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溥杰在伪满皇宫用青铜器祭祀日本天照大神时，我正在上海用同批文物换粮食赈饥。历史的天平为何总向男人倾斜？我用文物换百姓太平、换抗日枪弹，却被骂卖国；他用文物帮日本人铸炮弹，却被称作"复辟先驱"？真正的卖国贼往往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史书的聚光灯下。

当张学良逢人便说我"混蛋至极"，小报记者写我"世纪大渣女"时，没人分辨他说的真假。历史为何总要让男人的诽谤淹没女人的呐喊？

当溥杰在伪满皇宫用青铜器祭祀日本天照大神时，我正在上海用同批文物换粮食赈饥。历史的天平为何总向男人倾斜？我用文物换百姓太平、换抗日枪弹，却被骂卖国；他用文物帮日本人铸炮弹，却被称作"复辟先驱"？真正的卖国贼往往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史书的聚光灯下。

我是唐怡莹，又名唐石霞，1904年生于满洲镶红旗他他拉氏。曾祖父裕泰官至湖广总督，祖父长叙历任户部侍郎、礼部侍郎，父亲志锜是光绪帝瑾妃和珍妃的亲弟弟。母亲出身爱新觉罗皇族，这个流淌着双重血脉的身份，让我从出生起便注定成为时代的祭品。

十二岁那年，瑾妃姑姑将我接入永和宫。我刻意将"姑姑"唤作"亲爸爸"，看着她被岁月磨平棱角的脸在我甜言蜜语中舒展，却不知这声娇唤将我推入更深的樊笼。溥仪总说我像只不安分的百灵鸟，可每当我踮着脚尖在养心殿跳新学的华尔兹时，他眼底的笑意比太和殿的琉璃瓦还要明亮。那夜他突然攥住我的手腕，将凤印轻轻抵在我无名指上："石霞，等我亲政..."话未说完便被瑾妃的呵斥声打断。后来我才明白，五姑母珍妃被投井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家族，姑姑宁可让我嫁给溥仪的弟弟溥杰，也不愿我重蹈覆辙。

1924年那个寒风刺骨的婚礼，溥杰17岁，我20岁。洞房花烛夜他攥着我手腕说"我们会像《长恨歌》里那样"，烛火在他眼底跳跃，映出少年人特有的执拗。我当然知道《长恨歌》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却不知这两句诗的后半阙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后来溥杰赴日留学前夜，他在我手帕上题了"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才惊觉当年那句誓言原是谶语——我们终究成了政治棋盘上的棋子，连爱恨都身不由己。

他突然松开手，盯着我发间的翡翠流苏："跳支你在宫里学的舞。"我正要开口，留声机却突然响起《蓝色多瑙河》——这是我偷偷藏在妆匣里的唱片。溥杰勃然大怒，将留声机掀翻在地："留声机、高跟鞋皆是亡国之音！"金属零件在青砖上迸裂的声响中，他踢飞我放在妆凳上的缎面高跟鞋："这些西洋妖孽，该与你的舞鞋同葬！"月光从破碎的窗棂洒进来，映着满地狼藉，我突然想起瑾妃姑姑深夜跪在佛堂时，烛火在她佛珠上投下的阴影。

婚后他沉迷习武，我独守空房临摹《簪花仕女图》，直到有天发现他在我画稿上题了句"可怜无定河边骨"。溥杰的墨迹未干，我却仿佛看见血色的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将婚姻比作战场，而我不过是他向家族献祭的俘虏。

1926年霜降那日，我与溥杰在北京饭店二层宴会厅宴请表兄润麒。鎏金穹顶下，穿墨绿军装的张学良突然被副官引到我们桌前。"少帅，这位是溥杰二公子和他夫人。"副官退下时，我注意到张学良领章上的上将军衔——那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亲授的。

溥杰起身时，西装袖口蹭过紫檀桌面发出沙沙声。"汉卿兄，素仰威名。"他殷勤地递上菜单："明日若有空，请到舍下小聚如何？"张学良接过菜单时，我闻到他袖口淡淡的硝烟味——那是刚从天津督战归来的味道。

