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8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与世长辞。他一生致力于探索“何以华夏，何以中国”的“大历史”，其学术研究贯穿七十年，成果丰硕。《西周史》揭示了周人如何通过文化认同超越血缘，奠定“大一统”观念；《形塑中国》通过量化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呈现了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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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与世长辞。他一生致力于探索“何以华夏，何以中国”的“大历史”，其学术研究贯穿七十年，成果丰硕。《西周史》揭示了周人如何通过文化认同超越血缘，奠定“大一统”观念；《形塑中国》通过量化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呈现了世袭瓦解、士阶层崛起与编户齐民的同步成型；《汉代农业》则论证了小农户与市场相结合的精耕体系如何支撑了两千年的“以农立国”传统。许先生的研究不仅关注纵向的时间脉络，还通过《水击三千》《熔铸华夏》《我者与他者》及《经纬华夏》等著作，注重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提出黄河—长江—东南沿海“三大核心区”的交融互动模式，呼应考古学揭示的史前“多元一体”脉络。他以社会科学的系统思维，将宏观架构与微观生民紧密联系，展现了从世袭崩解到庶民与国家直接联系的历史进程，以及编户齐民如何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础。许先生的学术遗产，不仅在于其严谨的求真态度，更在于他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其思想将继续激励后来者在历史长河中守望文明。

*本文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秋之卷，请以正式刊出版本为准。

江河万古，星汉长昭

——纪念许倬云先生并略述学思历程与学术遗产

文 | 杨博

2025年8月4日，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安然辞世，享年95岁。消息传来，学界同感哀思。先生一生笔耕，把“何以华夏”“何以中国”的追问逐层展开，娓娓道来；又用“大历史”的广阔与“小人物”的温情，为后世留下一条可追可思的思想长河。笔者自大学本科时初读《西周史》《求古编》，近年又多承先生信重，嘱托译校《形塑中国》，撰写《经纬华夏》读后，二十余年因缘日深，受益终身，些许体会也曾零星见诸报端。[杨博：《形塑中国，熔铸华夏——读〈许倬云学术著作集〉》，《文汇报》2024年11月29日，第7版；《何为“华夏”：〈经纬华夏〉读后》，《经济观察报》2023年10月16日，第32版。]下面谨根据历年研读、翻译、校对、对谈所得，简要梳理先生学术脉络，并参照近年学界成果，略陈学习体会收获，愿读者在追思之际，也能一窥先生“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宏阔格局。

许倬云先生祖籍江苏无锡，公元1930年9月3日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少年时代，许先生随父亲辗转各地，亲身经历抗战的动荡与离乱。这段艰苦经历，对他的人生和学术产生重要影响。他得以早早体悟到生离死别、饥饿恐惧等常人难以触及的人生况味，也对农民的劳作与生活有了最直观、最真切的感受，为日后理解中国传统农村奠定了情感与认知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故乡无锡，因而得以近距离观察士绅社会的运转。从私塾里琅琅书声，文会上的切磋唱和，到茶馆中的市井闲谈，善堂与宗教团体的济世之举，乃至婚丧喜庆中的亲族往来、官商之间的微妙互动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他对中国传统社会运作的朴素认识。高中阶段，他就读于讲求“经世致用”的辅仁中学。学校以中英文并重的教材，既夯实了旧学根基，又悄然拓展了国际视野，为他日后的学术道路铺下第一块基石。[路则权：《美国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2—173页。] 1948年底，先生从上海赴台湾。1949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年后，在傅斯年等人的建议下，他由外文系转入历史系。先生先天肌肉萎缩，不良于行，却凭借坚韧毅力，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并于1956年获硕士学位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1957年，先生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和胡适的帮助下赴美深造，师从芝加哥大学顾立雅（H.G.Creel）教授。1962年以《先秦社会史论》获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大学执教。1970年，应杨庆堃的邀请，先生到美国匹兹堡大学，1972年起任教授，2000年荣休。许先生曾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先后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年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获台湾大学“人文艺术类杰出校友奖”，2020年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2024年获“唐奖”汉学奖等殊荣。

