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会了玩微信，我的微信圈也渐渐地有了几十位朋友，有啥好信息，就指指点点，在朋友圈转一转，交流交流，分享分享。有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有感而发，传给朋友看一看，聊一聊。

两棵丝瓜

——赵金海散文、随笔集（一）连载之五

（接上集）

学会了玩微信，我的微信圈也渐渐地有了几十位朋友，有啥好信息，就指指点点，在朋友圈转一转，交流交流，分享分享。有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有感而发，传给朋友看一看，聊一聊。

今年8月，我在老家伺候老母亲的时候，正赶上村里改造厕所。那几天天很热，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背井离乡，不畏酷暑，吃力干活儿的情景，一种说不明、理不清的思绪萦绕在我的心头。夜里，老母亲睡下了，我把老人干活的场景，我想说的心里话，

“我老家正在改造厕所。是提升农村面貌的一项内容。施工队是县里安排的。在我们村，是安徽的施工队。今天，给我家干活儿的，是一个66岁的老人。他的任务是在我家挖一个长2米，宽1米，深1.4米的坑基。这个坑基的土方量是2.8立方米。虽然立秋几天了，但天气还是很热。我家是老宅基，下面有砖头瓦块，今年雨水少，土很硬。这位安徽的民工光着脊梁，穿着大裤衩，他一边不停地挖，身上汗水不停地流，浑身像水洗一样。我说：“老师傅，你挖这个坑给你多少钱”？他说：“包工活儿，一个坑50元。” 我看他累得很了，就坐在地上吸几口烟，我说：“我给你拿盒烟，红云烟，10元一盒的。”他说：“这可是好烟，我都是抽3，4元一盒的。”大约两个多小时，坑基挖好了，他扛起铁锨，镐头，准备去下一家干活儿。我说：“你一天能挖几个？”他说：“不一定，一般就是三四个。”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干这么重的活儿，累不累？”他说：“经常干，习惯了，不累。”

对这位安徽的老年农民，我很敬佩。我想，现在抓住的贪官，不少是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应该让每一个贪官去干一干重体力活儿，让他们出出力，流流汗，知道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的农民，挣点儿钱多不容易啊！这样，是不是会让贪官们有一点儿良心发现啊！”

微信是点对点传播，是朋友间的交流，写起来随意、自由，无拘无束。看到啥，就写啥，想到那儿，写到那儿。写这条微信，完全是为这位农民工的辛苦所感动。现场实景，实话实说，不知不觉，一会儿就下了几百个字。

晚上10点多了，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这条微信，我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了。我点开微信朋友圈，找到几个经常交流的微友，把这条微信给他们发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刚过，《邯郸日报》社总编辑赵双军，也是我微信圈的一位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写的那条微信，我看到的时候都快11点了。我边读边想，这条微信完全是一篇带着泥土味、汗水味，真真切切接地气的新闻稿啊！”他接着说：“正巧，我值夜班，很快让编辑把你写的这条微信编成了《一位老记与农民工的对话》新闻稿，发在了今天头版的显著位置。今天一上班，不少编辑记者都说这个稿现场描写实在，语言朴实、自然，亲切、感人。

一条随手写来的微信，没想到在一位独具慧眼的编辑记者手里，却变成了一条不错的新闻稿，使我在无意中对40多年前一位老记者教诲我的一句话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当年，这位老记者曾多次对我这个刚刚走进专业新闻队伍的年轻人说：“千万不要拉着架子写稿，写稿就是写事实、写故事，以事说理，以情感人。”

这句话，尽管我念叨了好些年，琢磨了好些年，也在我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不断体会、感受，但是，并没有真正地做到。为什么？一个重要问题是深入基层不够，采访作风不扎实，新闻事实把握得不透。比如，你到一个地方采访，介绍听了，材料看了，现场转了，这是不是就吃准了真实的情况呢？不一定！但是，你去了，采访了，你总得写个稿子交差吧？这样的稿子写出来，难免套话、官话，难免粉饰、拔高，难免千人一面，没有个性。为什么不少稿子发出后，可读性差，可听性不好，读者、听众不满意？就是因为你是拉着架子、居高临下写出来的稿子，不接地气，缺乏真情实感，所以打动不了受众。而写这条微信，完全是“无心插柳”，不是完任务，不是交差事。那天，我把老母亲身边的事忙完了，就和这位农民工聊会儿天，拉拉嗑儿。因为就在我的家里，这位农民工他不会想到我是记者，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感，你问我答，平等交流，说的都是真话、实话、心里话。

