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桐乡的10年，最让我难忘的当然是蚕茧大战，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仅靠我个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为此我挨过省里的处分，但我不后悔。”——方士荣】

文/桐城一派

【“在桐乡的10年，最让我难忘的当然是蚕茧大战，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仅靠我个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为此我挨过省里的处分，但我不后悔。”——方士荣】

一

浙江桐乡，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这里的人们，世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历史长达4700余年。

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场发生在杭嘉湖平原至今让人心有余悸的“蚕茧大战”，有一个人绝对绕不过去。

他，就是时任桐乡县县长方士荣。

1984年2月，方士荣从隔壁的海宁县，赴任桐乡县县长。

从海宁到桐乡，乘车的话几十分钟，坐船也就2个多小时，但当时仅仅是海宁经贸委一个小小办公室主任的方士荣，一下子坐上了桐乡县长这个宝座，仿佛只是“倏忽”一下，快得让老方目瞪口呆。

从股级到处级，连跳四级，除了战争年代，这在嘉兴乃至浙江省甚至全国范围里，这种升迁速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当时的桐乡百废待兴，需要一位懂经济、懂市场的能人来把关、来掌舵。

而方士荣，显然是这方面的大能。方士荣在桐乡的10年，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他任上的第九个年头，桐乡撤县设市，成功跻身全国“县级市”行列，而他，成了桐乡第一任市委书记。

连跳四级，方士荣想不到，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就在他担任桐乡县长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987年，一场席卷整个杭嘉湖平原的“蚕茧大战”悄然打响。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一县之长的方士荣，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残酷的“蚕茧大战”。

用现在的眼光，回过头去看这场把无数人卷入进去的蚕茧大战，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暗暗较劲，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自由竞价价高者得，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市场陷入无序，计划经济受到严重挑战，省里震怒，而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方士荣，难辞其咎。

方士荣领到了省里一个处分。

由此成为“蚕茧大战”中受处分的最高级别地方官员。

对与错，历史，会为方士荣作出正确评价。

二

八十年代中叶，杭嘉湖一带的蚕茧价格比较平稳，波动不大。

但1987年春茧开始，形势急转直下，省与省、县与县、乡与乡的毗邻交界地段，掀起了一股抢茧风潮，一场雌伏已久的蚕茧大战悄然打响。

1987年的春茧，省政府定价是260元/担，隔壁德清县定价280元/担，桐乡也是这个价，但是根本没人来茧站售茧。

而江苏的收购价格高得离谱。为了留住本地蚕农，桐乡附近的几个养蚕大县不得不水涨船高，纷纷提高收购价。

面对省内甚至省外的蚕茧抢购热潮，蚕茧外流严重，是坐以待毙还是主动出击，桐乡的数万蚕农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县政府。

方士荣坐不住了。

1989年中秋茧收购季，他把丝绸公司、供销社的头头头脑脑叫来，连着几个晚上埋头测算白厂丝的利润空间，按照测算结果，丝绸公司、供销社还有利润空间可让，因此决定让利给蚕农。

方县长拍板，桐乡的蚕茧收购价从省定的480元/担提至680元/担。这不是漫天涨价，这是个三赢结局：提高蚕茧收购价，确保桐乡的蚕茧不外流，蚕农增收，最后还完成外贸指标。何乐而不为。

那么为桐乡着想、为蚕农分忧的方县长，为啥凭空领了一个行政处分呢，或者换句话说，他何错之有？

因为，他违反了省里制订的价格政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不听话，公开对着干，那就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许多年以后，在面对记者“您在桐乡10年哪件事最难忘”的提问时，方士荣说出了下面这段著名“感慨”：

蚕茧大战啊！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仅靠我个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为此我挨过省里的处分，但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四个字，掷地有声，吐露了一个地方父母官执政为民、体恤民情的心声。

三

民以食为天，蚕农以养蚕售茧为生。

养蚕，可以说是桐乡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的日常开支、孩子的学费、造新房子的资金，全赖家里的几张蚕种。

