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禄山心里清楚,之前他靠着伪装出一副憨厚忠诚的模样,在皇帝面前蒙混过关了几次,但这一回,皇帝恐怕不会再轻易相信他的那一套了。
公元 755 年,寒冬的冷风呼呼地刮过范阳城,安禄山收到从长安传来的密报时,他那粗壮的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密报里说,杨国忠又一次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了,一口咬定 “安禄山必定反”。
安禄山心里清楚,之前他靠着伪装出一副憨厚忠诚的模样,在皇帝面前蒙混过关了几次,但这一回,皇帝恐怕不会再轻易相信他的那一套了。
安禄山可不是天生就想当反贼的。他早年只是个在边境地区生活的杂胡,靠着在战场上拼命厮杀,立下战功,一步一步才爬到了三镇节度使的高位。
然而,唐玄宗到了晚年,朝堂就像是个混乱不堪的权斗修罗场。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故意纵容胡人边将势力扩大,觉得他们没什么文化,容易控制,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可等杨国忠上位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杨国忠把安禄山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甚至在朝堂上公开放话:“安禄山肯定会反,陛下要是不相信,不妨把他召进京城试试!”
公元 754 年,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拜见唐玄宗。当时,唐玄宗做出了一个看似很宠信他的举动,脱下自己身上的龙袍给安禄山披上。
可谁能想到,这个体重三百斤的大胖子,在那一刻吓得汗水湿透了好几层衣服。安禄山心里明白,这哪是什么宠幸,分明是皇帝对他的试探。
如果他接到入朝的命令却不来,那就是抗旨不遵;可要是来了,很可能就会被朝廷软禁起来,甚至直接被诛杀。这个时候的安禄山,就如同一只被赶到悬崖边上的困兽,已经没有了退路。
唐朝设立的节度使制度,简直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危险的设计之一。安禄山一个人就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手里掌握着 18 万精锐的边军,这些可都是能征善战的士兵。
而且,他还掌控着河北地区的粮仓,那里是重要的粮食供应地,同时还控制着北方的马场,战马资源丰富。
这就相当于他同时掌管了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太原军区的兵力,再加上东北的粮食和战马资源,换做任何一个将领处在他这个位置上,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心动呢?
更要命的是,唐玄宗赋予了节度使军事、人事、财政三权合一的巨大权力。在军事方面,节度使可以自己招募士兵,安禄山麾下的士兵大多是骁勇善战的奚族和契丹族的胡兵,战斗力极强。
在财政上,河北地区的盐铁税收都进了他的私人腰包,每年的收入超过千万贯,有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在人事任免上,他可以随意任免辖区内的官员,把自己管辖的区域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在这样的制度下,安禄山不反才奇怪呢?
并且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可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那么简单,背后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
杨国忠为了制衡安禄山,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强行把安禄山的心腹将领调离,试图削弱他的势力。而安禄山也不甘示弱,反过来要求用 32 名胡将替换汉将,这其实就是双方彻底摊牌的信号。
当杨国忠在朝堂上大声疾呼 “陛下要是不杀安禄山,必定会被他所害” 的时候,唐玄宗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居然把杨国忠的密奏拿给安禄山看。
皇帝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彻底堵死了安禄山的退路。
到了天宝十四年,杨国忠进一步采取行动,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捕杀他的门客。
到了这个地步,安禄山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要么乖乖束手就擒,等着被朝廷处死,要么就拼尽全力,拼死一搏,发动叛乱。
回看历史,有人指责安禄山野心太大,才发动了叛乱。但要是仔细研究历史细节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步其实都是被形势所逼。
公元 755 年冬天,安禄山在范阳率领 15 万大军誓师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将士们说:“我们都是唐朝的臣子,如今皇上被奸臣蒙蔽,我们不得不起兵清君侧!”
他的这眼泪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也许更多的是意识到一旦起兵就再也没有回头路的悲凉吧。
在叛乱过程中,安禄山还打起了歪主意。他收编突厥流民,联合吐蕃、契丹等势力,试图牵制唐军。甚至让士兵在脸上刺字,表明 “清君侧” 的决心。这哪里是什么野心膨胀,分明是他深知必须把所有利益集团都拉拢过来,才有胜算。
而且,据史书记载,安禄山晚年的时候,浑身长满了毒疮,眼睛也失明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亲自出征。
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还如此疯狂地攻城掠地,这更像是在绝望之中寻找一丝生机。
当我们穿越回公元 755 年的范阳军营,设身处地地站在安禄山的角度去思考。
皇帝对他的猜忌越来越深,宰相杨国忠又天天想着置他于死地,而他自己手握天下最强的兵团,身后还有数万把他当作 “天可汗” 一样敬仰的胡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反难道要等着被朝廷抓住,押送到长安遭受凌迟处死吗?
安史之乱本质上是一场由于制度缺陷引发的叛乱。唐朝前期为了边境防御,把边将的权力养得太大,让他们成为了猛虎,等到后来想要削弱他们的权力,拔掉他们的爪牙时,换做任何人都会奋起反抗。后来的河朔三镇割据长达百年,其实就是安禄山模式的延续。
安禄山的选择,从来不是 “要不要反” 的问题,而是 “何时反、如何反” 的问题。
在朝廷腐败、权臣逼迫、制度漏洞这三重绞杀之下,这个胡人枭雄发动叛乱,不过是历史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嘲笑安禄山曾经在皇帝面前像肥猪一样跳胡旋舞谄媚的时候,更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那个扭曲的系统中,所谓的忠与奸早已模糊了界限,人们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来源:来点b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