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通过谨慎的用字在其中蕴涵有褒贬、善恶之意，所以《春秋》一书记事十分简略。为了详其事，明其义，后世学者对《春秋》进行了不少的引申和发挥。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通过谨慎的用字在其中蕴涵有褒贬、善恶之意，所以《春秋》一书记事十分简略。为了详其事，明其义，后世学者对《春秋》进行了不少的引申和发挥。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成书后，对它进行解释的有五种书：一曰《左氏传》，二曰《公羊传》，三曰《谷梁传》，四曰《邹氏传》，五曰《夹氏传》。

除了《左传》外，“《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邹氏传》无人传授，《夹氏传》仅是口头传授，并未著于书帛。后人将《公羊传》、《谷梁传》与《左氏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为孔子所作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记载了上自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下至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4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记载。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但是《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理解。注释《春秋》的书就是“春秋传”。《春秋三传》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合称。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仅仅凭借“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孔子整理的鲁国《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且都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传》

《春秋》的记事特点是流水账，语言极其简练，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着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是，也因为这一特点，使这本书的表述十分简练，言辞隐晦，难于理解。所以，有些人就写书来解释《春秋》。这些书被称作“传”。流传到今天的传，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这三这部传的作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左传》的原作者是鲁国人左丘明，后来由他的学生写成了书。《公羊传》的原作者是齐国人公羊高。在西汉时期，由公羊高的后人“著于竹帛”之上。《榖梁传》的原作者是鲁国人穀梁赤，也是成书于西汉年间。

孔子是个名人，这就注定他写的《春秋》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很多文人就打了孔子和《春秋》的主意。这就是切入点，看中的是名人效应。

在汉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图书被毁事件。第一次是王子朝奔楚。东周时期，周王室内乱，王子朝叛乱兵败。《左传》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王子朝兵败以后，把王室的史书和典籍全都带到了楚国，以代表他的正统地位。但是，这些图书最后却不知所终，这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第二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下令烧掉了全国除《秦记》以外的各国史书，以及诸子百家之言。只留下了一些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书籍。同时，春秋战国，战火纷飞，国家兼并。大量的史书在灭国、破城、放火、抢劫和逃难之中，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史书就成了稀缺资源。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好奇的因子。后世的老百姓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帝王将相要学习前世的治国经验，吸取他们亡国的教训。因此，一些人就把写作的题材瞄向了历史方向。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止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共255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文字是《春秋》的8倍，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

《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至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其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穀梁传》也写成《谷梁传》又称《穀梁春秋》《谷梁春秋》、《春秋穀梁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儒家经典。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穀梁赤，穀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那么三传异同又在哪里？宋代叶梦得讲过：“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孟子》记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椿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既是一部历史记载，当然有事，《左传》即是传它的事，即是把《春秋》里的事，更详备地传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义，《左传》不讲，而《公羊》,《谷梁》则就是讲这个义，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的‘义”，但公谷又并没有详细讲述《春秋》书中的事。后来朱子又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此与叶说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三传异同的一个大概分别。

公羊高和穀梁赤都是子夏的第子，孔子的徒孙，所以都是入世派。他们从公利的角度出发，把受众指向了帝王和官吏。一方面可以让他的书流传后世，这是名。一方面可以让他们的治国理念得以实施，这是义，社会效应。最后，可以从帝王那里到一些好处，升官发财。这是利，也就是收益。而左丘明则把受众定在了普通人，致力于文化的传播，这是社会责任心。

《春秋》三传

公羊高的《公羊传》和穀梁赤的《穀梁传》，把重点放在了阐述《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方面，因此得到了历代帝王的重视。而在史实方面，则写得比较简略。所以，子夏和穀梁赤从本质上说，是两个政客。但他们为儒家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历代帝王所重视。而左丘明更加注重史实，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了大量的王室档案，鲁国的史料策书，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料，解释和补充了《春秋》的内容。实际上，《左传》是一部独立于《春秋》之外的单独的一部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一点说，左丘明是个真正的文人和史学家。

正因为这三个人对受众选择的不同。所以，后人在参考史书的时候，一般都以《左传》为主，以另两家为辅。而帝王将相在参考治国方略时，更愿意看《公羊传》和《榖梁传》。

来源：瑶哥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