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年前，陈丹青答应帮陈向宏（乌镇景区创始人）画一座教堂。当时京郊司马台长城附近，陈向宏团队新建了“古北水镇”景区，其中有座小教堂，作为景区内的婚礼景观。“我去参观，看到这个小教堂，一秒钟就决定，墙上的壁画我包了，分文不取，送给向宏。”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十年前，陈丹青答应帮陈向宏（乌镇景区创始人）画一座教堂。当时京郊司马台长城附近，陈向宏团队新建了“古北水镇”景区，其中有座小教堂，作为景区内的婚礼景观。“我去参观，看到这个小教堂，一秒钟就决定，墙上的壁画我包了，分文不取，送给向宏。”
他事后回想，一来是那座教堂在视觉上打动了他，另一个动机便是用壁画来感谢陈向宏为木心建了一座美术馆。作为木心的学生兼挚友，陈丹青说，我想送向宏一份礼物。
十年间，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古北水镇的教堂没画成，但木心美术馆从2015年正式开馆以来，陈丹青当了十年馆长。这座水乡小镇里的美术馆，也渐渐成为了一个气质独特的美育高地。“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大英博物馆珍宝展”、“古波斯诗抄本”、“文学的舅舅：巴尔扎克”、“鲁迅来到乌镇”、“列宾笔下的托尔斯泰”、“萧邦之心”……在常设的木心展之外，十年来，一系列更加国际化、在美学和艺术上视野更为广博的特展，共计让180万名观众走进这座美术馆，也为木心美术馆积累了口碑和知名度。
陈丹青不太会说：我们办了某某特展。他喜欢说，“某某某来了！”
莎士比亚来了，王尔德来了，伍尔夫来了，萧邦来了，列宾来了，托尔斯泰来了……那些在文学史、美术史、音乐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仿佛因此亲身远赴，来到橹声荡漾的江南水乡，与乌镇发生了更加切近的连接。2025年是木心美术馆十周年馆庆，为此，“贝多芬来了！”下半年，“普希金要来！”
在十周年特展《贝多芬：英雄与人》开幕前不久，陈丹青还在意大利长途跋涉。这不是他第一次去往意大利。之前，为了在艺术纪录片《局部》中讲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湿壁画，他多次前往意大利踩点、勘测景和拍摄。这一次，他带了更多的任务。
2022年，木心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当文学成为影视：我的天才女友”的特展，聚焦“隐身作家”费兰特的全球现象级作品《我的天才女友》。展览期间的公教活动，陈丹青邀请到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的参赞、《我的天才女友》剧集的导演以及女主角的扮演者，开展了一场线上线下结合的直播连线访谈。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有270万人涌进直播间观看了这场对谈。
意大利人被中国观众的热情惊到了，他们也因此见识了木心美术馆的影响力。此后，他们再一次找到陈丹青，特别为他推荐并接洽了六个去处，表示愿意出借与意大利启蒙运动相关的珍贵展品。
这刷新了陈丹青的认知，“我以前只知道法国启蒙运动，他们这一讲我才知道，其实更早的启蒙发生在意大利。从但丁开始，还有彼特拉克、薄伽丘，当然还有哥白尼，甚至米开朗基罗也写了很多诗……于是我一路从罗马、梵蒂冈到佛罗伦萨，什么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米开朗基罗之家……这六家机构一家家去谈。”
每到一处都令他惊讶。意大利人知道他要来，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古版书，戴着白手套，一本本轻轻打开，展示给他看。“我吓坏了，全都是在纸张和印刷术出现之前的古书，文艺复兴早期、十三四世纪的羊皮卷，全部是手抄本，画满插图，太好看了！其中甚至有一本刚刚被发现、此前佚失从未被知晓的马基雅维利的重要著作。我问那个发现者，你是不是狂喜？他说：不，我很恐慌，因为我即将面对所有史家的质疑，甚至辱骂。”
这并不是陈丹青此行意大利的唯一目的。十年前，他承诺要画的大教堂即将开始启动。陈向宏在乌镇附近新开发了“璞院”时尚镇，也盖了一座教堂，空间比古北水镇的小教堂要大三四倍。“我一下子又兴奋了，想画。”
从2023年开始，陈丹青带着助手，拿着电脑进入璞院的教堂，测量墙面，勘察角角落落，把他过去收集的意大利湿壁画资料排出来，构思每一块墙体要怎么画。
