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新疆楼兰等地发现了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成为一门“敦煌学”。在古代写本流传、收藏的过程中，有些好事之徒乘机干起了造假的营生，遂有一些赝品混同真迹①。这里，仅就《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写本残

20世纪初，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新疆楼兰等地发现了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成为一门“敦煌学”。在古代写本流传、收藏的过程中，有些好事之徒乘机干起了造假的营生，遂有一些赝品混同真迹①。这里，仅就《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写本残卷(图一)为例，从书法形态的角度探讨其真伪，兼谈鉴定古代写本真伪的方法。

此卷作楷书，现藏甘肃省敦煌研穷院，编号“敦研二八七”，敦煌研究院编《敦煌书法库·2》②为“晋写本”，“长41.7厘米，宽24.3厘米，纸质较厚，有霉点，以淡墨画界栏，存文25行”。此卷又见于徐祖藩、秦明智、荣恩奇合编的《敦煌遗书书法选》③，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文物局编《甘肃藏敦煌文献》④。

关于《三国志》写本残卷

笔者所见《三国志》残卷，《步骘传》之外，还有四种：

1．《吴书十二·虞翻、陆绩、张温传》，现藏日本上野家；

2．《吴书二十·韦曜、华覈传》，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

3．《吴书二·孙权传》，现藏新疆博物馆；

4．《魏书七·臧洪传》，现藏新疆博物馆。

这里，我们依据一、三两件《三国志》写本为参照系，采考察《步骘传》的真伪。这两件写本，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残卷》一文中有介绍⑤。他说：《虞翻、陆绩、张温传》是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⑥，残存80行，1900余字(以下简称“甲本”，图二)。此卷曾为王树枏的藏品，1926年首刊于罗振玉编印的《汉晋书影》增订本中，后流入日本，日本《书道全集》第三卷⑦曾刊载其中10行，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⑧卷首收入全卷，题为“东晋写本《吴志》残卷”。《孙权传》是1965年在吐鲁番英沙古城以南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出土的，残存40行，凡570余字(以下简称“乙本”，图三)。这两本写卷前辈学者都断为晋朝书迹。郭沫若在文章中说：

陈寿仕晋为著作郎，终于御史治书。《三国志》定稿当在西晋时。西晋统治仅仅五十三年，抄本传入新疆，或为新疆人民所抄，为时当在东晋时代了。就字迹看来，乙种写本当比甲种较早，可能乙种是西晋抄本，甲种是东晋抄本，但相距的年代，毕竟不会太长。

他还谈到这两件残卷的字体、书法：

两种残卷比较，字迹十分相似，捺笔极重，隶书气味很浓厚。但两者决不是一个人写的：第一，行距与每行字数不同，甲种行距较宽，行十四五字，乙种行距较狭，行十六七字；第二，字的结构也有所不同，如“免”字，甲种无变异，乙种均写作“勉”，连“俛”(俯)字也误写作“勉”；第三，出土地不同，一出在鄯善，一出于吐鲁番。从书法的角度看来，乙种的字迹较优于甲种；但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来，乙种却不及甲种有所贡献。

《三国志·步骘传》非晋人所写之证据

据我所知，齐燕铭先生最早指出《三国志·步骘传》为赝品⑨。此卷究竟伪在何处，未曾见到讨论的文章。我在1996年所写的一篇书评中涉及《步骘传》的辨伪问题，指出了一些疑点⑩。本文专门讨论《步骘传》的真伪问题，试从文字、书法方面提出证据，结合甲本、乙本，列出字例，进一步说明《步骘传》伪在何处。

(一)《步骘传》中奇怪的讹误

《步骘传》中，存在一些既不合正体写法又不合俗写体习惯的讹误，试举数例如次(图四)：

然甲、乙本皆见此字，是将左上部分的“匀”写成“夕”状。《步骘传》则写成“歹”，多了一笔短横，同时期的敦煌写本中未见此种写法。

陸甲本之“陸”字“坴”部两“土”之间，左为一撇，右为“匕”形；乙本“陸”字“坴”部两“土”之间为“八”形。而《步骘传》写为“北”，类北魏《魏灵长造像记》中的写法。