白天所见、所感，到了晚上，心里仍在思索。总好像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多亏有了微信这样的即时传播手段，想给朋友说什么，无论远近，如在身边，即说即到。此时，我不由得点出微信朋友，想把心里话说一说。给朋友写微信，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记者，更没有想到要写一篇新闻稿。我就是想跟朋友说说，农民工挣钱不容易，有不少农民的儿子成了贪官，要好好想想自己当农民的父老，要有良心。

没有想到自己是记者，没有想到要写新闻稿，没有完任务、交差事的想法 ，写这条微信，自然就不会拉着架子，居高临下，不写书面语言，不用遣词造句，说得是白话、实事儿、真情、实景。

（发表于2015年《河北广播》杂志第二期、2015年《邯郸视听》第一期）

一碗水要端平

我的父亲在村里当干部几十年，我常听到他在处理村务时，说得最多的几句话是：这个事让大家伙儿评评，能不能说过去；一碗水要端平；啥事不能光自己合适；全村人都拿眼睛看着你；当干部就要听进群众的难听话……这些一点儿也不加修饰的白话、实话，就是他几十年所遵循的当干部的准则、做人的准则。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我们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划宅基地，现在村庄比过去扩大了很多，但我父亲没有给自己划一份大一点的宅基地。他说过，群众的眼睛瞒不过，咱要大一点的，别人就会要更大的，给群众不好交代。他到终老，一直住在我家祖辈留下的一处不大的老宅里。

今年5月12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我的父亲赵荣贵不幸去世。20天过去了，我还像做梦一样，感觉父亲还活着。因为父亲走得太突然了。临去世的头一天上午，父亲还在我兄弟的陪伴下，坐着一辆小面包车，到10来里路远的乡政府，领取了县委组织部发给他的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晚上，他和往常一样，吃饭后，在邻居家坐了会儿，说了会儿话，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兄弟做好饭，叫他吃饭时，发现他侧着身，双腿弯曲，微闭着眼睛，像平时熟睡一样，安详、平静地走到了他80岁的生命终点。

突然间与父亲阴阳两界，儿女们悲痛欲绝，全村的父老乡亲也感觉惋惜、痛心。父亲下葬那天，举村哀悼，长长的人流，从村口连接到了两里远的墓地，几乎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来为他送行。他们要最后看一眼这位为村民百姓操心几十年，一生公道、正派、廉洁、务实，不畏上、不为名，团结群众、和睦乡邻的老党员、老干部。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当了40多年村干部，其中，担任党支部书记25年。

我家在鸡泽县范村。父亲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家的第二代共产党员。我的祖父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3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是我们村最早的几位党员之一。我们村地处鸡泽、曲周两县交界，是重要的抗日游击区。那时，我家是抗日堡垒户，祖父是抗日村长，祖父和父亲出于民族正义感，冒着生命危险，为活动在我们这一带的区干部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提供掩护。青年时期的父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入党后，就开始在村里当民兵队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创办互助组、合作社，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父亲不仅是村里互助合作的带头人，而且手脚勤快，热爱劳动，扬场放磙、犁耧锄耙，样样农活都是一把好手。1955年，父亲开始在村里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在随后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父亲当上了大队长。

父亲1962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3年，一场特大洪水袭来，尽管父亲带领大伙把门板、门框卸下来，在村头、街口打木桩、堆土袋，奋力抢险，我们这个本来就地势低洼的村庄，还是遭受了洪水的严重破坏，全村房屋大部分倒塌，庄稼全部淹没。因为那个年代洪涝灾害较多，为了减少灾害损失，当年冬季，父亲和党支部一起，带领群众在村四周筑起防洪堤埝，把村子围起来。后来多年，由于根治海河，挖河修渠，洪涝灾害少多了，村周围的堤埝也渐渐失去了防洪功能，但村民对当年父亲和大伙修堤埝、防水灾、保卫家园的那个场景、那份辛劳，永远也忘不了。还有一件事情让村民们提起来就很感慨父亲的无私和远见。在那一次的水灾中，村里的小学校舍全部倒塌，孩子们没有地方上课。幸好，我们家在1962年翻盖的三间新房，虽然遭到洪水浸泡，但没有倒塌。洪水刚刚退去，父亲就把给我祖父准备的十几块儿棺木板拿出来，做成简易课桌，在我家办起小学，恢复学生上课。当时，一些邻村灾后还没有恢复上课的学生，也来我们村读书。第二年，我们村就盖起了新校舍。