许倬云先生是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者之一。他学术涉猎广泛，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在社会史研究中，许先生始终聚焦社会流动的轨迹。他先以横切面呈现某一时期的社会面貌，再将一幅幅横切面纵向叠合，比较其间的承转起伏，从而看清社会演化的完整过程。在文化史领域，许先生把“特色”视为选择之后的沉淀，更是绵延不绝的延续。那些因延续而凝固下来的元素，成为辨识一种文化的醒目标识。每一种文化确立自身面貌后，既持续地沿着既定轨道伸展，也在不经意间做细微修正；变化如此徐缓，以致短期内人们更易察觉的是其连贯，而非经年累月的裂痕。他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底色提炼为“三原色”：以亲缘为纽带的群体联结，以精耕细作为核心的农业经济，以儒家理念为纲的文官体制。这三原色，既是他纵横比较后对中国文化源头的概括，也是维系中国长久聚合的黏合剂。先生主张中国文化须扬长避短：一方面立足本土，锚定自身的文化支点；另一方面敞开胸怀，为人类共同文明的未来增添东方养分。[冯俊文主编：《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465—517页。]

许先生深耕学界七十年，著述极丰，版本亦多。2022年起，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多方协调，精选先生学术生命各阶段的代表作：《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水击三千》《熔铸华夏》《我者与他者》。至2024年8月，六卷本《许倬云学术著作集》最终成编，成为先生学术版图的最后定稿。正如先生在文集《总序》中指出的那样，从《西周史》《形塑中国》到《汉代农业》，虽写作有先后，却可视为一气呵成的三部曲。[许倬云：《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总序”第1—4页。] 《西周史》是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先生以西周为“华夏意识”的滥觞期，指出周人以蕞尔小邦克商，播下“华夏意识”的种子，奠定了“文化大一统”的雏形。书中利用金文、考古、传世文献三重证据，考辨封建本质、宗法结构、族群融合，指出“华夏”并非血缘概念，而是文化认同。2024年新版副题“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正是对“观念源头”的再提示。《形塑中国》关注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先生以传世文献中近700位人物为样本，用计量方法追踪社会流动，发现贵族世袭瓦解、士阶层崛起、平民“编户齐民”三大趋势，为“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提供社会土壤。《汉代农业》则探讨古代经济—政治体系的成型。先生驳斥“中国自古重农抑商”成说，指出汉代已形成“小农户＋市场”的精耕农业模式：以家庭为单位，通过轮作、施肥、灌溉提高单位产量；剩余产品进入集市网络，形成“农舍工业—市场—国家赋税”循环。此经济形态既支撑了庞大帝国，也塑造了“以农立国”两千年传统。

《西周史》《形塑中国》以时间为轴，先述西周封建，再经春秋战国列国并立，终至秦汉一统；由聚而分，再归于合，遂成东亚大一统国家，政制归一。《汉代农业》续论此进程中经济要素的融汇，孕育出世界最早的“精耕细作农业”。先民将农舍工业与农获结合，转化为农产品商品交换，完成经济与社会整合，并与国家治理协同，熔铸成广阔共同体。《水击三千》《熔铸华夏》及《我者与他者》的主旨，正是阐明这一巨大“共同体”如何逐步成形，以及各单元之间如何相互依存。前三部重纵向脉络，后三部重横向关联。《水击三千》选自先生的早期论文集《求古编》；《熔铸华夏》梳理中国文明五大特质：地理环境“多元而可通”，农业经济“精耕而重商”，国家形态“大一统而包容”，思想方式“实用而超越”，文化整合“多元一体”；《我者与他者》提出“同心圆扩展”模型，阐释中国由内向外、由华夏而中国的历史进程。整套文集从政治思想、文化转型、经济结构多角度，见证周、秦、汉“天下秩序”的生成，回答“何以华夏、何以中国”。由此可见，先生“持守以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为参照而不失归属感”，[许倬云：《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编后记”第1—2页。] “形塑中国”的文化理念，许先生念兹在兹。

《形塑中国》翻译期间，为加深笔者对先生学术的理解，冯俊文、马希哲先生曾惠赐先生新作，也就是《经纬华夏》的试读本一睹为快。书中以“大历史”视角跨越五千年，先生借由对区域文化如何交缠为一，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来自外界冲击的缜密分析，再现了中华大地上人群、族群与文化交互融合的轨迹，揭示出华夏文明延续的奥秘。先生关注地理、经济、文化等超越朝代的“基本面”，认为这些因素才是历史变迁的底层逻辑。因此先生的研究始终锚定两端：中华文明的宏观架构与具体生民的历史处境。先生的研究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更关注普通人的历史。这种视角使他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深度，更充满了人文关怀。我想，这同样是理解先生“形塑中国”理念的一以贯之的文化线索。