杭嘉湖一带，养蚕兴盛。蚕茧大战，与其说是江浙之争，不如说是嘉湖之斗。嘉兴的养蚕区，以桐乡、海宁为多，而湖州的养蚕区，除了郊区外，唯德清最有名。

最多时，德清大大小小的丝厂达118家，缫丝机超1.1万台，远超桐乡。丝厂如云，蚕茧需求暴涨，但原料产能不足，引发供需严重失衡。

当时，因为杭州余杭的蚕茧总量小，管理宽松，所以德清的很多茧子都卖到余杭。但湖州郊区、海宁、桐乡的茧子都往德清流。

1987年中秋茧，大批海宁蚕农到德清雷甸售卖蚕茧。海宁的一个副市长带电视台记者到雷甸采访，遭蚕农围攻，抢夺摄像机。直到海宁市政府向省里告状，副市长才总算解围。

德清洛舍镇镇长带领派出所长、工商局干事等人乘坐摩托艇，前去砂村茧站平息事态，途中撞上一艘农机船，导致2名干部落水身亡。

大战初起，还是小打小闹。后来因为白厂丝的利润空间很大，导致嗷嗷待哺的众多老牌丝厂都亲自下场，赤膊上阵，蚕茧大战陡然升级，甚至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小丝厂都介入进来。由此还诞生了一批职业非法茧贩。

茧贩上门高价现金收茧，甚至“不验质、不过磅”，蚕农为获利纷纷外流售茧，本地国营丝厂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

乱了，全乱套了。

1988年，蚕茧大战全面打响。

这年的春茧收购期间，大量从湖州、桐乡过来的茧子流入德清。桐乡的一条能装200到300担蚕茧的大船，一个茧站收10条船就够了，所以许多茧站一天就收满了。

当时的售茧场景令人震撼。德清一些茧站的河埠头，停满了从桐乡、湖州郊区来的大小不一的水泥船，围得水泄不通，迟到的船只拼命挤都挤不进去。售茧队伍排了好几里地，从这头望不到那头。

蚕茧大战不单单是价格大战，它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后果也非常严重。从鲜茧收购到蚕农的自烘茧，从茧子掺水到差茧混杂，茧子品质直线下降，这对白厂丝的质量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四

蚕茧大战从1987年打响，到1988年达到高潮，此后时断时续，1991年后，白厂丝价格下跌，蚕茧大战才暂告一段落。

1992年，白厂丝的市场价从每吨23万跌到了17万。

1993年，丝价慢慢回涨，蚕茧大战又死灰复燃。

1995年，白厂丝的市场价从18万跌到了11万，省政府对蚕茧的定价定高了，收进的茧子都要亏1/3。

蚕茧大战，教训深刻。以德清为例，1994年德清县70%小丝厂产品无等级，1995年全县丝绸业净亏8000万元。

1996年湖州市丝绸系统亏损1.16亿元，至1997年累计亏损2.6亿元。

1998年4月，全国缫丝行业“压锭第一锤”在德清敲响，县内118家缫丝厂减少到27家，6个月内砸毁6338台缫丝机，压锭率53%，2万职工下岗。

那么，第一锤为何选择在德清而不是在桐乡敲响呢，毕竟桐乡付出了“最高级别地方官员受处分的”的惨痛代价，但我是这么理解的：

首先德清的缫丝厂太多了，在全省首屈一指，影响力非同一般；

二是，这次蚕茧大战，始作俑者恰恰就是德清，是德清的缫丝厂把全省甚至全国的蚕茧市场搞乱了。

所以在德清敲响第一锤，意义非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之下，1996年浙江省推行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改革，将蚕桑生产、收烘、加工统归一家管理，终结“三股绳各自为政”的乱局。

五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蚕茧大战”，用官话来说，就是杭嘉湖平原丝绸产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爆发了一场区域性资源争夺战。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没有那么高深了，无非就是像农贸市场里买菜时常见的“讨价还价”，谁价钿出得高，我就把茧子卖给谁，哪有那么多弯弯绕。

这场争夺战，就像产妇生孩子的阵痛，迟早得发生。

桐乡县作为核心蚕茧产区，深陷其中，时任县长方士荣的决策与后续处分，成为这段历史的标志性事件。

方士荣“违规”提价虽受处分，却揭示了尊重市场规律的必要性，他的“检讨”实质是体制转型的阵痛注脚。

其代价推动了从“堵截蚕农”到“订单农业”、从“压锭毁机”到“点丝成金”的深刻变革，也为县域经济在改革深水区中的自主突围提供了历史镜鉴。

蚕茧大战，一段曾经刻骨铭心的历史。

除了一声叹息，还有什么呢？

-完-

来源：桐城一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