荆甲本、《步骘传》皆有此字，而《步骘传》将“刂”误写作“阝”。

封乙本、《步骘传》皆有此字。《步骘传》之“封”字凡3见，其中2例的首笔不是作一横，而是短撇。乙本“封”字无短撇。造假者当然见不到乙本，妄加短撇。

詣甲本亦见，《步骘传》“诣”之“旨”多一横笔，不伦不类。

搃甲本、《步骘传》皆有此字。此字右边，甲本写为上“艹”中“公”下“心”。《步骘传》误作“揌”，与“总”的别写无关。

(二)《步骘传》中写法不统一

综观敦煌写本，凡一人所抄的卷本之中，不仅笔迹一致，结构写法基本上也是统一的。但是，《步骘传》中却出现了一些不统一的写法，此又露出作伪的痕迹(图五)。

1.“嗣”字，《步骘传》凡2见，第6行第8字之“嗣”的左部误作“扁”，而第7行第3字之“嗣”正确。

2.“糸”旁下面三点的写法，甲本写作一竖两点——第23行第3字、24行第5字、20行第2字、31行第5字、32行第4字、33行第10字等，前后也是统一的。乙本所见多处——第6行第3字、25行第12字、28行第2字，一律简略为前尖细后粗重的横笔，与公元5世纪经卷上的写法契合。《步骘传》所见“糸”旁，有的写作三点——第1行第13字、13行第13字、16行第10字、19行第10字，有的写作一竖两点——第7行第12字，写法不统一。

3.“虍”部的写法，《步骘传》中凡3见——第3行“處”、第9行“據”、第13行“廬”，“虍”部的写法前后不一。

(三)《步骘传》写法不合当日通例

我们知道，古代某地同一时代的写本，虽然写手各有自己的笔体，书法水平可以不一样，但是，同受时风的影响、熏染，字的结构和写法不会相去甚远。在笔体不同的甲、乙两本中，我们就可以找到共时性的证据，如“然”、“是”、“为”、“欲”、“不”等字皆是，并且可以在同时期的写经卷中得到印证。《步骘传》中也见到这些字，居然与甲、乙本的写法不一样(图六)。

欲“欲”字“欠”的写法，甲、乙两本的第三笔撇画都作挺直的长竖，此是隶书的遗意，形态近似“报”字的右半部，敦煌写本中屡见。而《步骘传》写为弯曲的短撇，亦是晚近的写法。

是“是”字的下部，甲、乙两本都写作“之”字状，无竖笔，是汉晋时期通常的写法，十六国、北朝前期写经中也很常见；而《步骘传》却有竖笔。在《犬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敦研三七四)中，“是”的下部已见竖笔，笔顺的次序是：短竖、左点、右点、长捺；《步骘传》的笔顺是：短竖、右点、短撇、长捺，是晚近的写法。

為甲、乙两本一致，第三、四两笔都作横折。而《步骘传》第三笔的折画引长，在其左侧写两点，这种别写，在十六国后期、北朝的写经卷中时有所见，如《甘肃藏敦煌文献》所载、编号为“敦研三七四”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可见作伪者吸收了敦煌经卷的写法。

以上例证显示，《步骘传》不仅书法的古意少，而且后起的写法多，造假者对于早期楷书的一些典型写法还缺乏了解。

由古代写本的“搭笔形式”规律辨《步骘传》之伪

这里所说的古代写本，是指魏晋到唐朝的楷书写本。我初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公元3至5世纪为早期(即魏晋到南北朝前期)，公元6世纪为中期(即南北朝后期)，公元6世纪末的隋朝以后为晚期。

这里所谓“搭笔”，是指“国”、“周”、“口”、“月”、“雨”、“页”、“宀”之类的字或部件的左上角的两笔相交处，它是由两个连续书写动作形成的一种形态，即先写纵向笔画(指由上向下方或左下方行笔)，再写横向笔画(指由左向右行笔)所形成的形态。