“之前我去看意大利教堂，是为了做《局部》。现在我真的要在一个有拱顶、有转折、有大墙、有小墙、有斜面的教堂建筑里去分布壁画。我越填，就越觉得资料储备不够。我不可能去创作宗教内容，已经有那么多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教堂壁画，在无数图像中，我要做一个选择，重组放进我们的这个空间。我回到意大利，去以前没有去过的教堂。我以为我对意大利已经蛮熟了，结果完全不是。而且由于观看的目的不一样，感受又不一样。”
做美术馆，画大教堂，拍纪录片，录播客，写文章……习油画出身的陈丹青，自千禧年从纽约回到故国，四分之一个世纪又是匆匆过去了。他的身份和所做的事情越来越难以定义，但细看也在同一条主线上。作为画家，他从来不执着于做一个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家。他常说自己是一个临摹者，一个复述的人。他一直觉得，他“弄不过那些伟大的人”，他学着做就行了。即便是他被人说得最多的“西藏组画”，也不过是因为他看了柯罗、看了米勒，一心想像他们那样画画罢了。后来的“画册作为静物”系列，更是通盘临摹，挪用并置，仿佛对艺术史的致敬之作。
他没有想过他会遇上一个传播的时代，正如他没有想过他竟会运作一座美术馆。美术馆以木心命名，可木心没有亲眼看到美术馆落成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木心瞄过一眼美术馆的设计草图，嘴里嘀嘀咕咕地念叨着：“风啊，水啊，一顶桥。”接着又说，“（美术馆）这么好，我可以去死了。”
风啊，水啊，一顶桥。静卧乌镇水面之上的木心美术馆确实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起不同的艺术门类，连接起中国与西方。而木心与陈丹青半生亦师亦友的情分，也因此完成了某种交接。木心爱文学、爱艺术、爱音乐、爱戏剧，创作也很多元，但木心首先是一位美术教师，一个美育者。
这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陈丹青的主线，成为他经营木心美术馆时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审美和趣味。无论是做艺术普及、拍纪录片、写书出书、录视频录播客，还是接手美术馆、办展览、做公教……若单以画家视之，这些统统可视作“不务正业”，但以美育者视之，则没有白走的路。
2025年7月的乌镇，游人如织。木心美术馆十周年特展《贝多芬：英雄与人》已近尾声，一场名为“奏响命运”的贝多芬专题音乐会拉开了帷幕。为了筹备这场特殊的音乐会，陈丹青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从网络宣传到音乐导览，木心美术馆的公号打开，连续很多天都是他在切切讲解贝多芬。
他和木心二人寓居纽约的时候，犹如“两滴海外孤露”，半师半友的两个人便是这样密切地谈论艺术，分享音乐和文学。那是他们之间共同的审美趣味，有时也显得不合时宜。木心会自嘲是堂吉诃德，陈丹青仿佛是跟随其后的桑丘。如今木心走了，独力操作木心美术馆的陈丹青自己成了堂·吉诃德，“以我的性格，绝对没想到我竟然会去做一个美术馆。”
于是我们在好风如水的美术馆里坐了下来，聊一聊这座美术馆十年来的故事。
2022年，“我的天才女友”特展，陈丹青与导演科斯坦佐、演员阿尔芭、意大利影评人穆勒以及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处长达仁利进行在线对谈（受访者提供/图）
“这么好，我可以去死了”
南方人物周刊：做木心美术馆，是你的一个很主动的选择吗？
陈丹青：是木心和陈向宏要我做，我被推着走。陈向宏去见木心，那是2011年，木心死之前的三四个月，我们不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觉得日子不多了，陈向宏到他客厅，一个钟头就谈好了。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是谁先提出的？是木心自己起意？还是陈向宏？
陈丹青：当然是陈向宏。木心怎么会想到给自己盖个美术馆？没有。他刚回国住下来，陈向宏去看他，说：老先生，我要给你盖个美术馆。木心吓坏了。我一看他眼神我就知道。他只是回来养老，关心文学的事情，当时理想国在做。他完全没想到要做美术馆，早先他只是要向宏给他弄一间画室。
陈向宏说，美术馆旁边的路，就叫木心路。木心马上拒绝，说，“不可以！”那年木心79岁，2006年。向宏一走，木心非常惶恐地跟我讲，他怎么要盖美术馆？他无法接受这个概念。
但是一年年过去，到2011年，木心有点害羞、有点犹豫地跟我讲，向宏还有意思盖美术馆吗？我后来才明白，他操心的是身后留下一堆作品怎么办，总得有个地方放。我马上跟向宏讲，向宏说，我一直在等他回应。就约了个下午，一个钟头就谈好了。然后，我们扶着他去看场地。
南方人物周刊：木心有没有对你说过他的设想，他心目中希望美术馆是什么样的？
