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市医院的ICU干了十年护士，见过的生离死别，比很多人一辈子看过的电视剧都多。时间长了，我发现一个很残酷的规律：一个人临终前，床边是儿孙环绕，还是冷冷清清，其实跟这人有多少钱、多大官，关系不大。
我在市医院的ICU干了十年护士，见过的生离死别，比很多人一辈子看过的电视剧都多。时间长了，我发现一个很残酷的规律：一个人临终前，床边是儿孙环绕，还是冷冷清清，其实跟这人有多少钱、多大官，关系不大。
很多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最后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连签个字都得打电话摇人。而有些普普通通的老头老太太，没什么家产，儿女却在外面抢着要进来陪夜，生怕错过最后一面。
年轻的护士看不懂，总觉得是人心凉薄，是运气不好。我却知道，这不是玄学，也不是运气。一个人的结局，其实早就写在他自己的人生里了。想知道他最后身边有没有人，根本不用等到最后，只要看他年轻时做过的两件事，就一清二楚了。
我曾经以为，这只是我看别人的故事，是我用来麻木自己神经的职业总结。直到我那个强势了一辈子的公公，一步步，也走上了我预料中的那条路，我才明白，这套冷冰冰的规律，对谁都公平。
1
ICU，重症监护室。
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一个被冰冷和隔绝包裹的世界。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消毒水和各种药液混合的味道，分不清白天黑夜，只有永不熄灭的灯光，和监护仪永不停歇的“滴滴”声，像一台精准而又无情的倒计时器。
我叫周倩，是这里的护士长。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夜，足够把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姑娘，磨成一块不起波澜的鹅卵石。
今天，12床的老刘，各项指标又在往下掉了。
他是个肝癌晚期的病人，腹水高高鼓起，整个人瘦得脱了相，浑身插满了管子，靠着呼吸机和各种泵，维持着最后一点微弱的生命体征。监护仪上的心率曲线，像一条在沙滩上垂死挣扎的蚯蚓，微弱、无力，随时可能被抹平。
我拿起电话，拨给了他的大儿子。这是今天下午的第三次呼叫。
“喂，是刘先生吗？12床的病人情况很危急，血氧在持续下降，医生建议你们过来一趟，可能就在这一两个小时了。”我的语气平静得像在播报天气。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耐烦的键盘敲击声，然后是他大儿子的声音，带着一股子高高在上的烦躁：“知道了知道了，我这边有个重要的视频会议，都跟你们说了，走不开！你们医院尽力抢救就行了，钱不是问题！需要什么进口药，尽管用！”
“刘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病人可能想见你们最后一面……”
“嘟……嘟……嘟……”
我话没说完，对方就挂了。
我面无表情地放下电话，在护理记录上写下“已通知家属，家属表示无法前来”。然后，我找到他女儿的号码，拨了过去。
他女儿的理由更直接，声音尖锐得像能划破听筒：“什么？又不行了？你们医院怎么回事啊！我孩子明天就要期末考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我哪有时间过去！我哥不是有钱吗？让他多花点钱请最好的医生不就行了？我爸这病，早晚都得走，别因为他，影响了我孩子的未来！”
旁边新来的小护士张萌，一个刚毕业的姑娘，听得目瞪口呆，小声地对我嘀咕：“天哪，怎么能这样！这老刘听说以前是个大老板，开了好几个厂，身家千万呢！怎么子女都这样冷血？”
“不奇怪。”我一边利落地给他更换静脉输液，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我刚来ICU的时候，也像你一样，天天生气。后来见多了，就习惯了。这种结局，看两件事就知道了。”
“哪两件事啊，倩姐？”张萌眨着好奇的大眼睛，像个求知的学生。
我摇了摇头，没说话。有些事，说出来像空洞的说教，只有亲眼见过，才会刻进骨子里。
老刘，就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他刚住进来的时候，神志还算清醒。他那两个事业有成的子女，来过一次，主题只有一个：钱。他们当着老刘的面，为了谁来垫付第一笔高昂的ICU费用、以后老头子剩下的房产和股权怎么分，吵得面红耳赤。
我还记得，老刘当时费力地抬起手，枯瘦的手指颤抖着，指向他那个只关心自己股权的儿子，嘴唇哆嗦着，想骂，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浑浊的眼睛里，流下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绝望。
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来过，所有的沟通，都通过电话。电话里，永远只有一句话：“用最好的，钱我们出。”
他们以为钱可以买来一切，包括心安。
傍晚，交接完工作，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家。刚一开门，就听到客厅里传来我公公宋卫国洪亮的、带着雷霆之怒的声音。
“我花钱买你的水，是让你给我送方便，不是让你给我添堵的！你看你干的好事！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干什么？”
我换好鞋走进客厅，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正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像个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地上，一桶崭新的纯净水倒在那里，水“哗哗”地流了一地，眼看就要漫到地毯上。