我们村作为洪水重灾村，得到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支援。记得当时村里没有办公的地方，上级发来的衣服、被褥等物资就暂时放在我们家。有一次我母亲对父亲说，你看咱家炕上被子也不多，咱不能要一条被子吗？我父亲说，缺被子的群众有的是，咱一条也不能要。父亲没有上过学，当了村干部，他开始自己学文化。我常常见他自己在地上练习写字。他经常随身带一个笔记本，到县里、公社开会，能歪歪扭扭记上几句话。村里谁家有困难，谁需要办啥事，他也记在本子上。后来，父亲还能断断续续地读报纸。

朴实的父亲话语不多，也不会讲多少道理。对上级的精神，他记不了那么多，但他能理解以后，变成自己的话向群众传达。父亲不唱高调、不跟风，不搞形式，就是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他也不忘实事求是，注重维护群众利益。粮食产量，有多少、报多少，宁可自己让上级批评自己，也不说假话、报虚数，亏待群众。那时，讲“以粮为纲”，集体经济薄弱，群众生活困难，父亲顶着挨上级批评的压力，让生产队偷偷地种瓜、种菜，磨香油、弹棉花，搞副业增收，改善群众生活。记得那时他分包第一生产队，他鼓励大家管好菜园，多种蔬菜，并在我们村第一次成功引种大白菜，让群众冬、春季节有菜吃。

我父亲是合作化、集体化的参与者、亲历者，也是最基层生产单位的一个组织者、领导者。其中有轰轰烈烈，有和风细雨，也有酸甜苦辣，但同时，他也在工作中，渐渐地感到有些苦闷和迷茫。合作社、生产队搞了二十多年，集体为什么还那样穷？群众为什么还那样苦？大家干活为什么出工不出力？生产队能不能干下去？20世纪80年代初，当邓小平倡导大包干时，我父亲没有犹豫，很快全村就把土地承包到户。那时父亲正年富力强，当年我们家就买了一头驴，和邻居合伙耕地。第二年就买了牛，还添置了犁、耧、锄、耙和排子车、脱粒机等农具。大约是大包干的第二年，我们家就收了一万多斤小麦，单产和总产在全村都是比较高的。

我父亲走了，一位有着65年党龄的老党员走了。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和我的儿女，我家已是四代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父亲去世后，我扶着父亲的灵柩，对儿女们说，你们既然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就要不忘党的宗旨，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不希望你们做官，不希望你们发财，就希望你们像祖辈一样，做一个普通党员，做一个好党员。

（发表于2010年6月14日《邯郸日报》《丛台周刊》3版《文苑》版）

由奢侈到犯罪

河北电台在今天（10月18日）的《河北新闻》节目中，摘播了电视纪录片《人心向背》中周本顺涉嫌犯罪和严重违纪的录音片段，说周本顺除了经济犯罪，还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其中说到，周本顺来到河北以后，看中了省军区院中原本是一个招待所的单独二层楼，经过装修，周本顺和司机、厨师、保姆、警卫等人住进了这个800平方米的豪华住所。一个保姆专门给他养狗，两年多时间，支付保姆等人工资100多万元。

前些年，由于党纪松弛，干部奢侈之风有些蔓延。别说上边，一些基层干部的奢侈之风，也让群众不满意。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高调反腐的省委书记，却没有一点儿纪律观念，如此奢靡。

同样是省级干部，我想起了以前的老省长岳岐峰。1990年，我随河北代表团参加“两会”报道。临行前，省人大的领导带新华分社和河北日报、河北电台的“两会”记者来到岳岐峰办公室，请省长对“两会”报道提些要求。当时，省长的办公室就在省委机关的一个旧楼上，灰色的砖缝外墙，办公室内设施很简陋，办公家具也很陈旧，老式沙发，水泥地板。此前，我还记得岳岐峰在一个公开场合针对反腐败问题说，我没有腐败。我老伴是家庭妇女，孩子是基层的一般工作人员。我这个省长，过去相当于直隶总督，那时候的总督享受的啥待遇？有多少财产？我现在就靠工资收入，我住的是公房，我没有财产，请群众监督！