若无“他者”的映照，我们往往难以看清“自我”的独特；然而，一味依赖“他者”视角，又容易割裂“自我”与“他者”的共通。因此，选择何种路径展开文明研究，仍有待深入探讨。[路则权：《美国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3—182页。] 在许先生看来，“中国”既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的综合体，也是一段持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同时占据空间，也延展于时间。先生沿时间纵轴切开不同剖面，把每一个时代的“中国”形象置于当下，再由此解析各阶段“中—外”关系的差异，界定出多元的“我者”与“他者”。这些剖面层层叠合，便呈现出“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丰富而变动的互动谱系。通过梳理历史上“我者—他者”“中—外”关系的内涵，我们得以看清这一复杂共同体如何转合、如何流变，实际也可为认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提供借鉴。[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2—3页。] 所谓“以史为鉴”，先生认为，经过系统训练的研究者，先在纷繁的人类经验中理出线索，再剔除一时一地的特殊因素，最终提炼出跨文化、跨时代的共通规律。如此得来的历史认识，方能摆脱时空束缚，成为真正可用的智慧。[许倬云：《从历史看人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7—168页。]

先生注重宏观比较，特别是从模式架构进行区域性分析。“任何文化的发展历史都有其独特之处。中国文化在其发轫之古代，有如此的形态，其过程也是独特的。然而，单纯由中国历史观察，未必能显示其特色。”[许倬云：《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在他看来，中国史与世界史长期各守畛域，少有真正交汇；在欧美学界，更常以欧洲经验为本位。于是，他尝试从中国史中提炼若干关键现象，与主要文明的发展并置比较，先辨其异同，再由此归纳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抽象原则。先生比较的目的，是不满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隔绝状态，才进行比较来观察中国特色的。[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页。]

这样的比较，正为我们辨认那些凝聚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的器物——如青铜器及其所承载的青铜文化——提供了清晰的坐标。许先生很早便指出：“中国自古便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有两项外来发明的影响尤为深远：一是车子，战车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其发明应源于亚洲内陆；二是青铜器，何炳棣先生所谓‘中国青铜器为本土独立发明’之说，并不成立。”[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学界目前普遍接受，约4000年前，冶金术连同牛、羊、小麦等自西向东传入。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铜刀，被认定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之一。距今4000—3700年前，河西走廊的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深度交融，共同催生了“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陈国科：《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人群及相关问题初探》，《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 使冶金技术在此区域趋于成熟。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一线的人群成为技术与产品的核心掌握者；齐家文化则通过与他们的持续接触，逐步吸收并广泛传播冶金制品与工艺，进而对中国其他区域的早期冶金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陈国科等：《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陈坤龙等：《丝绸之路与早期铜铁技术的交流》，《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陈国科等：《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8年7月27日，第7版；陈坤龙等：《中国早期冶金的本土化与区域互动》，《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

考古证据清晰表明，河西走廊的冶金实践可追溯至距今约4100—4000年的马厂文化晚期，显示当时人类已对金属资源展开初步利用。进入西城驿文化阶段（约公元前2100—前1700年），系统发掘的西城驿遗址揭示，该区域已形成规模可观、技术成熟的冶金中心，成为早期中国冶金版图上的关键节点。西城驿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武威，西抵瓜州、敦煌，并远及新疆东部，青海、内蒙古亦有零星发现。以酒泉为界，西侧如潘家庄、西土沟等遗址多为西城驿文化独见；东侧则常与齐家文化交错共存，如酒泉西河滩、金塔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一个地窝南二号、张掖西城驿、民乐五坝、武威皇娘娘台等。这些齐家—西城驿共存的遗址大多与早期冶金活动直接相关，为探讨中西和区域间的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提供了珍贵的实证线索。