陈丹青：从来不提。他后来就忘了，说胡话了。他没有一个机会跟我谈谈美术馆的事情。我们谈妥是8月份。12月，他走了。9月，冈本博、林兵两位建筑师跟他见了一面，他已经很虚弱了。到11月，他就开始说胡话，送进医院。中间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把冈本设计的方案草图给他看。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你的美术馆！”他说，“风啊，水啊，一顶桥。”我知道他还在糊涂。过了一会我又说，“这是你的美术馆！”他说，“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关于美术馆，他就说过这么几句，就睡过去了。此后再没提，完全忘记这件事了。
南方人物周刊：木心美术馆虽然叫“美术馆”，但它不局限于展览美术，会做很多文学、音乐方面的展览，这是木心先生的趣味，可能也是你的趣味？
陈丹青：是他，不是我。全是他留下来的，他真的有乐谱，真的有画，真的有很多文稿。
别人问我，你是怎么策展的？我说用不着策展，（木心的）《文学回忆录》里全是大人物，都准备好了。我做了第一个展览，北京画院的吴洪亮给我做采访，他说每个馆的开馆展都很重要，你的开馆展有意思，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我说木心早想好了，我只是替他选择。木心说他写作的语气受到《新约》影响，我就找了清末民初翻译的《新约》和《旧约》，从上海图书馆借的。木心一辈子喜欢尼采，对他影响很深，我把尼采弄来。木心唯一的老师是林风眠，我把林风眠弄来。就这样，木心的师承、文风、精神来源，就都有了，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最适合做首展。我自己想不出的。
南方人物周刊：不光是开幕展，看木心美术馆后来的一系列展览，它的策展思路与别的美术馆都不太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视觉化的美术馆，更像一个博雅的、综合美育的展馆。
陈丹青：现在对美术馆的固有想象，只有两个来路，一种就是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故宫，放满从古到今的文物，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另一种就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怪现象，只要是美术馆，一定是当代艺术。其实博物馆有很多种类。我举个例子，纽约的摩根图书馆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稿：波斯的、南美的、中国的、古代欧洲的，你能想得到的人类最早的文字等等。我到了纽约才知道，哦，原来展览可以这么办。
我在纽约差不多一直在看美术馆。所以接手了木心美术馆，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尼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手稿，当然还有音乐家等等。前提是，木心正好在美术、文学、音乐三个方面都有涉猎。文学回忆录留下大量讲述，墙上都是他说的话，他正好在讲某个人物。我还要策什么展？我只是做选择，碰运气。比方说为什么萧邦先来？贝多芬晚来？由不得我做主。我们联系到谁，谁跟我们落实了，就展谁：今年秋天，普希金会来；明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来；明年秋天，是张爱玲。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同时很多个线头放出去……
陈丹青：每个特展至少提前三年联系。我们是被动的，因为展览能否谈妥，取决于对方的配合，自然而然形成展览的机缘。陀思妥耶夫斯基后面紧跟着一个张爱玲，这很奇怪，但这才有意思啊。
南方人物周刊：但你们的展期频率是固定的一年两个？
陈丹青：以前我们经费少，一年就一个展览，现在经费也没有多，但是不知道怎么竟可以一年办两次展览。去年办了个《上海赋》，跟影视剧《繁花》有关的展览，是王家卫启发我的。他跟我聊别的事儿，我接过他这个想法，我说我来办一个跨越1990年的上海电影回顾展，他说好啊。
陈丹青与馆员在一起交流（受访者提供/图）
“以为你平时是个骂骂咧咧的人，结果你是个马屁精！”
南方人物周刊：我刚才在想，木心美术馆办的这么多展览里，可能唯二不是木心先生自己选择的展览主题，一个是《繁花》展，另一个就是《我的天才女友》展。这两部剧，肯定是他生前没看过的，是你的趣味。
陈丹青：对，他没看过，但他对老上海有情感。我一直想办跟木心无关的展览，但不好弄。比方说，我不能开放给当代艺术，开放了，没完没了，谁都想来展。唯一来过的油画，是列宾画托尔斯泰。对方馆不收借展费，我们只交保险费和运输费，但那是一笔不小的钱，也得好几十万。