据我对不同时期的古写本书迹的初步研究，楷书的“搭笔形式”，由早而晚，有以下四种类型(图七)：

A式——横向笔画覆于纵向笔画之上，或横向笔画的起笔高于纵向笔画的起笔；纵、横两笔的起笔处，有的连，有的不连。

B式——横笔与纵笔的起笔在同一点位上相接。

C式——纵向笔画的起笔处略高于横向笔画的起笔处。

D式——纵向笔画的起笔处明显高于横向笔画的起笔处。

上述楷书“搭笔形式”各式，随着楷书的演变和发展，也呈现一个动态的兴替过程，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的写本中，呈现的频率颇不一致。因此，还需要作“书法(书写)”和“历史”的说明：

1.书写A、B式形态的手势相近；书写C、D式形态的手势相近。

2.A、B式为早期写本的主要“搭笔形式”。在晚期写本中，A式比较少见了，主要出现于“自”、“页”等字；B式也有一些变异，往往竖、横的起笔同高而搭接不紧。

3.C式在早期写本中少见，在中、晚期写本中多起来，是一种居间的或过渡性的“搭笔形式”。

4.D式是C式的发展。D式在早期写本中罕见(11)；晚期的写本中，尤其是唐朝的写本中，D式成为常见的楷书“搭笔形式”。近现代人写楷书，据我的抽样测试，概率以D式为高，且两笔多不相接(12)。

5.从A式到D式，横向的笔画也有一个变化趋势：左低右高的斜度越来越明显。

根据以上的归纳，我将上述三种《三国志》写本残卷的“搭笔形式”作一分类统计，列成量化对比表。

表1的数据显示，甲本、乙本的搭笔形式都以早期的B式为多，而《步骘传》以晚近的D式为多。表中各本中，百分比最高的一式，可以视为书写者习惯的“搭笔形式”，是书写者的常规写法；百分比最低的一式，可以视为书写者偶然的写法。

根据表1，我们再将A式、B式合并，将C式、D式合并，列出各本早、晚搭笔形式的对比表。

通过对三本《三国志》写本“搭笔形式”的量化统计，《三国志·步骘传》的“搭笔形式”与晋人所写的甲、乙本存在显著的反差，进一步证明该卷不合晋人的书写形态和书写习惯。尽管造假的书写者在尽力模仿古写本的形态一有28.3％的搭笔与古人相合，但是，不论作伪者如何遮掩装扮，笔下的“搭笔形式”也难与晋写本相匹，因为他写“搭笔”是近人的手势习惯。

对比《虞翻传》(甲本)、《孙权传》(乙本)，我们还发现，《步骘传》的书迹形态近于《虞翻传》，一些特别的写法多与《虞翻传》相同，例如：“乎”、“处”、“务”、“释”、“顾”、“卒”、“庐”、“全”、“叚”、“严”、“蒙”、“以”、“鄉”(左边)等。《虞翻传》在1926年已经刊布于世，《孙权传》1965年才发现，而古写本的造假墓本上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则造假者依据的蓝本当是《虞翻传》。造假者也了解一些古代写经体式，似乎还了解一些晋朝南北朝时期别字的写法，如“濟”之“濟”、“潁”、“華”、“勢”等字。因为是模仿伪造，《步骘传》的笔致不流畅也不协调，结体松散不整，缺乏早期楷书特有的整肃状和体积感。

综上所述，我认为《步骘传》不是晋人的写本，而是晚近的伪作。

关于鉴定古代写本真伪的方法

我认为，讨论鉴定古代写本的方法，应该注意到古代写本的一些特点，例如：

1.古代写本绝大多数为楷书(正书)。

2.古代写本多出自官府和社会上的职业书手。

3.古代写本的书写者与书法家的书写不能等量齐观，他们长期从事“重复性”的抄写，书写动作很熟练，手势习惯相当定型。他们为了兼顾书迹的端正与书写的快捷，笔态具有程式化的倾向。所以，凡一人所抄的卷本之中，字的“写法”(偏旁部件与结构方式)统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4.书手学习书技以及他们所写的书迹，因其师承的延续性而保留前代的一些写法，同时，因受到时风的感染而发生一些变通。所以，时代相近的写卷，师承同流的写本，许多字的“写法”具有“一致性”。