我丈夫宋凯，正拿着拖把，一边狼狈地堵截水流，一边尴尬地打圆场：“爸，爸，您消消气。小哥也不是故意的，刚下过雨，楼道里地滑，没站稳。”
“你闭嘴！”宋卫国瞪了宋凯一眼，然后用手指着送水工的鼻子继续训斥，“我告诉你，这桶水我不要了，钱你也别想要！赶紧给我收拾干净滚蛋！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送水工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涨得像猪肝，嘴唇哆嗦着，想反驳，却又被宋卫国那副领导派头吓得不敢出声。
我走过去，从钱包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那个小伙子，平静地说：“师傅，不好意思，水钱给你。地上我来收拾就行了，你走吧，别耽误你送下一家。”
小伙子感激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沙漠里看到了绿洲。他接过钱，如蒙大赦般地，拎着空桶飞也似的跑了。
“你这是干什么！”我公公的火气，立刻调转枪口，对准了我，“周倩！我教训一个别人，你插什么手？就是有你这种人，才惯的他们一身毛病！”
“爸，他就是个送水的，挣点辛苦钱不容易。一桶水才几个钱，犯不着这么生气。”我淡淡地说。
“不容易？谁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在厂里当领导，管着几百号人，白天黑夜连轴转，比他辛苦多了！就得让他们知道，拿钱就得把事做好！这是规矩！”他振振有词，仿佛在维护什么真理。
我没有再跟他争辩。我只是看着他那张因愤怒而显得有些扭曲的脸，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ICU里那个无人探望的12床老刘。
那一瞬间，一个不祥的念头，像一根冰冷的针，又轻又准地，扎了一下我的心。
2
自从我嫁给宋凯，就知道我公公宋卫国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退休前是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管人管习惯了，在家里也把所有人都当成他的下属。他说一不二，好面子，控制欲极强。他的人生信条里，充满了“规矩”、“体面”、“责任”这些宏大的词语，但这些词的解释权，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
我丈夫宋凯，性格温和，或者说，是软弱。从小在父亲的权威下长大，他早就习惯了顺从，甚至把父亲的专断，理解为“有魄力”、“有原则”。
而我，因为ICU护士长的身份，工作体面，收入也还不错，宋卫国对我还算客气。但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透明的墙。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只是他大儿子的附属品，一个能力尚可、但终究是外姓的外人。
那次送水工事件后没多久，家里又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这场风波，精准地印证了我心中的某个担忧。
起因是宋凯的一个远房表弟。那表弟在老家县城生活，夫妻俩都是普通工人，孩子得了急性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前期手术费就要三十多万。他们砸锅卖铁，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最后还差三万块钱的缺口。
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在市里“混得最好”的我们家。
他不敢直接在电话里开口借钱，只是很卑微地、绕着圈子对宋凯说，好久没见了，想来市里看看大哥大嫂，也让孩子来大医院再检查一下，顺便请我们一家吃个饭，联络联络感情。
宋凯心知肚明，挂了电话，脸色就很凝重。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去跟宋卫国“汇报”一下。
我当时正在厨房准备晚饭，能清晰地听到客厅里父子俩的对话。
“爸，我小姑家的那个表弟，您还记得吧？就是小时候总跟着我屁股后面那个。”宋凯的语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
“有事说事。”宋卫国正在看军事新闻，头也没抬。
“他孩子病了，挺严重的，白血病。说是想来市里，顺便看看我们，请我们吃个饭。”
“哼，”宋卫国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终于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看我们？是来看钱的吧？”
“他是遇到点难处。孩子治病，确实花了不少钱。”
“我告诉你宋凯！”宋卫国的声音陡然拔高，像拉响了警报，“咱们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你妈一分一分省下来的，是我一辈子辛辛苦苦挣来的！你别给我打肿脸充胖子，充英雄好汉！”
“我不是……”
“你不是什么？”宋卫国打断他，站起身，在客厅里踱步，像个正在训话的领导，“这种穷亲戚，一旦沾上，就是个无底洞！你今天心一软，借他三万，明天他就敢管你借三十万！他的孩子是命，我们的日子就不是日子了？为了他一个外人，把我们全家都拖下水，你傻不傻？”
“可毕竟是亲戚，孩子还病着，挺可怜的。”宋凯的声音越来越小。
“可怜？这世上可怜的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宋卫国振振有词，“我落难的时候他们在哪儿？现在看我们日子好过了，就都贴上来了？门儿都没有！你现在就给我回了他，就说我们没空，工作忙，不见！饭也不用吃了！”
