会接管，继续运营。每年的利润，一半给你二婶，一半继续做慈善。”
我想拒绝，但二叔坚持：“拿着吧，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两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我接到了二叔工厂阿姨的电话，说二叔住院了，情况不太好。
当我赶到医院时，二叔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打在窗户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医生说，肝功能已经衰竭，随时可能离开。
我坐在病床前，握着二叔的手，不知道该做什么。床头柜上放着他的手机，屏保是村口那棵老槐树。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二叔的手指动了一下。我凑近一看，他的眼睛微微睁开了。
“家…”他用尽力气说出这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天晚上，我联系了爸爸和二婶。第二天一早，他们坐着镇上唯一的长途客车来到了城里。
二婶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但眼神还是那么坚定。她进入病房，看到床上的二叔，没有一滴眼泪，只是走过去，握住了他的手。
“我回来接你了。”她说。
就在那一刻，奇迹发生了。昏迷中的二叔，眼角流下了一滴泪。
医生建议我们把二叔转回老家的医院，这样他能在熟悉的环境中度过最后的日子。我们同意了。
回程的路上，二婶一直坐在二叔身边，握着他的手。救护车颠簸着驶过乡间小路，窗外是熟悉的田野和村庄。
“你猜怎么着，”二婶对着昏迷中的二叔说，“我早就知道你每年都偷偷回来看我。有一次，你站在村口的槐树下，我其实看见你了。”
二叔的眼皮动了动，但没有醒来。
“我也知道那些助学金是你出的。村里人都说是哪个大老板做善事，我心里明白，那是你在赎罪。”二婶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聊家常，“你知道吗，你外甥前段时间娶媳妇了，说是要等你回来喝喜酒的，结果等了这么久…”
二婶的话还没说完，救护车突然停了下来。
“前面塌方了，过不去了。”司机说。
我们只好在附近的镇医院安顿下来。那晚上，我和爸爸轮流守着二叔。二婶则一夜未眠，就坐在病床边，有时候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事，有时候又一言不发。
清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二叔的脸上。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目光清明地看着身边的二婶。
“对不起…”他说，声音微弱但清晰。
二婶摇摇头：“都过去了。”
“我不配…”
“回家了就好。”二婶打断他，“花猫还在等你呢。”
二叔笑了，那一刻，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候。
“我走之前…”他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本子，“这是我的日记，记录了这些年的每一天…给孩子们看…让他们知道…”
二婶接过本子，点点头：“我会的。”
三天后，二叔安详地离开了。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把他葬在了村后的山坡上，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也可以看到他和二婶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
葬礼很简单，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村里的乡亲们自发前来送行。让我惊讶的是，来了很多陌生面孔，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受过二叔资助的学生家庭。
二婶把二叔的日记本放在村委会图书角，供人翻阅。那本日记从十年前开始，记录了他如何从一个负债累累的赌徒，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最后一页写着：
“人这一辈子，总有跨不过去的坎。我的坎是赌博，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如今生命将尽，唯愿我的故事能警醒世人：过错可以弥补，但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家可以重建，但失去的时光永不再来。”
又过了一年，二叔创办的基金会在村里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开学那天，二婶带着所有受助的孩子们，一起为学校揭幕。
校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诚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希望小学”。碑下种着一棵小槐树，据说是从村口老槐树上截下的枝条培育的。
我问二婶，为什么不把学校命名为”柳氏希望小学”，这样更能纪念二叔。
二婶摸着石碑上的字，微笑着说：“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诚信’二字。欠债还钱，做人做事，都要诚信。这比他的姓名更重要。”
如今，每当我回老家，总会去二叔的坟前坐一会儿。坟前经常有鲜花，那是受过资助的孩子们放的。有时候，我会把从城里带回来的酒倒一点在土里，然后对着二叔的照片说：
“二叔，村里人都记得你。不是因为你当年欠下的赌债，而是因为你后来做的每一件事。”
风吹过山坡，带来远处村庄的气息。我知道，二叔听见了。
来源：番茄聊八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