鉴定家很少涉猎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具体讨论古写本真伪的学术积累尚属空白。我认为，古代书画鉴定的一些方法，如书写风格、纸质、印鉴、题跋、名款、文本内容等，依然行之有效。问题是我们现在难以见到古代写本的原卷，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进行真伪的鉴定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考辨真伪的主要依据是书迹本身，而流散世界各地的古写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都已精印出版，我们可以从书迹本身探索一些有效的鉴定方法。

因此，考辨《三国志·步骘传》时，我所依据的方法是：

第一，该卷的笔画形态、偏旁部首及结构的写法是否前后一致。

第二，该卷一些偏旁部首及结构的写法是否合乎当时的通例。

第三，“搭笔形式”是否合乎当时的通例。

这三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必能发现造假的痕迹。其客观依据有三：第一，古代的楷书形态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的楷书形态都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形成了楷书的时代特征。第二，在楷书的演变过程中，手势习惯的改变是书法形态变化的先导；各个时代的楷书形态(静态)都是书写手势(动态)的记录。第三，古写本年代久远，特别是早期写本的楷书形态所反映的手势习惯，与后人已经大不一样，造假者容易暴露晚近的手势习惯。第四，“搭笔形式”是由两个连续的、运笔方向又不相同的手势动作完成的形态，最容易显示出形态与手势的时代特征——尽管有“滞后现象”存在。

这里有必要说明，“搭笔形式”这个“模型”，当初我是作为判断无纪年写本时代的“坐标”来建立的。使用于古写本的鉴定，则是从“完形”的“书法形态”和“书写”的“手势动作”，两个层面揭示书迹的真伪，并且试图通过“量化”的统计方法来表达，以便读者理解。

附记：本文写作中，蒙荣新江教授提供其访问日本时所获图版资料、赤尾荣庆《上野收藏与罗振玉》一文、吴金华教授新著《三国志丛考》，补我漏阙，谨致谢意。

注释：

①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曾经指出：日本收购藏纳的敦煌写本大多是赝品，且大多是从李盛铎处散出。对此，学术界人士多持谨慎的态度。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敦煌写本的赝品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先生也持此种意见，他在《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刊于《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中指出，伪造敦煌写经者为天津陈益安。1997年，英国举办过一次“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的讨论会，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世界各大收藏单位基本上将藏品刊布于世，古代写本的伪作问题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②敦煌研究院编：《敦煌书法库·2》，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③徐祖藩、秦明智、荣恩奇编：《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段文杰主编、施萍婷副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刊于《文物》1972年第8期。郭文的大半篇幅是借这两件晋人写本书迹否定《兰亭序》，他说：“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自然而然地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看到这两种《三国志》的晋抄本，又为帖的伪造添两项铁证”云云。

⑥此卷出土时间、地点有不同的说法，参见吴金华：《三国志丛考》159页，附注(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⑦《书道全集》第三卷，平凡社1959年版。

⑧[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

⑨1996年，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赠我《敦煌书法库·2》一册，嘱写书评，并转告启功先生意见：其中所收《三国志·步骘传》为赝品，要我特别注意。书评发表后，又得柴先生转告：启功先生讲，他是听齐燕铭先生说《三国志·步骘传》为赝品。

⑩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1996)405—4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孙权传》(乙本)中出现的8例中，4例出现于“遣”字中，其中3例出现在第2处搭笔上；2例出现于“冖”部；2例分见于“猶”、“而”中。

(12)我曾以“搭笔形式”为题，多次与一些喜好书法的朋友做测试，结果是以D式为普遍，这一书写现象可以引来佐证D式是近现代人习惯的搭笔形式，这与近现代人习书以唐楷作范本有关，也是书写行书的手势习惯影响所致。

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