宋凯还想再说什么，被宋卫国一个严厉的眼神给瞪了回去。他只好拿起手机，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到阳台，艰难地、委婉地回绝了那顿永远不会兑现的饭局。
我端着菜走出去，看着宋凯那张写满愧疚和无奈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等公公回房睡了，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宋凯，那毕竟是你表弟，孩子还等着救命钱。三万块钱，对我们家来说，不是拿不出来。就算不借，请人家吃顿饭，安慰几句，也是人之常情吧？”
宋凯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我有什么办法？爸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爸说的也有道理，这种事，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没完没了。我们得先顾好我们自己的小家。”
“可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有些生气了，“我们今天能这么冷漠地对待一个求助的亲人，我们跟ICU里那些对父亲不闻不问的子女，又有什么区别？宋凯，我们见死不救，良心上过得去吗？”
“什么叫见死不救？说得那么严重！”他似乎被我的话刺痛了，声音也大了起来，“我爸说了，他一辈子节俭惯了，最看不得别人大手大脚，更讨厌别人借钱！这是他的原则！”
“节俭？原则？”我冷笑起来，关掉了电视，“宋凯，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他那不叫节俭，那叫冷漠！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的麻烦，一丝一毫地沾染到他自己身上而已。他对待那些求助于他的人，就像对待那个不小心洒了水的送水工一样，毫无同情心，只有居高临下的审判！”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爸！他是我爸！”宋凯涨红了脸，彻底被激怒了，“周倩，我警告你，我们家的事，你一个外人，少管！”
“外人”两个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刀，插进了我的心里。
那晚，我们大吵一架，结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分房睡了。
我躺在客房冰冷的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心里一片冰凉。
我看到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公公人生的第一个“指标”。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手握资源时，如何对待那些落难的、求助于他的弱者，这决定了当他自己有一天也沦为弱者时，别人会如何对他。
因果，其实早就在那个被无情拒绝的电话里，悄悄地、清晰地，种下了。
3
家庭的裂痕，一旦产生，只会像蜘蛛网一样，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直到有一天，彻底崩塌。
压垮我们这个家平衡的，是一套房子，和一百万。
宋卫国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终于被划进了拆迁范围。他拿到了一笔还算丰厚的拆迁款，用这笔钱，在同一个小区换了一套面积稍小但带电梯的新房，方便养老。
所有的手续办完，还剩下整整一百万现金。
为了这一百万的归属，宋卫国组织了一场他退休以来最正式的家庭会议。我和宋凯，还有他弟弟，也就是我小叔子宋涛，都像等待宣判的犯人一样，正襟危坐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宋卫国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茶，端起他那副最熟悉的老领导架势，开口了。
他没有直接说钱，而是先进行了一番高屋建瓴的“评述”。
“我们老宋家，能不能兴旺发达，关键就看下一代，看你们兄弟俩。”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丈夫宋凯，“宋凯，在国企上班，工作稳定，兢兢业业，是我们老宋家的门面。孙子现在上小学，次次考第一，是我们宋家的希望。所以，好钢必须要用在刀刃上！”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赞许和骄傲。
然后，他话锋一转，像转动探照灯一样，把冰冷的光打向了坐在角落里、一直默不作声的小叔子宋涛。
“宋涛，”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失望和鄙夷，“当初我托了多少关系，让你去我联系好的工厂上班，端个铁饭碗，你不听！非要去开你那个破修理铺！整天弄得一身油污，能有什么大出息？上不了台面！”
宋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放在膝盖上的拳头，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
宋卫国没理会他的反应，继续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他的决定：“所以，我决定，这一百万，全部拿出来，给宋凯换一套顶级的学区房！让我的孙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是对我们家族未来的‘优质投资’！”
他顿了顿，又瞥了一眼宋涛，语气里带着施舍般的告诫：“至于你，钱给你，你那小铺子也做不大，等于把钱扔水里。我这是在锻炼你！”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我看着公公那张写满“大公无私”、“深谋远虑”的脸，心里却一阵阵发冷。
