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稿报告于由胡斌和富源策划的“时间的狂喜”闭幕论坛：现实、虚拟和替代性未来，深圳何香凝美术馆，2018年3 月31 日。并刊于《艺术当代》2018年第6 期。）

（初稿报告于由胡斌和富源策划的“时间的狂喜”闭幕论坛：现实、虚拟和替代性未来，深圳何香凝美术馆，2018年3 月31 日。并刊于《艺术当代》2018年第6 期。）

一个人如果怀着悲剧感去对待另一种力之本源，例如，去对待原子分裂，那他就会怀着畏惧和战栗。他不会冒险进入天使都害怕涉足的地方，除非他准备接受堕落天使的折磨。他也不会心安理得地把选择善恶的责任托付给按照自己形象而制造出来的机器，自以为以后不用承担这项选择的全部责任。

——诺伯特·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1950年

何香凝美术馆举办《时间的狂喜》论坛，我被深圳这个地点所吸引，因曾经在这里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2010年至2014年，我在香港念书，当时课题组的主要方向是南中国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产业劳工与新媒介技术。具体来说，就是这些生产全球一半以上电子消费品的肉身，跟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关系。那时，我每两星期往返于香港和深圳关外的189工业区。那个地方甚至没有地名，而只有一个编号。短短的7 、8年之后，编号也没有了。随着关外地铁通车和制造业內迁，工业区变成了高端地产项目。在近20年里，珠三角的电子工业区迅速地拔地而起，然后又迅速地被毁灭和重建。在一个线性技术时间轴里，我很难评判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189工业区所在横岗镇新旧城区对比图）

珠三角的经历可能很早就塑造了我的思考方向，所谓信息社会的物质属性。如果说虚拟性是信息技术的A面，那么物质性就是B面，而且是长期被遮蔽的幽暗面（dark side）。人类通过物质的变迁来生成时间的观念，通过技术的变迁来赋予时间方向感和速度的尺度。在数码时代，时间的尺度因物质和距离的消除而“加速”，甚至预示着“时间的消除”。然而物质性的限阈可能会反过来挑战这些无限加速的尺度，进而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关于技术和艺术的本体论批判。在此需要回溯二十世纪对于技术时间观和当代艺术的讨论，这种跨界介入是通过对于熵的热力学概念化来完成的。

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通常被认为是控制论这一名词（cybernetics）的发明者，他在控制论领域的工作直接源于二战到冷战时期在美国国家军事工业联合体中所开展的研究工作，这也导致了他对于技术问题的反思。关于技术时间的热力学焦虑可以追溯至维纳1950年出版的《人有人的用途》。在这本书的第二章《进步与熵》中，维纳引入了熵（entropy）这个热力学概念来反思进步时间观。熵是无序或混乱趋势的度量，其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任何封闭系统中。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有序信息系统都会趋向无序化。则随着信息的交换、能量输入的增加，系统就越发脆弱，熵増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信息的输入，是在熵增的总趋势中造成局部的负熵。如果把生命有机体看做一种能量的耗散结构，作为熵增加的趋势下的一种负熵机制，那么机器就和生命体一样，也是一种装置，局部地和暂时地抗拒着熵增加的趋势。维纳认为，这直接导致了现代的进步主义技术时间观：“这些暂时区域的存在，使得有人断言进步的存在，自动机器的增加也成为这种进步的度量。”

（Norbert Wiener）

然而在维纳看来，这是启蒙时代孕育出的晚近观念，是一种进步的欣快症。即使早在启蒙的历史内部就诞生了对进步的质疑，比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职业科学家，维纳希望恢复一种“理智上的悲观主义”，即承认面对宇宙最后的热寂，“我们都是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我们将要沉没，但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的态度来展望未来”。然而现实是，古希腊式的悲剧感不是当时的美国人能够接受的情绪，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太多悲剧感的时代之中”。

从这一层考虑出发，维纳将控制论和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建立了联系。维纳认为，在艺术中，追求新事物以及表现它们的新方法的愿望乃是一切生活和乐趣的源泉。然而，在抽象艺术领域，画家往往并无意使用这些方法去表达新颖的形式美，去跟庸俗陈腐的倾向作斗争。由此维纳对彼时的当代艺术做出比较严厉的评论，认为这种表面上的现代形式的复制跟经院艺术的墨守成规如出一辙。而美，应该像秩序一样，时刻与总体熵增的趋势进行局部的战斗。

受到控制论的启发和冷战焦虑的牵引，在1960年代，美国的活动艺术（kinetic art）成为了技术时间问题的“前沿（frontier）”。Pamela M. Lee在她的《时间恐惧症：1960年代艺术中的时间问题》（Chronophobia: on time in the art of the 1960s）中发掘了艺术界对维纳控制论的回应和当代艺术史中的时间病症。