2015年10月18日

咋就没钱挖河呢？

我家在鸡泽县东部，历史上是个低洼、盐碱、旱涝多发的地方。旧社会灾害多，老百姓受尽了苦难。老人们常说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旱灾、涝灾、蝗灾，加上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们村死亡、走失一半人口。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里水旱仍很频繁。1956年、1963年两次大水，损失很大。可喜的是，1963年以后，毛主席说：“一定要根治海河”，上游修水库，下游挖河道，水害得到治理。

今年我县西部发了水，我家的乡亲们说，咱沾了修海河的光，没有海河，咱这里也得淹。你看今年的秋庄稼，长得真好！从播种开始，雨量不多、不少，适时、适中，不用浇地，省钱、省事，丰收在望。

正巧，今天西部遭水淹的一位亲戚到我家，他说，看到你们这里的好庄稼，我掉了两眼泪。我家种了几亩玉米，眼看着腰来高了，水一淹，没了，庄稼人指望啥呀！他还说，水淹了，这个也来看，那个也来瞧，各级领导都很好。领导好是好，也不如不淹收成好，给点儿救济是好事，也不如自己收来的！你在外边跑得多，你说，国家有钱盖高楼，有钱修马路，有钱造景观，有钱修公园，咋就不花钱挖河呢？

2016年9月1日

在总理身边的采访

1990年，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河北电台派我随河北代表团作会议报道。

这次会议议程较多，会期从3月20日至4月4日，半个月时间。3月26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总理来到河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参加讨论。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和蔼可亲的李鹏总理坐在省长岳岐峰一旁。他说，我和歧峰是老同志了，唐山地震的时候，歧峰是唐山市委书记，我在京津唐电网，我们一块儿战斗过。

那个时候电台的采访设备还很落后，用的是那种日本进口的盒式磁带录音机，个大、笨重，按键操作。因为当时录音还不好传输，如果需要作录音报道，还得让列车员从北京把磁带捎到石家庄，电台派人到车站取磁带。台领导说，就你一个人，一般不要求做录音报道，但是要带上一台录音机，遇到重要活动，或有领导的重要讲话，怕记不下来，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整理稿子的时候可以听一听，以免把重要的内容落下了，或有些表述不准确。

那种老式录音机话筒线不长，还得操作按键，离采访对象不能远了。总理来到之前，我看好了各位领导的座位。在总理座位后面，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放好录音机，话筒放在总理座位前的桌面上。开始是几位代表发言，不用录音，记下来他们发言的要点就行了。听完代表的发言，李鹏开始讲话。因为是讨论会，李鹏也是讨论式的即席发言。他说话较慢，声音不高，但没有套话，实实在在。比如，他说河北顾全大局，为首都建设做出了贡献；河北是钢铁大省，钢铁工业要挖潜改造，新上项目要科学论证；河北也是农业大省，既缺水，还有水患，要搞好水利工程建设，抗旱防汛两手抓，等等。他熟悉河北，结合我省实际，谈了不少好的建议。

在去北京开会之前，省人大的领导还带着新华社记者江山和我们省级新闻单位参加会议报道的几位记者，一块儿来到省长岳岐峰办公室，听省长对会议报道提出的要求。那时省长办公室在省政府的一座旧楼上，房间设施很简朴。岳岐峰穿着朴素，说话实在，没有官腔，说话一字一板，不紧不慢，给人感觉就是一位和蔼、朴实，可亲、可敬的忠厚长者。座谈结束，临行时，我说：“省长好，我是河北电台的，咱是邯郸老乡，我是鸡泽县的”。岳省长说：“鸡泽盐碱地，大名沙荒地，都是穷地方”。

（新华社河北分社资深记者江山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河北原省委书记吕玉兰爱人。江山曾出版《吕玉兰》专著。习近平的文章《高风亮节一代楷模》，写的是他和吕玉兰在正定一起工作的往事，对吕玉兰作了很高的评价。1986年，江山采写的《总书记三上太行山》，报道了胡耀邦关怀太行山区人民和山区建设的重要活动，影响深远。江山在邯郸采写的永年“朱庄事件”，魏县“邵村事件”，引起中央领导重视。现在，江山主办《中国红色旅游网》，影响很好）

