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日军攻破山海关，北平全城戒严，形势危如累卵。在当年的一次外交集会上，长袖善舞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结识了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刘崇杰，建议修建一条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即后来的兰新铁路），宣称自己可以组建一个公路考察团做前期勘测。在当时紧张的战争局势下

《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赵洪雅 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关于“纸”的历史著作，讲述了纸张这种在两千年前发明的简单之物，如何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纸张从诞生到传播至全球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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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日军攻破山海关，北平全城戒严，形势危如累卵。在当年的一次外交集会上，长袖善舞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结识了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刘崇杰，建议修建一条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即后来的兰新铁路），宣称自己可以组建一个公路考察团做前期勘测。在当时紧张的战争局势下，国民政府有意经略新疆，居然同意了这一计划，委任斯文·赫定以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的身份再次进入西北。年近古稀的斯文·赫定欣喜若狂，打算借公路勘探的名义再探罗布泊。有了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保罗·伯希和等人盗取文物的前车之鉴，国民政府对这些素来肆无忌惮的外国探险家显然也有提防。考察团即将出发时，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从天而降”，名义上同行去视察新疆学校，实则被国民政府派来密切监视斯文·赫定。

在西域探险的斯文·赫定

骑在骆驼上的黄文弼

于是，这对奇怪的组合，就这样一路各怀心思、磕磕绊绊地深入了西北大漠。但这次“勘探”的成果却委实震动了当时的考古学界。据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的记载，他们在罗布泊北岸一处名为“土垠”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方10cm×4cm的纸张残片。纸上没有文字，“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据黄文弼观察，这张纸“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时所作，故不精细也”。与这张纸同时出土的还有70余枚汉简，其中纪年最早的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的也在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前7年）。因此，将这张古纸判断为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遗物，应当是没有疑议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张珍贵的“罗布淖尔纸”在1937年的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其是否能够符合现代对纸的定义，我们再也无法知晓。但斯文·赫定与黄文弼的这一发现，却宛若撬动了冰山的一角。自此之后，数以万计的古纸样品接连出土，一次又一次地革新着学术界的认知。其中可以判定为西汉古纸的发现，就有五六次之多。

进入和平年代之后，田野考古逐渐从“与帝国列强周旋抗争”的诡异气氛中走了出来，以配合基础建设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考古挖掘日益成为主流。1957年，人们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镇砖瓦厂的施工工地上意外发现了一处墓葬遗迹。尽管推土机在挖土时破坏了原有的墓葬形制，导致断代问题在之后的“大辩论”中饱受质疑，但这一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如铜剑、陶钫、陶罐、铁灯、半两钱等物是西汉墓中常常相伴而出的葬器，再加之对地层关系、出土文物位置和文物鉴定结果的综合考量，可判断这一墓葬当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令人惊喜的是，墓葬中还出土了88片大小不等的纸张残片，层层叠起，被压在三面三弦钮铜镜的下方。虽然没有字迹，但纸张附着在铜镜和几片布片上，纸上还留有布片的纹样。不难想见，这些纸原本是用于包裹或衬垫铜镜的。

这些毫不起眼的残片被鉴定为当时世界上所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土的“蔡伦前纸”，人们欣喜地称其为“灞桥纸”，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59年，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刚刚建成，灞桥纸被定为一级文物调到首都参加展览，中外媒体纷纷予以报道。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1979年后，一些学者开始对灞桥纸的断代提出怀疑，认为其并不是纸，而是“一团废麻絮”，并由此引发了一波“蔡伦是否发明造纸术”的争论高峰，前后不下几十位作者写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对此展开辩论。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国内外已有隶属10家机构的20余位科研人员反复检验了灞桥纸10次之多，都判断其是以大麻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植物纤维纸。70年代，我国还对其进行了激光显微光谱分析，并与清乾隆时期的宣纸、1974年《人民日报》所用的52g/m2新闻纸相对比，发现灞桥纸中钙（Ca）和铜（Cu）的相对含量较高，证明早在西汉时，古纸匠人在制作纸浆的过程中就采用了石灰沤麻法，以脱去大麻的胶质，促进纤维的离解。但这些检测结果仍未能使灞桥纸摆脱争论的旋涡。

就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同时，西汉古纸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居延金关、陕西扶风中颜村和甘肃敦煌马圈湾先后有西汉古纸出土。