西城驿—齐家共同体在冶金技术体系、生产规模、工艺特征与产品形态上，呈现出鲜明而稳定的地域风格，由此奠定了其作为中国早期冶金核心发源地之一的历史地位。河西走廊冶金中心的崛起，标志着冶金术已深度嵌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业经济与社会文化传统。在此过程中，当地既汲取了来自中亚及欧亚草原的技术元素，又依托丰富的矿产与独特的生业模式加以改造创新，使河西走廊逐步演变为早期冶金技术东传西渐的重要平台，并促成东西方文化的深层交融。毋庸讳言，中国青铜工艺的萌芽曾受到欧亚草原西部冶金传统的显著影响，这在上述河西走廊及新疆的早期冶铜遗存中表现突出。然而，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已娴熟运用复杂的陶范合范铸造技术；至公元前16世纪，早商文化更将这一工艺推向高峰。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主导了青铜器的铸造方向，礼器与兵器成为核心载体。相较其他古文明，中国青铜工艺无论应用领域、技术手法抑或精神内涵，均臻于极致，绽放出独树一帜的璀璨光彩。[朱凤瀚：《青铜器及青铜文化：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中国文化报》2023年9月12日，第8版。] 在许先生看来，研究中华文明，要放弃“西方文化中心论”，摆脱“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注重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是把中国纳入世界：为了今日，理解过去，在世界史的大框架内，立足中国，关心世界。”[许倬云：《历史大脉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简体字版序第1页。]

许倬云先生对“互动”与“融汇”的强调，揭示出中华文化“多元交汇、渐次一体”的历史轨迹。许先生不主张中原文化扩散于四方的说法，而主张过去所谓周边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既有相对的交流，周边对中原的发展也有相互的影响。[许倬云：《问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在《经纬华夏》中，先生把中华大地的历史演进概括为三大核心区：黄河流域自关陇迄于渤海；长江流域自上游至“吴头楚尾”的长江口与太湖；西南云贵经南岭、武夷而抵东南沿海。[许倬云：《经纬华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第59—110页。] 三区互动，宛若一首悠长史诗，见证了华夏文明由萌芽至成熟的完整乐章，也为“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生动注脚。先生立足考古材料，铺陈的是一幅由众多文化共同体融汇而成的天下图景。苏秉琦先生早年以“满天星斗”喻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格局，而“三区互动”的视角，恰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遥相呼应。该工程锁定距今5500—3500年，聚焦黄河、长江与西辽河三大史前文化序列清晰的区域，重点考察各地文明化进程。学界已基本认同，如严文明先生所言，中华文明尚有一条“一体化”脉络：中华内部各地理单元结成庞大丛体，各单元之间独立竞逐，又持续交流互鉴，终呈多元渐合之势。约4300年前，中原广纳周边精粹，形成兼容并蓄的核心，为夏商周三代铺设了人文与政治舞台，奠定了经济、文化与礼制基石。此后，三代文明循此大势展开。放眼长时段，这一“多元一体”格局，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滥觞。[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近年考古成果持续为史前各区域间人群交往、交流与交融提供实证。从长江、黄河、淮河到东北、西北、华北、中原、西南、华南，互动贯穿了中华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关心史前考古的师友或许已注意到赵宾福等学者提出的“查海时代”。这一框架把公元前7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依序分为查海→仰韶→龙山三大阶段，用考古学方法独立建构出早于夏、商、周“三代”的“新三代”历史叙事。[赵宾福、丁风雅：《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文物》2023年第2期。] 更具启发性的，是李新伟对红山与凌家滩玉器相似性的观察：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筒形器、玉凤、玉环，与凌家滩器物高度呼应。若将此类一致视为各自独立发展的结果，很难解释其细节吻合。两地玉料、形制均有差异，说明流通的并非成品或原料，而是被社会上层垄断的整套知识——玉料采选、器形设计、宇宙观念及以玉通天的仪式技术。由此可以合理推想，相距千余公里的红山与凌家滩大墓墓主，生前确曾发生过直接互动。[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类似的互动脉络，在二里头时代之后依然清晰可辨。邓聪指出，二里头牙璋的影响远及南中国，即许先生所划第二、第三核心区：成都平原金沙、福建漳州虎林山、香港南丫岛大湾等遗址皆见有同类器物。牙璋被视作东亚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出现的物化标志，其分布北起黄河、南抵珠江并延伸进入越南北部，说明夏王朝政治观念已随实物扩散至长江流域与更南区域。[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商末周初，高浮雕铜罍再次出现“异地同形”：岐山贺家村西壕、辽宁喀左、四川彭县竹瓦街、湖北随州叶家山皆出土盘龙盖罍，形制、纹饰几无二致，仅细节略异。童恩正曾讨论过的东北—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43页。]盘龙盖罍就是关键证据。[杨博：《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有兴趣的读者，走进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展时可留意那张“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以灵宝为柄，喀左、呼和浩特作两翼的Y字形，与童先生所言“半月形”叠合，皆在提示三大核心区之间未曾中断的交流与融合。