2015年1月1日

张的和老井

张的，1954年生人，属马，鸡泽曹庄中学炊事员。张的老家是曲周县寺头村，张的人实诚，靠得住，退休后没回老家，学校返聘他当门卫。

曹庄中学的校址最早是大言寨高小，是一处下马的化肥厂。1965年，我考到这里上高小，张的父亲在这里当老师。张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和蔼可亲。高小，就是五六年级，十一二岁，我们村离学校最远，学校就腾出两间房子，让我们住校。夏天的时候天气热，我们常在院子露天睡觉。有时候睡着了，下雨了，张老师边叫醒我们，边帮着我们收拾被褥回宿舍睡觉。

大言寨高小大门不远处有一口老砖井，是学校的饮水井。“文革”时期，张老师受到迫害。1968年，年仅32岁的张老师投到这口老井，含冤自杀。10年后的1978年，张老师平反昭雪，张的由组织上安排他到大言寨中学当炊事员。大言寨中学在鸡泽县最南端，和曲周县交界，这里离他家不远。

从大言寨公社高小，到大言寨公社社中；大言寨公社改名曹庄公社，社中变为曹庄公社中学、曹庄乡中学。校名几经变动， 校舍几经修建，旧房变成了新房，平房变成了楼房，吃水有了机井，那口老井早已废弃填埋，张的也由年轻小伙儿，到了退休年龄。国庆假期，在学校门口我见到了张的。学校放假了，他还在值班。张的告诉我：“俺父亲死了48年了，我在这儿上班38年了”。我说：“那口老井在哪儿”？他指着不远处一栋楼房的墙角说：“就在路那边那个墙角的地方，离这儿几步远”！

一个学校，一口老井，一家父子两代人，一句简单的回忆，一段难忘的历史！

2015年10月1日

支唐双龙河

双龙河，是流经唐海县的一条灌排两用河流。1976年唐山地震后，鸡泽县承担的支援唐山任务，就是修复被地震毁坏的水利工程双龙河。

当时还没有唐海县建制，双龙河所在的区域叫柏各庄垦区，也是一个县级建制。唐山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当年秋后，我所在的城隍公社就有300名民工到双龙河工地挖河。第二年刚过春节，公社领导说：“唐山挖河很辛苦，咱公社的干部数你年轻，身体好，单身汉儿，也没啥拖累，你去带民工挖河吧”。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300名民工，工期3个月，需要多少粮、多少油、多少菜，多少排子车、多少铁锨、多少工棚物料。我们组成的带工班子，列出物料明细，拉出清单，无偿摊派到各村，限期完成，按时集中。那时候，大队、生产队都有集体积累，任务摊派下去，就能如数调上来，这就是那个时代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的优越性。

民工进场时，从永年临洺关火车站上车，物料装在敞开的车皮，民工坐闷罐车。没有坐过闷罐车的可能体会不到啥滋味。说是闷罐，真是像闷罐子一样，因为平时闷罐车是用来拉货的，车厢没有窗户，更没有坐凳，民工上车后，车门也要从外面锁住，以防发生意外。封闭的闷罐，人挨人席地而坐，谁要小便了，就从车厢的门缝撒尿。谁要大便了，也得拉到车厢门缝，想法一点儿一点儿捅下去。1976年秋季民工进场时，就是我们鸡泽的民工坐闷罐车路过天津市的时候，火车暂停了一会儿，正好有一节车厢在一个立交桥上面，有些年轻民工玩心重，恶作剧，他们从闷罐车的门缝对着桥下的妇女，不仅说一些难听的脏话、调皮话，还比赛看谁尿得高、尿得远，把尿撒到了过路的妇女身上。出了这样的不文明行为，天津市方面很反感，拦车不让走，经过地区和县支唐指挥部出面赔礼道歉，天津方面看在支援唐山的大事上，做出让步，才算了事。有了这次民工“撒尿事件”，县支唐指挥部十分强调民工进场纪律，不能出事。我是第一次带这么多人出门，思想很紧张，总怕出啥事儿，坐了两天两夜的闷罐，感觉不到瞌睡，感觉不到口渴，也感觉不到肚子饿。直到唐山丰南老庄子终点站，我才感觉困了，感觉口渴了，感觉肚子饿了。从丰南老庄子又步行走了50多里路，我们才顺利到达双龙河工地。坐了两天闷罐车，又步行几十里路，春天的沿海地区风大，经过长途跋涉的民工们一个个好像从土窝里爬出来一样，灰头土脑，疲惫不堪。

