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公信仰历经千年而不衰，从隋代玉泉寺的初萌到明代的普世尊崇，其长久兴盛的核心在于“诚”的精神感召。这种“诚”通过关帝生平事迹、信仰实践中的感应互动，以及士民对忠义大节的认同，逐渐成为贯通古今的精神纽带，让关公信仰超越了普通神祇崇拜，成为中华文化中“诚”的具象化

关公信仰历经千年而不衰，从隋代玉泉寺的初萌到明代的普世尊崇，其长久兴盛的核心在于“诚”的精神感召。这种“诚”通过关帝生平事迹、信仰实践中的感应互动，以及士民对忠义大节的认同，逐渐成为贯通古今的精神纽带，让关公信仰超越了普通神祇崇拜，成为中华文化中“诚”的具象化象征。

关公信仰的发展历程，本质是“诚”的精神被逐步感知与认同的过程。

隋开皇年间，玉泉寺关公信仰初显“尚泯泯”，此时的信仰虽处于萌芽，却已埋下“诚”的种子。关帝生前“桃园结义”的生死之诺，“降汉不降曹”的君臣之信，这种发自本心的诚悫，在他身后化为英灵，于玉泉寺一带悄然影响着信众。

到了宋崇宁年间，关公“再显于蚩尤之战”而“而后着”，开始被广泛认知。这一阶段，关帝的“诚”不再局限于个人节义，更扩展为护佑生民的担当，人们从灵验故事中感知到的，是关帝对“诚”的坚守，凡诚心求助者，必以诚回应。

至明万历年间，关帝“化亿兆身应天下”，信仰达至鼎盛，成为“普世神”。此时的“诚”已超越地域与阶层，无论是朝堂士大夫还是市井百姓，都能从关帝信仰中找到对“诚”的共鸣，这种精神共鸣让信仰突破了时空限制，获得了长久生命力。

信仰实践中的“诚”与“诚”的感应，更印证了关公信仰兴盛的核心所在。

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修筑高家堰时，遭遇堤坝溃决的危急状况，他未退避，坚守堤上，这份“临危而诚”的担当，感召了关帝“显灵示梦”。随后漂来的神像与梦中所见一致，且约定工期内“水忽遽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这一系列“灵异”并非偶然的神异传说，而是“诚则灵”的生动体现——潘季驯以“诚心任事”的坚守，呼应了关帝“诚心护民”的本怀。

这种人与神之间的诚诚相感，让关公信仰不再是单向的祈福崇拜，而成为一种精神互动：人们以诚心待关帝，关帝以诚信应世人，这种互动循环强化了信仰的凝聚力，使其在实践中不断传承。

江苏大丰白驹关帝庙的历史与范仲淹的碑记，更揭示了“诚”的道德感召力是信仰长久的关键。

北宋景德年间江苏大丰兴建白驹关帝庙，不久范仲淹修捍海堰至白驹，应士民之请为庙作记，文中盛赞关帝“生成忠义，大节凛然，而其浩气英灵，弥纶宇宙”。这里的“忠义”“大节”正是“诚”的具体体现，对兄弟之诚，故桃园结义生死不渝；对君臣之诚，故千里走单骑不负旧主；对生民之诚，故显灵护佑不辞辛劳。关帝的“诚”通过具体事迹展现了关帝精神的不朽姿态，这种“诚”让“山陬海澨，咸为肖像而祠祀焉”。

范仲淹更强调“愿后之居高位者，尚其体侯之心以为心”，点明人们崇拜关帝，实则是向往关帝之“忠义大节”，希望人们虔诚敬拜关帝，以其为镜，涵养自身的诚悫之心。士民的“谆谆爱戴”与建祠崇祀，本质是对“诚”的推崇与追求，这种道德认同让关公信仰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从哲学层面看，关公信仰中的“诚”契合了中华文化“诚者天之道”的核心思想。

关帝的“诚”是“天之道”，一种与生俱来的忠义本真，如“赤面秉赤心”的天然流露；而人们对关帝的信仰与效仿，则是“诚之者人之道”，通过敬畏与践行，追求诚的境界。

这种“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贯通，让关公信仰超越了宗教崇拜的范畴，成为一种道德实践的载体。无论是隋代的萌芽、宋代的传播，还是明代的鼎盛，关公信仰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诚”的精神被不断诠释、认同与践行的过程。人们在关帝身上看到的，是“诚”能超越生死、贯通人神的力量；在信仰实践中体验的，是“诚”能感召灵应、凝聚人心的价值。

关公信仰之所以能长久兴盛，是源于“诚”这一永恒的精神内核。从玉泉寺的初萌到普世的尊崇，从潘季驯治河的感应到范仲淹碑记的称颂，“诚”始终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关帝以其一生的忠义大节彰显“诚”之本质，信众以诚心呼应、以行动践行，让这种精神跨越千年而不息。正是这种“诚意正心”对“忠义大节”的共同追求与认同，使关公信仰成为中华文化中一道独特的精神景观，长久兴盛而不衰。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