经过商周数百年持续而绵密的往来，华夏共同体渐次壮大，众多弱小部族则在碰撞与融合中被吸纳。春秋时代的历史任务，正是把中原的蛮、夷、戎、狄，连同“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一并熔铸为同一华夏身份。至春秋战国之交，古旧部族已大抵归属少数大国：北狄多并入晋，西戎多归于秦，东夷多入齐鲁，南苗与诸夏小国则统于楚。秦、楚二邦，昔日曾被诸夏视为“蛮夷”，然经三百年间的盟会、聘问、通商、缔婚与礼乐浸润，最终亦完成华夏化，成为中华正统的一部分。[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陈民镇：《两周时期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探析》，《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

许先生指出，文化认同是古代中国得以长久稳定的根本动力。它超越血缘，跨越山川，化作一种共享的文化象征。循着先生的思路，我们既能回望各族群如何生息演化、文明如何滋长繁荣，也能体会以华夏为核心的巨大辐射力、凝聚力与向心力。由此可知，“华夏”自始便非封闭的标签，而是一种开放、自信且胸襟博大的观念；它的文明与文化持续吸引周边邦国部族汇入，反过来又为自身注入生生不息的新活力。

许倬云先生的研究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更关注普通生民的历史。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宏大叙事，更要关注个体的命运。他在《西周史》三联版的序言中写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 许倬云：《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16页。]在《形塑中国》中，许先生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流动的研究，揭示了普通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他关注寒门子弟如何脱颖而出，关注社会底层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这也关系着国家治理方式与民众基本生活方式的底定。

先生在书中提到，第一，春秋末年的贵族火并几乎荡平了世袭阶层。谁最后幸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尘埃落定，所有旧领地上的佃户突然发现，他们的新领主只剩一个——国君。身份壁垒崩解，个人得以与国家直接对话。第二，列国竞相奖励军功。像魏国那样，向有突出战功的士兵奖赏肥沃土地和免税待遇。寒门子弟只要提刀上阵，便有改写命运的可能。血与火成了最公平的考试，土地与爵位则是最实际的答卷。第三，为了富国强兵，各国把垦荒视为国策。专设机构、提供牛犁、蠲免赋役，荒原于是变成了平民的“自留地”。一部分昔日的雇农、流民，自此成为拥有小块田产的自由农民，真正握住了自己的生计。[许倬云：《形塑中国》，杨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179—184 页。]当世袭贵族退场、军功通道敞开、荒地得到耕种，个人努力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中推动了制度更新，制度又回过头来保障了普通人的上升空间——这正是先生所谓“形塑中国”的底层逻辑，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叙事，更是千万生民命运的叠加与回响。

当列国竞相以“富国强兵”为急务，商鞅变法这类制度革新就把“编户齐民”推上历史前台，个人不再附属于宗族，而直接系籍于国家。战国末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由“某氏之族”变为“某县之民”，王夫之因称此际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4页。]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所言“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周末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9页。] 正是对这一人身依附关系崩解的扼要概括。春秋时期，《左传》尚记载以“人有十等”勾勒层层隶属，自王至台、圉、牧，每一级都以亲族或家臣为羽翼，形成牢不可破的人身纽带。翼城大河口M2002鸟形盉铭文与“委质”类盟书的出现，却显示这种西周式的宗法纽带已现裂痕，个人可以“委质”易主，身份不再终生钉死在血缘或家门的坐标上。[黄盛璋：《关于侯马盟书的主要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由此，旧日“亲暱辅佐”的宗法网络逐步让位于“计口授田、按籍起赋”的国家控制，编户齐民也就成为新的社会底色。