有个展览一直谈不下来，就是塞尚。木心顶喜欢塞尚——当然他也喜欢达·芬奇，达·芬奇那更是想都别想——可是我们到塞尚故居博物馆谈借展，他们说借展限量不能少于15幅，15幅借展费不能少于50万欧元，这就完蛋了！根本不可能。所以要借展绘画真迹很难。木心最喜欢倪云林，想都别想，你借倪云林的一幅字、一张纸片，都不可能，绝对不会借给你……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所有这些展览，你会亲力亲为到什么程度？
陈丹青：我猜我大概是全国美术馆里唯一亲自动手布展的馆长。不牵涉我对木心好不好，而是我真的喜欢干活。干活的人才会体验到干活的快感。借展我自己谈，展览序言我自己写。最具体的是布展。第一，我至少要花一个月跟阿涛在电脑上设计好所有展厅和细节，墙语贴在哪个位置，纸本的、三维的往哪放，灯光怎么打，动线怎么走，全部设计好。所有细节，包括颜色的一点点灰度我都要计较……
比方卡夫卡的展览。他在布拉格的故居博物馆理都不理我们。结果发现以色列有许多卡夫卡的东西，他们跟我们视频通了话，很友善，愿意出借。我就马上想，卡夫卡视觉上怎么呈现，我会让展厅全部黑色，所有人一进来，就像掉进黑窟窿……
南方人物周刊：借展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陈丹青：最官僚的是土耳其——不能说它官僚，因为我走进去时也很怂——那是一个皇宫，土耳其皇家博物馆。我去借波斯十四五世纪的诗稿，飞到伊斯坦布尔，好不容易约好，给我半小时。结果走出来一个仪态万方的土耳其老馆长，有威仪，非常好看的白胡子，很冷淡地说话。他说，至少三年以后。一刻钟后，我就退出来了。
一无所获，最后是从英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借了几件古波斯诗稿。英国人永远有很多好东西。
欧洲借展相对好些，那些官员虽然带点行政职务，但都是老书生，皓首穷经的模样。我拍马屁，说软话，撩撩他们。比方说借尼采，我相信有句话让他心动了，我说，“过去100年，有任何亚洲国家跟你借过尼采吗？”他想了会儿说，没有。我相信这是文化的诱惑。我接着说，“你知道吗？尼采传播到中国，比马克思还要早。”
他很惊讶。其实我不会谈判，但会跟人对话。谈过几次后，你发现这事可以谈，只要挠到对方的痒处。
南方人物周刊：从此掌握了借展的核心技术秘诀……
陈丹青：谈不上秘诀。办过两三个展览，打交道就容易多了。再也用不着告诉人家浙江是什么地方、乌镇又是什么地方、美术馆有恒温恒湿硬件之类，只要给对方看过往的记录就可以了。他一看，尼采来过，莎士比亚来过，就放心了……
南方人物周刊：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陈丹青：托尔斯泰的展览是我联络的，第一封信必须我写。替我英译的家沛说，“以为你平时骂骂咧咧，结果是个马屁精！”我想我知道话该怎么说。我给那位馆长写信，说我14岁就读《安娜·卡列尼娜》，我肯定见不到托尔斯泰了，现在给你写信，就当给托尔斯泰写信……他马上决定借展品，说他正好策划了一个展览：列宾画托尔斯泰。
结果押展人员来到美术馆，没想到这么好，布展这么精致。我马上抓住她，我说你回去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讲、跟普希金（美术馆）讲。她果然回去就汇报，推给我一个俄罗斯所有文学家博物馆的总负责人。对方马上跟我们视频，说，我们都有，你还想借谁？
我就一个个跟他说，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有可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俄罗斯正在打仗，西欧中断了（跟他们的）所有文化交流，他们只能到亚洲来。
2025年，木心美术馆举办贝多芬特展（受访者提供/图）
“我只是在为某一个活着的人办展览”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畅想一下未来，在客观条件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展览是你特别想做的？
陈丹青：我不是规模控，任何大型的构想我都害怕，掉过脸去。我只做有限的、小小的展览，除非给我蛮大的权力、足够的资金、顶尖的展品。我有过妄想，偶尔一觉醒来，会有幻觉，但一想到权力、金钱、人事关系带来的无数麻烦，我马上就算了。我骨子里是单干户，我相信每件事背后都只有一个人在起作用。
但我还是会有妄想，无论中国古代绘画还是西方艺术，很多不同的策展思路可以做。比如新中国从1949到1979年间的大量革命画，来源是苏联，二三十年前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办一个中苏两国革命画展览？用不着太多作品，相似的构图、相似的主题，会找到独特的映射关系。
