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华报》前身为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为适应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刊号延续《红色中华》325期。

《新中华报》“刷新第一号”

《新中华报》前身为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为适应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刊号延续《红色中华》325期。同年9月，《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而后，为持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应全面抗战形势需要，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并以“刷新第一号”复刊，由之前的五日刊改为三日刊，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直至1941年5月15日。次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抗战时期，囿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舆论控制，根据地以外的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并不全面、准确和充分。在出版发行的4年间，《新中华报》接替《红色中华》继续承担着党和民族喉舌的历史重任，坚持为党发声、为人民发声。

《新中华报》始终以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意志为准绳，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为核心，坚持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相较于《红色中华》，1939年2月改版后的《新中华报》刊发的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的社论增多了，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新闻抗战主力军，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阵地及舆论平台。一方面，积极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1937年1月29日，《新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发布《红军坚持和平统一救亡御侮之政策，闻土地政策将有改变》，文章指出“红军不但过去坚持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基本政策，今后更当本次方针实行到底”，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御外敌的主张。2月6日，发表社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阐述坚持统一战线，才是中国抗战制胜的关键。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全面告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刻不容缓。1937年11月4日，刊发毛泽东撰写的《目前的时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对片面抗战的态度，强调“单面的抗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中华报》对国民党实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做法进行严厉谴责，多次报道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的事实，指出“反共是汉奸卖国的旗帜”；深刻揭露并批判汪精卫投敌叛国行径，不断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抗战的重大意义，反复强调坚持抗战是首要任务，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要“坚持抗日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另一方面，大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该报多次刊载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同志的文章著述，如《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等，扩大党的声音。全面抗战时期，为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调各抗日阶级的利益，1940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实际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创新理论成果。《新中华报》刊发系列文章，如毛泽东的《为什么要行“三三制”》《团结到底》，谢觉哉的《论选举运动重要》等，为推进民主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中华报》认为只要求群众支持抗战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论调“都是纸上谈兵，不近乎人情的唯心论的错误观点”。《新中华报》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说群众要说所以该说的话”。一是形式上生动活泼。借助于简单、生动的歌曲歌谣、诗词诗歌、标语口号、漫画木刻画、谜语、小说散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切实提升了宣传的趣味性，为抗战宣传、动员群众提供了有力武器：1937年2月，刊登《中国青年前进曲》呼吁西北青年肩负起民族责任，用《纪念“九一八”六周年歌》来鼓舞士气、坚定抗战必胜信念；1937年3月26日，报纸第四版刊登谜语：“日本，日本，上头害了眼睛，下头坏了肝心，打一字”，利用民间艺术形式进一步加强互动、团结群众、激发边区人民的爱国热情；刊发“一切服从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誓死不做亡国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等简短有力的口号持续烘托抗战氛围，根植人民抗战信念；刊登200余篇关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建设等主题的漫画，吸引群众注意，以深化党的主张宣传，强化群众理解。二是内容上丰富多样。《新中华报》聚焦民生，展现风貌，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卫生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且全面的宣传。版面开辟有“国际新闻”“抗日消息”“社论”“短评”等栏目分析国内外形势；通过“战地通讯”“战地速写”“边区短讯”等栏目及时传播战场及边区最新动态；借助“来件”“读者信箱”等栏目构建传播网络，强化群众互动，倾听群众意见；副刊设有“边区文艺”“青年呼声”“边区文化”等栏目，中缝则常刊发物价变动、卫生科普、失物招领甚至一些广告信息，通过反映人民呼声、服务民生需求，凸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大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以及内容到达率。三是表达上朴实易懂。由于当时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报纸内容多依靠读报等方式传递至基层，故而《新中华报》所登载的内容大多采用浅显直白、通俗易懂、朴实真挚的文字表达，有效拉近党和人民的距离，激发群众的抗战激情及生产热情。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面对这一时期大量关于抗战及中国共产党的不实报道和抹黑污蔑，《新中华报》坚持从事实出发，有的放矢地开展舆论反击。一方面，聚焦日本侵略行径，揭露侵华真相。对于侵华战争，日本发布一系列“亲善”“提携”“和平”等美化侵略行径的“烟雾弹”，试图掩饰其阴谋诡计，麻痹国内外民众。对此，《新中华报》主动出击，及时报道，戳穿伎俩。其中，五日刊关于日本侵略者的报道内容有640余条，三日刊有1495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自7月13日起，该报在头版新设“卢沟桥事件”“中日冲突”“华北事件愈见扩大”等专栏，跟进披露卢沟桥事变的起因、经过及进展，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日寇有计划的行动”。在之后的报道中，《新中华报》利用大量篇幅和数据记录日本的侵略活动，谴责日军的残暴罪行，并进一步警醒世人，不该对日本存在犹豫和幻想，“希望中日仍然能够‘和平’，实在就是等于自杀”。另一方面，撕下国民党的伪面具，争夺话语权。面对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游而不击”“阻碍抗战”等的极尽抹黑，《新中华报》直面谣言、坚决回击、澄清谬误，指出“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是抗战中一支模范的军队”。1940年1月20日，刊发的《八路军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等电》中写道：“我八路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两万，缴获敌伪枪支达四万”；同年6月25日，刊发的《八路军的英勇战绩》则详列了三年来的抗战成绩：“毙伤敌官兵129445名，伪官兵38905名，骡马16781匹，俘虏日军1070名，伪军24953名，骡马9674匹”。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8日，国民党利用舆论优势，发布《新四军抗命叛变全部已遭解散》《新四军抗命叛变，全部解散番号撤销，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项英在逃正严缉归案》等文章，对外宣称新四军叛变投敌、违抗军令。次日，《新中华报》发布《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予以反击，指出国民党“正实行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之滔天罪行”。

在民族存亡之际，《新中华报》兼顾党性与人民性，以油墨为枪、纸张为盾。1940年2月7日，在《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强调团结与进步》一文中指出，该报要“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鄢灵慧）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