“编户齐民”的成型，为古代中国“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可操作、可复制的社会基底。“编户”一词，《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9页。]即将天下人按什伍编组，一一登录于册；“齐民”则如《汉书·食货志下》所引如淳之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71页。]秦汉时“士民”与“士大夫”实际上都指国家统治的基础编户民。赐爵制的推行，民爵的轻滥，直接导致编户民身份由参差而等齐。[凌文超：《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文史哲》2015年第2期。]自此，贵贱之别让位于国家对“平民”的同一管理。这一制度战国时已在秦国等国试行，秦始皇统一后推向全国，至汉代臻于定型：男子出生即“书年”，成年“傅籍”，以备徭役；迁居须报官“更籍”，由政府掌握人口流动；“使黔首自实田”，[《资治通鉴》卷7《秦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1页。]土地数目写入户籍，成为赋税凭据；地方官岁终“上计”，户口、耕地、税收三项并核；每年八月“案户比民”，逐户验貌、对册、增删，最终汇总成“名数”。萧何入咸阳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14页。]实即接管了这套户籍档案；汉承秦制，只是把登录项目做得更细，每户人口、姓名、年龄、身份、相貌、田亩、爵级等一一在案。国家由此第一次拥有了贯通中央—郡县—乡里的人口与资源总账，赋役可计，兵源可征，迁徙可核，大一统因此由政治口号落实为日常行政。

借“分家立户”“编列名籍”，王朝得以直接掌握人口，稳步增强征发赋役之力，为古代中国“大一统”奠定经济与军事根基；同时，依托“户”及其配套组织，中央政府建构起顺畅的纵向管理体系，基层治理效能随之提升。因而，“编户齐民”既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的纵向联系，也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国家借此以较少官吏、较低成本，便可统摄更广人口与疆域。“编户齐民”的演进过程，既是古代中国步入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孕育史。随着秦并六国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成为当时生产生活的主体，正如许先生所言：“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显示，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编户齐民’。”[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页。]新的“中国人”共同身份认同由此产生，[杨博：《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认定》，《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而“编户齐民”也正为《汉代农业》所论中国“以农立国”之路，最终在汉代确定提供了最佳注脚。

许倬云先生以“大历史”的目光，为我们梳理出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他从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里，提炼出可供中国乃至世界应对现代困境的良方。他在书中常写长江，笔触温润，寄寓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许先生留下的，不只是卷帙浩繁的著作，更是一种“以文化人、以史为鉴”的精神气象。今日，我们仍在他关注的“大历史”中生活。先生学问的真髓，在于求真，在于存仁。求真，故其论述字字可稽；存仁，故其目光始终系于“小民的生计与心事”。他将国家、制度、经济、文化等宏大叙事，与普通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日常经验紧密相连，使“大历史”不再冰冷，使“小人物”获得尊严。

今先生远行，而其所点燃之灯，仍将在无数学人、读者手中继续传递。江河万古不息，星汉长昭不灭；我们于书页之间，仍能遇见那温和而坚定的目光。请先生安息，江河与星汉，将由我们后来者继续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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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博（1985— ），男，河北衡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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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

形塑中国：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

汉代农业：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

水击三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

熔铸华夏：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附二种

美国小史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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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史

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

ISBN：9787108075871 定价：90.00元

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本书围绕“华夏国家”的形成这一中心议题，整合考古、文献、金文三方面的资料，对西周史上聚讼纷纭的议题，诸如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的本质、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等，提出了信而有征的合理解说。不仅廓清了20世纪30年代西周史论战留下的疑窦，也在宏观分析时势演变的同时，呈现了西周时期“中国”“华夏”的理念，如何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与思想形态等诸多面向上，凝聚为远远超越民族主义和文化共同性的独特国家单位。

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最早于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首度刊行，是其重要的学术代表作，至今已问世四十年。多年来，此书修订、再版不断，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堪称上世纪西周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本次再版，收入“许倬云学术著作集”，以三联书店2018年“当代学术”的“增补二版”为底本，同时加副标题，作《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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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中国

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

ISBN：9787108077677 定价：86.00元

本研究旨在探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222年中国古代社会纵向的流动过程及其特征。研究从上述文献资料中搜集了约700人，通过列表追踪他们的社会地位变动，从而观察某一社会群体重要性升降的一般趋势。围绕社会流动这一讨论焦点，本研究涉及文化变革的各个方面。