革命画时代过去了。凡是过去的事情，正该梳理，不该忘记。我们不喜欢反省。不反省，老根子断不了，新思维很难出来。如今的当代艺术思维背后，我看出许多老根子，这是改头换面。欧美连法西斯美学也一直在回顾、反省，我们为什么不肯照镜子？
这么讲起来，我想做的展览太多了。欧洲17世纪的大师，有个人在中国一直被忽略：普桑。他跟鲁本斯、委拉斯贵支、伦勃朗是同代人，但普桑对后世的影响跟他们不一样。大都会美术馆办过一个展：普桑对风景画的影响。我才知道塞尚、马蒂斯都会到普桑画过的地点，去画同一座山，虽然从普桑的画里你很难指认哪座山。普桑的理想是营造罗马的记忆，结果反而对塞尚发生影响，而塞尚影响了20世纪。
我一直想找“影响源”。“影响”的妙处，是施加影响的美学被受影响者改变了，这个改变不是刻意的，是稀里糊涂发生的。艺术史和文化史里全是这样的例子：同一个神话故事、同一个图式，过了几百年还在重复，结果变成完全不同的作品。最雄辩的是对比，我永远对这件事感兴趣。《局部》里讲过：你想离开这个大师，只有一个办法：走向大师。从这个意义讲，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在这个关系中。
这十年，我真正谈得上策划思路的是《上海赋》展。从阮玲玉和赵丹，到胡歌与游本昌，从张光宇到金宇澄，当中90年，上海发生了什么？上海电影发生了什么？大家忘记了，大家不在乎。我跟老电影厂借版权时，有个什么协会的人电话里说，哎呀，这应该是我们做的事。上海东一美术馆老总一开展就来，说能不能借给他到上海展，但后来没成。我想这是个有语境的展览，如果不办这个展览，观众不会意识到这个语境。
我有太多展览可以策划，但不可能。这座美术馆的体量和经费决定了我做不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小道场。我没有最高要求，只有最低要求。不是要做得多好，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最好，但知道什么是差，我尽可能不做得差。
南方人物周刊：对木心美术馆的观众来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局部》有那么多粉丝，观众也是喜欢看这些：通过陈丹青的视角，把艺术史串联起来，呈现艺术史背后的一些隐藏线索，显现文化的大脉络。可能木心美术馆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综合性，它横跨很多艺术门类。
陈丹青：我不是学者，这些展览的意图不是学术，而是观看。也许来看展览的一万个人当中，会有那么一个人，被他所看到的触动。他也许很年轻，不太懂，但在好的岁数看到了好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纪怎么可能看到尼采和贝多芬的遗物？想都别想。
19到25岁之间，我每年从乡下回上海都要跟一个朋友借唱片。这个朋友现在快80岁了。每年火车开进上海我就兴奋，又可以跟他借唱片了！他家里有一张中国版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那时中国只有可数的几个人手里有《第九交响乐》唱片。贝多芬第三、第五、第七（交响乐）我都没听过，只有第九，一遍一遍地听，回到乡下不断背诵。现在回想，那个年龄段如果没听过《第九交响乐》，我的内心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人类的精神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样叫喊？为什么那么好听？每次听都会热血沸腾。并不仅仅因为《欢乐颂》，还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然）为什么1959年我们国家会选择演奏《第九交响乐》？
我还是相信好的艺术会有非常结实的核心价值，一旦传播，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那里，作用是不一样的。
贝多芬开展了，据说第一天来了三千多个观众。我知道，大部分人就是来蹭冷气，拍照打卡，转一圈，三分钟就走了。但剩下的一小撮人，也许过20年后有个小子长大了，变成音乐家，他会说，我20岁那年来木心美术馆看过贝多芬展览。
南方人物周刊：于是你办过的展览就会变成一枚种子。
陈丹青：我相信视觉和记忆的作用，你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也可以说是感官上的。最后，只要有一个人看了，在心里内化了，变成自己的记忆，这个人就成为我的“万分之一”，我只为这“一个人”在布展。文化的发生，文化的后果，你永远不知道它怎么运行。我能望见的是死去的木心，表面看，我在为他办展览，实际上，我私心是为某个活着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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