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虽然都没有字迹，但与灞桥纸不同的是，这三种纸不是挖土机意外所得，而是田野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方法挖掘出土的：金关纸的出土地点清楚，绝大多数均有层位关系，因而断代不成问题。中颜纸出土地层十分明确，其本身又是原封未动的西汉窖藏，断代更没有问题。而“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首次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简言之，它们在年代上都不晚于“蔡侯纸”，是较为可信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的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舍时又发现了一片古墓葬群，其中有秦墓13座、汉墓1座，共出土文物400余件。除了竹简、木板地图等物，在汉墓中居然还发现了一幅西汉早期的纸质地图残片。地图被放置于坑内死者的胸前，纸质软薄，被地下水浸湿后已破裂成多片，刚出土时呈黄色，氧化后褪色为浅灰间黄色，最大的一片约5.6cm×2.6cm。虽然还不及一张名片大小，也没有任何文字，但平整光滑的纸面上却用细墨线清晰地勾画出山、川、道路等图形。根据其他随葬品判断，这幅地图残片的年代当在西汉初期文景时代（公元前179—前141年）。如果这张地图残片能被判定为植物纤维纸而非丝质品的话，那么它不仅比当时被群起而攻之的灞桥纸早了一个世纪，甚至比史书记载的卫太子、赵飞燕的用纸案例还要早。它的出现，或许能够证实我国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发明了可供书写、绘画的纸。

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放马滩纸”，纸上绘有地图

20世纪90年代，写有文字的古纸也终于被人们找到了。1990年，在干旱缺水的河西走廊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中，又出土了近2万支简牍和大量古纸。在此之前，各遗址、窖藏、墓葬出土的古纸至多不过四五片，而悬泉置出土的古纸数量则接近500片，令人叹为观止。据发掘简报称，这些古纸中绝大部分都是空白纸，写有文字的不过区区10片，其中西汉武帝至昭帝时期（公元前140—前74年）的地层里出土3片，宣帝至成帝时期（公元前73—前7年）的地层里出土4片，还有2片属东汉初期，1片属西晋，人们统称之为“悬泉置纸”。在没有更新的考古成果的情况下，那3片武帝、昭帝时期的纸张残片，或许就是迄今所见最早写有文字的纸。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西汉古纸之一，上书“付子”二字

此外，在出土文献中，也找到了有关“纸”字的蛛丝马迹。例如，1975年睡虎地秦简出土的《日书》No.61竹简背面第二栏中，就写有一个“纸”字，原句为：“人毋（无）故而发挢若虫及须眉，是是恙气处之，乃煮贲屦以纸，即止矣。”大意是说：“如果人的头发和须眉无缘无故地竖立起来了，那是沾染了秽气的缘故。若要驱邪，就要把草鞋煮成纸，然后就可以将秽气祛除。”《日书》是先秦时期阴阳学家选择吉凶宜日的占卜书，有的学者据此推测，纸可能早在战国后期就已存在。但由于秦简中这一“纸”字字形不甚清晰，学者对“纸”字的转写和解读也持不同见解，故而只被当作孤证，不能急下结论。此外，战国中期的安岗楚简和包山楚简、西汉时期的居延汉简和悬泉置汉简中也都曾出现“纸”字，但根据上下文语境，这些早期的“纸”字似乎指的是某种质量稍次的丝质物，而非后世所理解的植物纤维纸。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出土文献中“纸”字出现的时间，等同于植物纤维纸被发明的时间。

时至今日，虽然“蔡伦造纸说”和“蔡伦改良说”两派观点仍然存在，但认为“我国在东汉蔡伦前就发明了纸，蔡伦是改良者而非发明者”的观点渐成主流。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公共博物馆中，“蔡伦发明造纸术”也已被修改为“蔡伦改进和推广了造纸术”。实际上，这场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争论无外乎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纸的定义，也就是这些出土纸状物是否真的是“纸”；第二个问题是出土纸状物的断代。就第一点来说，学术界目前仍未达成一致；但就第二点而言，以上所列的数种古纸，大部分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有地层学、类型学等断代依据，且并非孤证，其结论在整体上还是可靠的。因此，从当前出土实物来看，植物纤维纸出现的年代就算不能上推至西汉初期，也可以稳妥地判定为西汉中后期。那时，不仅较为成熟的纸张已经被创造出来，甚至传播至大汉疆域以外，被匈奴贵族所使用和珍藏了。如此一来，这些从黄沙之下、古墓之中出土的“小纸片”，便将我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从“蔡侯纸”问世的公元105年直接向前推进了约200年。

来源：南瓜爱美剧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