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院的走廊很安静，空气里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一个中年男子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张化验单，皱着眉问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压抑的急切——他想知道，晚期的那个病，到底会让人怎样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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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走廊很安静，空气里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一个中年男子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张化验单，皱着眉问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压抑的急切——他想知道，晚期的那个病，到底会让人怎样离去。

这个问题没有立刻得到回答，医生只是看了他一眼，轻轻呼出一口气，像是在思考该从哪里说起。

这个病的晚期，不只是单纯的身体痛，很多人以为疼痛是最大折磨，但事实并非如此。

疼痛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多系统的衰竭在短时间内叠加出现，身体被迫进入一种失序状态。

人的呼吸、循环、代谢、神经系统在这个阶段会呈现出连锁反应，任何一个环节的失稳，都会引发更多的崩溃。

呼吸衰竭是最直观的变化。肺部的有效气体交换面积被逐渐侵占，血液含氧量不断下降，二氧化碳排出受阻。

正常血氧饱和度应在95%以上，而晚期患者常年维持在80%甚至更低。持续的缺氧让全身细胞代谢受损，肌肉无法获得足够能量，大脑也会出现认知迟缓和幻觉。

缺氧不仅是呼吸困难的问题，它还会造成心脏额外负担，因为心肌在缺氧时会加速收缩频率以维持循环，这就像一台发动机在过载运行，随时可能熄火。

疼痛的来源并不单一。肿瘤压迫胸膜、神经，或者已经转移到骨骼时，产生的是持续性、深层的钝痛，不会因为休息而缓解。

传统止痛药在这个阶段常常需要联合使用，甚至需要强阿片类药物，但这类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便秘、意识模糊、恶心——又反过来削弱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的患者在使用药物后，会出现呼吸抑制，这时医护人员需要在缓解痛感与维持呼吸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

消瘦是另一个被忽视的过程。晚期病人的基础代谢常常异常升高，这是炎症反应、免疫系统活跃消耗能量、以及肿瘤本身分泌代谢产物共同作用的结果。

即使摄入足够热量，体重依然快速下降，肌肉量减少，脂肪储备耗尽。医学上称之为恶病质，这不仅影响体力，还会直接削弱免疫功能。

数据显示，恶病质状态下的患者，感染风险增加3倍以上，而一旦发生感染，死亡风险会在短期内明显上升。

有一个现象常被误解——很多人以为病情到了晚期，情绪的崩溃是因为“害怕死亡”。其实并不全是。

情绪失稳更多是由神经递质紊乱、慢性缺氧、长期炎症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引起的。

慢性炎症会让细胞因子水平长期处于高位，比如IL-6、TNF-α，这些分子不仅参与免疫调节，也会作用于大脑，引发焦虑、抑郁、失眠等精神症状。

有研究发现，在晚期病人中，抑郁症状的发生率高达68%，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并没有任何心理疾病史。

很多人认为延长生命时间是唯一目标，但在医学伦理中，晚期治疗更重要的是生活质量的维持。

这里涉及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数据：在接受积极化疗的晚期病人中，约有27%的人在生命最后一个月仍在进行强烈的抗肿瘤治疗，而这部分人的平均生存时间并没有明显延长，反而增加了住院天数和医疗干预次数。

这说明，在某个时间节点后，治疗的意义不在于延长时间，而在于减少痛苦。

还有一点很少被讨论——微小的生理刺激对晚期患者的影响被极度放大。哪怕只是翻身、咳嗽、甚至气温的轻微变化，都可能引发全身反应。

缺氧状态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处于长期拉扯之中，身体对外界刺激的调节能力大幅下降。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病人在夜间更容易出现急性呼吸困难或心律失常，因为夜间副交感神经占优，心率减慢，而缺氧又会让心肌更加脆弱。

在很多普通人的想象中，晚期病人的“离开”是一个突然的瞬间。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一个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过程。

生命体征会一点点走向低值，呼吸变慢、变浅，心率逐渐下降，意识在清醒和模糊之间反复。

这个过程在医学上叫“衰竭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是意志力极强的人，也无法阻止生理机制的停摆。

一些观察数据显示，人在临终前的最后48小时，会出现一种叫“Cheyne–Stokes呼吸”的模式——呼吸逐渐变深变快，然后又变浅变慢，甚至暂时停止，再重新开始。

这是大脑呼吸中枢功能减弱的表现，也是身体在失去自主调节能力的信号。

这种呼吸方式不仅对旁观者冲击极大，对本人而言也会带来短暂的惊恐感，因为会突然感觉空气“断了”，虽然这种感受常常只持续几秒，但会反复出现。

一个常见的争议是，是否应该在临终阶段使用镇静药物。有些人担心这样会加快死亡，但从数据看，低剂量镇静并不会缩短寿命，反而能减少因呼吸困难、焦虑带来的痛苦。

2021年一项涵盖多国的临床研究显示，在终末期给予低剂量咪达唑仑的患者，平均生命长度与未使用者差异不显著，但疼痛评分下降了40%以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病在晚期带来的痛苦，与患者的过往生活习惯、社会支持系统、医疗资源可及性都有直接关系。

长年吸烟、缺乏运动、饮食偏高脂高盐的人，往往在病程中表现出更严重的并发症。而那些有稳定照护团队、完善镇痛方案的人，最后阶段的痛苦会明显减轻。

这里衍生出一个问题——如果未来可以通过基因检测在健康人群中提前识别高风险个体，并在中年阶段进行干预，是否真的能大幅减少这种晚期痛苦？

现有研究给出了一些答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早期低剂量螺旋CT筛查，可将晚期确诊率降低约70%，五年生存率提升近一倍。

但基因检测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多基因风险评分在不同人群中的准确性差异很大。如果过度依赖基因预测，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过度医疗。

理想状态下，应该是将基因信息与个人生活方式、环境暴露史结合，再制定个性化的预防策略，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减少晚期的生理与心理折磨，而不是单纯依赖科技的“提前预言”。

[1]陈红,惠思,陈苗.肺部康复训练联合心理护理在肺癌晚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2025,41(03):138-140.

来源：梁医生科普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