我知道，这还没完。他真正的目的，还在后面。
果然，宋卫国抛出了他最关键的条件，像是在合同上签下最苛刻的条款：“钱，可以全部给宋凯。但是，新买的学区房，房产证上，必须加上我宋卫国的名字！我得看着你们，免得你们年轻人乱来，把家底败光了！”
“凭什么！”宋涛终于像一座被压抑了太久的火山，猛烈地爆发了，他猛地站起来，眼睛通红地瞪着他父亲，“从小到大，什么好东西都给他！他买电脑你给钱，我买个自行车你都骂我败家！我上高中，你差点让我辍学去打工！现在分钱，又一分没有！爸，你摸着良心说，你何曾把我当过你亲儿子？！”
“放肆！”宋卫国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气得拍案而起，指着宋涛的鼻子骂道，“你这是什么态度？跟你爹说话呢？我生你养你，你还敢质问我？”
“我质问你怎么了？”宋涛也豁出去了，多年的积怨如同决堤的洪水，“你不是我爹，你是我哥的爹！你心里只有他这个能给你长脸的儿子！”
“反了！真是反了！”宋卫国被戳中了痛处，恼羞成怒地抛出了他最后的王牌，“这是我的钱！我一辈子辛辛苦苦挣来的！我爱给谁就给谁！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你给我滚出去！”
父子俩的争吵，像两头暴怒的狮子，用最伤人的话，撕碎了家里最后一丝温情。
我丈夫宋凯，从头到尾，一言不发。他被那“一百万学区房”的巨大诱惑砸晕了，也被父亲那顶“家族希望”的高帽子戴得晕头转向，他选择了可耻的沉默，甚至不敢去看弟弟那双绝望的眼睛。
而我，作为这个家里最冷静的“外人”，看得比谁都清楚。
我公公这一系列的操作，哪里是为了什么“家族未来”？这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计算到骨子里的“养老风险投资”。
在他眼里，小儿子宋涛，不听话，没出息，是“垃圾股”，必须及早清仓，甚至可以用来当反面教材，敲打和激励大儿子。而大儿子宋凯，工作体面，性格软弱，是“绩优股”，必须加倍投资，重仓持有。
而房产证上那个名字，就是他用来彻底控股的枷锁，是他后半生最牢固的保障。他要用这一百万，死死地把大儿子捆绑在自己的养老战车上，确保自己的晚年，能得到最体面、最牢固的、随叫随到的服务。
至于小儿子的感受，家庭的和睦，亲情的维系，在他的这盘大棋里，连个小卒子都算不上。
这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指标”：他对待家人的责任，不是支撑，而是控制；他分配家庭的资源，不是为了抵御风险，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
我看着眼前这场闹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个家，完了。宋卫国的结局，也已经写好了。
4
人算，不如天算。
宋卫国精心布局了他的养老计划，却没算到，他的身体会先一步垮掉。他的“长期持有”，变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毫无准备的“清盘”。
就在那场不欢而散的家庭会议后不到半年，他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倒在了他最喜欢的麻将桌上。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发财”。
120的笛声划破了小区的宁静。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命，是保住了。但曾经那个声如洪钟、说一不二的宋卫国，彻底成了一个半身不遂、口齿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病人。
他成了一个绝对的弱者，成了他这辈子最看不起的那种、需要仰人鼻息才能活下去的人。
ICU里，我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有条不紊地给护士下达着医嘱。作为护士长，我必须专业、冷静。但作为儿媳，我的心，一片麻木，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同情。
他种下的“因”，现在，开始以一种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结出“果”了。
高昂的医疗费，每天都像流水一样往外淌。ICU一天的费用，就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后续漫长而又昂贵的康复治疗，更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无底洞。
我丈夫宋凯，作为被父亲选定的“养老继承人”，责无旁贷地扛起了所有压力。他焦头烂额地办着各种手续，签着一份又一份的病危通知书和费用清单，几天下来，整个人就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海绵，憔悴、干瘪，老了十岁。
钱，很快就不够了。
他硬着头皮，去找弟弟宋涛商量。
我在ICU的走廊尽头，隔着玻璃，亲眼目睹了那场兄弟间的对决。
“小涛，爸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宋凯搓着手，姿态放得很低，语气里带着几分祈求，“ICU的费用太贵了，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先拿出一点？我们一人一半，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
宋涛靠在墙上，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他这个一向“优秀”的哥哥，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的笑。
来源：爆辣羊肉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