震后的唐山刚开始恢复，各种生产生活供应都还没有，我们民工的生产生活所需全由我们自己带去。小麦、玉米，都是在家磨成面带去的。菜，是从各村筹来的干红萝卜条、干白萝卜条和咸菜。那时候，冬春季节没有新鲜蔬菜，一个春天，我们只能吃熬萝卜条和咸菜。住的是半阴半阳的地窝子工棚。这种工棚不到一人高，人在里边走动要低着头弯着腰才行。

那时候挖河，全靠人工，使用的工具只有没尾巴的排子车和铁锨，从河里装一车，往河堤上拉一车。柏各庄这个地方就在海边，水位浅，河床挖到下部分，土又湿又软，虽然车道上垫着木板或竹排，但拉车还是很费力，装满一车，民工有拉的，有推的，很艰难地把土方一点儿一点儿地拉上来。

家里的麦子快熟了，工程也接近完工，修复的双龙河可以顺畅通水。要交工了，撤场的民工回家心切，往往要丢弃一些物料，撤场前需要细致组织好，那个民工带什么东西，要列好清单，人和物对上头，带上火车，回家清点，保证一件不少带回来。

70年代的柏各庄垦区还很荒凉，农场的农工们住得都是一人多高的低矮泥土房，泥土路很难走。事隔20年的9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参加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农村宣传员调研组去柏各庄垦区，路过双龙河，看到双龙河两岸到处是绿油油的稻田，农工们的居住房子也都变成了砖瓦房，很漂亮。现在，包括唐海在内，都属于曹妃甸开发区，发展更快了。如今的双龙河两岸一定比20多年前变化更大，变得更美。一次，我从最新版的唐山地图上，看到了那条双龙河。40年前，鸡泽民工为修复这条河，流过汗水，付出过艰辛，也许现在的双龙河还在为唐海一带的人民造福。

2015年1月1日

侄子县城过新年

80多岁的老娘舍不下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老院，住在乡下。过年了，我只得回老家陪老母亲过年。

我老家是鸡泽县范村。（2月19日），年初一，在武汉做油品生意的侄子和他的媳妇、孩子来给奶奶拜年。侄子见我就说：“您过年从市里回乡下，我和孩子城里、乡下两头跑，车轮上过年，挺好。”

我知道侄子这些年经销润滑油的生意做得不错，不光买了车，还在县城买了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夏天的时候，孩子放假，侄子从外地回来，我见过他。当时他就对我说：“我县城的房子正在装修，今年和孩子们回来过年就能住了。”

“白天回家陪父母，晚上回到城里住。”侄子说：“往年回家过年，最难受的是屋里边冷。房子常年不住，用煤炉取暖，温度咋着也高不了，大人还好说，从小在南方生活的孩子受不了冻，嚷嚷着冷。县城的楼房，取暖有暖气，做饭有煤气，电视有有线，上网有网络，明亮、干净、暖和、舒适。县城的超市、饭店，过年不关门，想吃啥，现买、现做、新鲜、方便。从村到城，20公里，出门就是水泥路，开车十几、二十分就到，比大城市上下班还快。”

我们村是个不足1000口人的小村庄。临近中午，在村里的街道边上，停着不少小汽车。侄子告诉我：“这些开小车的，有的是来走亲戚的，也有的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在外边跑买卖、做生意，有的在外地的城市买了房，有的回老家的县城买了房，开车回来过年。”

笔者感到，农村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较眼下的农村来说，时尚、繁华和文明、舒适的城镇化生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农村年轻人的追求和向往。

（发表于2015年2月27日《邯郸晚报》1版）

种地咋能无粗肥？

我在老家住多了，就在院子的一个角落，积攒起了一个粪堆。平时把打扫院子的垃圾、树叶、菜叶、草木灰和一些剩菜、剩饭，扔到粪堆上，泼些水，不断用三齿钩翻倒翻倒，过些时间就沤制成了粗肥。