Pamela发现，艺术家Robert Smithson在阅读了维纳的控制论后接受了熵的作用与物理和化学过程无关，而是作用于时间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的演化、艺术物或人造物的不断向前发展，历史的任何进步必然会趋向熵增。1966年，Smithson在《艺术论坛》上发表了阐述艺术时间问题的重要文章《熵与新纪念碑》（Entropy and the New Monuments），他认为，时间的主题是一个衰败或永不停歇的寂灭过程，而当代艺术恰似这一过程的类比。在当代艺术中，艺术的未来越来越趋向于对空虚（blankness）的重复，越来越导向符号意义的寂灭。现代主义始终将时间视为进步本身，将系统视为趋向高效的机制，然而熵的引入打破了这种进步时间观。跟维纳一样，透过熵，Smithson对进步的解读与现代主义观念相反。对他来说，先锋艺术恰是这种进步观念已经垂死的征兆。相比于对技术进步的膜拜，Smithson的创作转而在虚无中探讨神性。

Sol Lewitt, “Dibujo de pared No. 65”. Técnica mixta, 1971

职业科学家对当代艺术的介入在20世纪并不奇怪，也正是在冷战年代的军工体系、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领域的丰富交叉中诞生了我们今日的信息时代。军工研究驱动了技术加速，也带出了围绕时间的焦虑和恐惧，比如科幻文学领域从1950年代的“黄金时代”转向1960年代“新浪潮”后，开始出现关于“熵机器”问题的集中书写。Smithson采纳了“新浪潮”小说家William S. Burroughs 和J.G. Ballard等人的策略，将他们对技术时间的问题意识引入了当代艺术领域，从“熵机器”走向“熵神学”。

经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在这个前史中来考察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后来在《技术与时间》中的问题意识，无疑他的技术时间观也是围绕熵展开的。在书中，技术是人的力量，而通过技术，有力量的人正在毁灭自己。机器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觉、声音、娱乐、计算、工作、思维等一切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应用于感官、替身（VR）以及毁灭。生命机器的生命奇观现在不仅触及无机物的组织，也影响到有机体的再组织。但从熵的正负演进来考量，技术进步的后果却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机器系统的巨大活力，另一方面是技术主导一切的生平景象的彻底破产”，由此斯蒂格勒开列了一份技术加速时代的问题清单：

强化交通带来拥堵和危险性

信息网络引起的普遍紧急状态

人工智能带来的“系统性愚蠢”

遥控飞弹与轰炸

知识代理与教育的消亡

自动拼写纠正程序（劳动力替代，学徒过程的终结，劳动力分工模型与计算机的诞生）

数据库，专家系统和电脑辅助决策

能源消耗带来的加速熵增趋势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正如斯蒂格勒最近再次提示的，“熵的世纪是虚无主义的世纪”，而迈向负熵纪，即意味着重新配置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达到一种对熵世纪的干预”。这的确并不是新的知识，而是新世纪的技术加速对“控制论的六十年代”的再度激活。

跟维纳类似，斯蒂格勒的问题意识依然是回到技术神学，他提到生物工程、脑机接口等对生殖人性、亲缘关系以及其他人类最古老观念的冲击。技术进步会迫使讨论导向人类本性的问题，导向新的人类学——后人类学——新神学。技术时间的尽头是神学，“新神学”还是要回到维纳的思考去勾陈旧问题。新的圣象和纪念碑，需要新语言来撰写碑文。神话学者罗兰·巴特也是在六十年代提示到，新的神话必然需要新的语言来描述，对于承载着崭新未来承诺的科技神话尤其如此，由控制论派生出的新语言，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科学家、政客、学者、艺术家和流行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却并不意识到这其中的神话学、新的宗教过程。同时，在这些语言中，熵的观念和时间的焦虑，却被选择性地放弃或压抑了。

新的赛博语言激怒了维纳，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写给希尔顿的信中说道，他不喜欢赛博文化（Cyberculture）时代这个词，这个造字是对现代生活的诅咒，“像是在生锈的铁轨上转弯道的有轨电车”。反潮流的维纳准备回到中世纪，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刻1964年的著作《神与魔像合股：关于控制论冲击宗教的评论》（God and Golem）中，维纳将控制论的范围从科学、政治、劳工和其他社会问题扩展到宗教领域。他谈论了Golem这个中世纪的犹太传说：在十六世纪,布拉格的拉比Löw用粘土制造了一个机器仆从，并诵读咒语让它活了过来。巨人Golem将布拉格的犹太人从一群杀人的匪徒那里拯救出来，但它随即暴走，开始屠杀好人，最后学乖的拉比不得不倒念咒语，让怪物变回泥土。 对维纳来说，古老的Golem是自我控制技术最及时，最相关的隐喻。

对维纳来说，控制论让现代人不得不再次讨论关于人类通过创造生命扮演上帝的陷阱。控制论的核心类比 ——人类和机器可以使用相同原理进行研究——使得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具有深远伦理意涵的根本哲学命题。在《神与魔像》中，维纳处理了三个涉及神学的控制论领域：机器学习、机器繁殖、以及人工假体与自动工厂。

最后，维纳的技术神学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必须对新宗教的生成有所预知，也必须对正在使用新技术的跨媒体技法保持警惕——“新的经院艺术”可能的陈腐性。被压抑的老问题始终要回返，技术时间卷轴展开的尽头，是否将是一场图穷匕见？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