——许倬云

在本书中，作者自《左传》《战国策》《史记》中选取了春秋、战国间的大约七百人，追踪他们的社会地位变动，从而观察数个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升降的一般趋势，以社会流动为核心，考察中国古代早期（春秋、战国间）的总体社会转型和文化聚合。轴心时代最剧烈而深刻的变迁之一，在书中所采用的计量社会学的扎实论证和大量史料佐证的基础上，得到了系统的表述与解释。同时，作者以精炼的语言描述了春秋、战国间漫长、复杂的整体社会转型和文化聚合，包括但不限于多个社会阶层的衰亡、兴起和更迭带来的政治权力的集散、转移；神圣和家国一体观念的变化；“士”的观念及其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变迁；对军事、诸侯国内外的冲突和强权层面变化的观察和分析；对赋税、劳役、土地、货币、商业、技术和城市等具体现象之变迁的观察和分析；新型国家的出现和巩固及随之出现（或互为因果的）的新出现的行政专家和专门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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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业

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

ISBN：9787108078223 定价：70.00元

中国的统一在汉代得到巩固，而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似乎也在汉代确定，通过汉代农业来考察中国农业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倬云

由此，作者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汉代农业的种种情况：政府解决人口与土地问题的措施，土地成为被追逐的财富，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种方法与技术，农作之外的选择等。作者强调，中国精耕细作式农业以及以农业为基调的经济，其关键转换点在汉武帝时期。

与通常认为的不同，作者经过考察和分析发现，汉代的农业以小农户的小规模农作和劳力投入密集的精耕细作为基调；且汉代的农作方式具有相当的可调试性，根据时代、政治、经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以及土地本身的状况而适时变动，在不同的具体耕作方式间灵活转换。这种个体农户的精耕细作农业又与市场经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重商的农业经济模式，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也建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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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击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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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而始，经过春秋战国社会变动和权力变迁，直至秦汉，步入封建体制的诸多民人开始以独立的身份生活，拥有属于自己的技术工艺、衣食住行、都市商业等文化特征，拥有人之为人的独立人格。用许先生的话说，这已是破天荒的大转变，较之从前，堪称“水击三千”，“可引发万顷波浪”。

本书为有关“古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各个转折点”之学术论文的合集，由许倬云先生从其经典作品《求古编》中选择篇目重新编排，聚焦汉代以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从周人的兴起与社会变动、周代的社会与生活、秦汉帝国的转型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农业、经济体制等诸要素加以讨论。不仅厘清这一古代中国成型期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方面，也在时代转变、文化整合的缝隙里，传递出作者对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种种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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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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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108077578 定价：75.00元

本书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可谓许倬云先生中国古史及文化比较研究之“门径”。

上编“社会与国家”，作者以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地理环境、农业经济、国家形态、思想方式等角度，回溯华夏中国熔铸、成型的历程，并与世界史上同期其他文明之演变对照讨论；

下编则以“传统中国与社会”为题，讨论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若干特色等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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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者与他者

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ISBN：9787108078285 定价：60.00元

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

——许倬云

本书是以许倬云先生200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首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教授”期间所做演讲整理、增补而成，可视为《说中国》及《经纬华夏》之先声。在不大的篇幅内，作者提纲挈领，鞭辟入里，而文字晓畅，可谓深入浅出。随文配有一些插图，以助阅读。

本书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外关系，包括：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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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史

许倬云 讲授 冯俊文 整理

ISBN：9787108078490 定价：49.00元

我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六十年，这里相当于我的第二个家。但与此同时，我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东方人。因此，我具备内外双重的视角：能以美国公民的视角从内部深度观察美国社会，又能以东方人的“他者”角度去看美国——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理由。

——许倬云

《美国小史》的作者许倬云先生在美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六十余年，他将其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与在美国社会的亲身经历结合起来，以极为精简的文字，介绍了美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近三百年的历史。

附录为有关中美关系史的回顾、许先生就中国经济建设发出的建言，以及一份推荐书目，许先生选取的十二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建立一个宏观的框架，从历史来理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

许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养，令这本“小史”具有明确的大众面向，可读性强、通篇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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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彼云汉

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

冯俊文 主编

ISBN: 9787108075598 定价: 88.00元

上篇《江河万古》，着意于先生学术著作之评述；中篇《雪泥鸿爪》，侧重于先生的学行记录，撰写者有同辈学人、学生、世交晚辈、近年亲近的青年学者等；下篇《水流云起》，收录有关先生的访谈、口述及媒体侧记。附录则意在从先生自身的视角，“交代”其学术渊源；另附《许倬云先生平生事略》《许倬云先生作品存目》《许倬云先生未刊稿存目》及《相关评论存目》，亦可由此一窥前辈学人风采，及先生平生行履之所及。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