今年春天，我在后院挖北瓜沟，先把粗肥撒到上面，再深翻下去，就是一层厚厚的底肥。这种经过沤制，含有多种腐质物的粗肥，不但有一定的营养成分，而且松软土壤，涵养水分，保湿保墒，不用上化肥，也能结出大北瓜。

我家的一个侄子有2亩地。我看他家的院子是水泥硬化的，有了垃圾，就装上小推车扔到外面。我想，他不养鸡、不养猪，也不积点儿肥，种地上啥呀？一天，我问他：“你种地上不上粗肥”？他说：“你看这院里干干净净的，没个粪毛？没粪，上啥”？我说：“那你种‘卫生田’”？他说：“上化肥，收得也不少，够吃了。”我说：“别人上不上粗肥”？他说：“喂牛的、养鸡的，有粪，大部分户不喂牛、不养鸡，哪来粪？”。

在村头，我见到了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乡邻，我说：“你一直在家种地，你地里上不上粗肥”？他说：“不养鸡、不喂猪，哪来粗肥”？他还说：“我知道，光上化肥，地就‘寡’了，板结了，大家都图省事、不积肥，人哄地、地哄人，地‘寡’了，不好好长了，就吃亏了”。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在化肥短缺的年代，种地主要靠农家粗肥。人粪，叫大粪，是农家粗肥中最好的。人民公社的时候，干活儿“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人们生产积极性不高，但那时候很注重养猪积肥，号召生产队办集体猪场，鼓励家家户户养猪积肥。“猪多、肥多、粮食多”；“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地，不能光种不养。上化肥增产，上粗肥养地；上化肥地越种越瘦，上粗肥地越种越壮；上化肥污染土壤，上粗肥有机无公害。过去多少年里，一个农家总要在院里盘一个猪圈，放一两头猪养着，剩菜、剩饭给猪吃掉，没有扔头儿。卖猪赚钱是次要，重要的是积肥。一头猪积肥的效益，远远大于卖一头猪的钱。我问侄子：“你为啥不养一头猪，一年能积不少肥”？他说：“你看这院子，干干净净的，哪有养猪的地方？”。

猪，是家禽，适合家养。现在人们生活水准高了，觉着家里养猪有气味、不卫生，就不养了。前几年我看过临漳县把猪舍和沼气池连起来，把猪的粪便变成沼气，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干净、卫生，没有气味。

农村、农家，地是根本；种地、养地，长久之计。农村，既是居住之地，也是农副产品的生产之地。建设美丽乡村，外表的整洁、美观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好地、养好地，农家粗肥不要丢！

2015年5月1日

专员送我们赶火车

记得是1986年的时候，我在河北电台记者站的办公室住单身，河北日报记者站的李日山也在办公室住单身。那时候还没有人民路，地委、行署机关向东边的光明大街开门，地委在西楼办公，行署在东楼办公，我们记者站在西楼办公。家不在邯郸的地委、行署领导也在办公室住单身。

一天早晨，我和李日山一块儿去石家庄开会。当我俩从西楼走到东楼口的时候，正碰上行署专员郭洪岐要乘车出门。郭专员看我俩背着包匆匆赶路，就说：“你俩到哪儿去呀？”我们说：“去石家庄开会，赶火车”。郭专员说：“那好，坐我车，送你俩去车站”。我们说：“不用了，有时间，坐公交来得及。我们还说，杜国堂在后边家属院住，还得叫上他，别耽误你时间”。郭专员说：“我今天就是去县里看看，没有会议，不赶点儿，误不了事，上车吧”。

我们记者站驻在地方， 地方领导们常说，你们是客人，我们的工作需要你们宣传，需要你们配合。郭洪岐长期在省政府工作，工作思路清晰，创新意识强，喜欢和记者交流。一次，在机关食堂吃晚饭时他看到了我，说地区化肥厂一个26岁的年轻大学生要承包厂子，明天和行署签订承包合同，你叫上老宋（老宋，是宋海林，省电视台驻邯郸记者），明天早晨5点去化肥厂（地区化肥厂在涉县）。第二天一早， 他带上我和老宋，一车单行，早早来到了地区化肥厂。《邯郸地区化肥厂实行竞争承包 26岁大学生当厂长》，是河北电台、河北电视台对邯郸地区企业改革的第一篇报道。此后，邯郸地区的企业改革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在去车站的路上，郭专员说：“咱们邯郸搞的这个改革是个新事物，没先例、没经验，难免出一些差错，你们当记者的在下边跑得多，接触基层多，听到或看到改革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同意见，告诉我，有错咱们就改”。就这样，专员和我们边走边聊，把我们送到了车站。

后记：

郭洪岐升任邯郸地委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承包邯郸地区化肥厂的26岁厂长叫王俊义，涉县更乐人，河北化工学院毕业，是邯郸地区第一个承包厂长。人长得帅气，技术很好，管理有办法，当年名气很大，我多次采访他，交往很好。可惜，他30多岁出车祸去世了。

2017年2月19日

走基层——邯郸日报的好传统

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去涉县山区采访，邯郸日报的老通讯员、西戌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对我说：“邯郸日报社社长李文海带着十几位年轻记者，住在村里，吃在农家，一边体验生活，一边采写新闻，报社记者这种深入基层、脚踏实地的采访作风，真是一代接着一代在传承和发扬啊。”

说起邯郸日报社社长和记者一起下基层采访这个话题，不由得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30多年前的难忘岁月。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开始在鸡泽县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当时，邯郸地区仅有邯郸日报一家新闻媒体，在县里做新闻工作，打交道较多的是邯郸日报的记者，发稿也主要是邯郸日报。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不少编辑记者交上了朋友。他们深入实际、清正廉洁的采访作风，以及严谨认真、精雕细琢的写作文风，对我教益很深，成为终身受用的一笔精神财富。

邯郸日报从20世纪50年代创刊，到七八十年代，已经培养出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政治素养高，文字功底深厚、写作水平很高的编辑记者队伍，他们以党报记者的良好形象，活跃在邯郸大地。当时，县里的交通、住宿条件还很差，记者到县里采访，都是坐公共汽车。由于鸡泽县较为偏远，从邯郸到县里来一趟，路途就得半天时间。记者们下来一次，大多要住上几天，有时十天、半月才回去。我记得那时候报社为了更多地采写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曾实行过一个时期的“驻县记者”制度，就是让一些年轻记者相对固定地包上一两个县，每月大部分的时间就住在县里采访。那时候没有公款招待一说，记者在县里采访，不动烟酒，不宴请，走到村里，就在村里吃饭；赶到乡里，就在乡机关食堂就餐；回到城里，就在招待所吃馒头大锅菜。记者在县里采访几天要走了，我们报道组的同志感到过意不去，就自己掏腰包，花上十元、八元的，买上两三个菜，拿上一瓶酒，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坐一坐、喝杯酒，算是送行了。

那时候，记者下乡采访，县里提供不了车辆，就从招待所租自行车代步。记得有一次我和李文海一起骑自行车下乡，采访了一天，回城里的时候天快黑了，走到半路，李文海骑的那辆自行车链条断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色晚了，也找不到修车的地方，我们只好摸黑推着自行车走了十多里路才回到县城。当时，邯郸日报的老记者李虎都50多岁了，他每次到鸡泽采访都带着换洗的衣物和洗漱用具。他说：“来一趟挺费时间的，来了就多住几天，写几篇稿子再走”。老李虽然年岁大了，但是照样白天采访，晚上写稿。那时，邯郸日报还是八开的四版小报，一般的稿件都是几百字。尽管稿件不长，但老李写起来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先打一遍草稿，再工工整整誊写清楚，一篇稿件往往写到大半夜。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稿子，让老李修改。老李一边改，一边说，为什么这句话不合适，为什么这个词用得不恰当。老李诲人不倦，一字一句手把手修改，稿子修改完了，字数虽然比原稿少了一半，但主题更突出、鲜明。这篇修改稿，至今我还保存着，每次翻出来看一看，都会有一些感悟。

受邯郸日报记者好传统、好作风的影响，我在河北电台邯郸记者站工作30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厂矿、农村等基层单位采写新闻，每年都写出一批在全省有影响的典型报道，先后有30多篇稿件获全国和省好新闻奖。2001年，我评上了正高级职称，是河北电台1953年在全省各地建立记者站以来，第一个获得高级职称的驻站记者。2002年，我还获得河北省第一届优秀记者称号。

来源：邯郸赵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