醇亲王府的朱漆大门洞开时，溥杰正在佛堂抄经。我抱着剪贴本迎到垂花门，听见张学良的别克轿车碾过满地银杏叶。"唐小姐这是要开记者茶会？"他接过册子时，我注意到他虎口处的枪茧。泛黄的《申报》页面间，每篇关于他的报道都用银朱笔圈点，连1924年他在山海关击退直军的消息都标着"汉卿将军轶事"。

溥杰从佛堂出来时，手里攥着串佛珠。"汉卿兄，请用茶。"他说话时，我看见他拇指反复摩挲着翡翠佛头——那是瑾妃姑姑送的生日礼物。突然有仆人来报："二公子，东跨院的管家请您过目账册。"溥杰歉意地起身："失陪片刻。"

溥杰离开后，我与张学良隔着八仙桌相对而坐。 他突然将宣纸揉成一团掷向我："杜丽娘能为情死，唐小姐敢不敢为情活？"纸团掠过我的翡翠耳坠，擦过旗袍高领边缘，落在我脚边。我俯身去捡时，听见抄手游廊传来佛珠散落的脆响——溥杰的檀木佛珠滚过青砖地面，停在雕花屏风后。原来他并未走远，正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

张学良临走时，擦过我身边，我听见他压低的声音："后日西山碧云寺，我等你。"

三天后，枫叶染红石阶时，张学良将怀表塞进我掌心。"瑞士表匠刻的小篆。"表盖内侧"汉卿赠"的字样在暮色中泛着冷光，他突然贴近我耳畔："唐小姐，这乱世里女人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檐角风铃骤响，惊起寒鸦掠过残阳。

当晚的醇亲王府，溥杰正在佛堂擦拭青铜器。我的翡翠朝珠在供桌上泛着冷光，怀表突然从珠串间滑落。"汉卿赠？"他捏着表盖内侧的刻字冷笑，佛珠滚落在青铜器旁。"西山碧云寺的枫叶，比紫禁城的银杏红得刺眼。"

碎瓷片混着胭脂盒在地毯上洇开暗红的血，我攥紧瑾妃的翡翠朝珠，指节泛白。那晚起，溥杰搬进东跨院书房，而我开始明目张胆地坐着张学良的别克轿车出入西单一处老宅。每次下车时，四名保镖会用黑伞遮住我的翡翠耳坠，却遮不住小报记者闪光灯里的"张少帅新欢"。

北伐军逼近北平那晚，张学良副官将我与溥杰塞进道奇轿车。"谷小姐的宅邸最安全。"汽车碾过卢沟桥时，我看见溥杰攥着瑾妃的翡翠佛头，指节泛白。天津意租界的洋房里，谷瑞玉的香水味混着威士忌，张学良的电报机在隔壁彻夜作响。

1928年秋‬，张学良在顺承王府撕碎我临摹的《千里江山图》时，我正研磨松烟墨。他骂我"混蛋透顶"的粗话混着北平市井的吆喝声涌进雕花窗棂。"汉卿，你书房《孙子兵法》扉页还留着我题的'笔锋如刀'呢。"

他突然攥住我研磨墨锭的手，狼毫笔在宣纸上洇出巨大的墨团。"石霞，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军装带着硝烟味，我指尖全是松烟墨香。"少帅连《宣和画谱》都读不懂，倒懂什么叫'两个世界'？"抽出被攥红的手，蘸残墨在碎纸上画半阙《临江仙》。"你马背上的天下，终究载不动紫禁城的月光。"

后来溥杰从长春来信说，张学良把这幅残画镶在檀木镜框里挂在书房。我对着信笺冷笑，狼毫笔在宣纸上写下"土匪终究是土匪"。墨迹未干时，卢小嘉的别克轿车已停在醇亲王府门口，引擎声惊飞了檐角的鸽子。

1929年深秋，溥杰赴日留学前夜，擦拭着瑾妃送的翡翠佛头，突然将其放在供桌上："日本教官说，复辟要借东洋刀。"我望着他军装上的樱花纹章，窗外飘起北平深秋的第一场雪，将我们的影子割裂成无数碎片。

1932 年，溥杰回到长春之后，奉皇兄之命，派人成批地将北京醇王府的珍宝文物运往东北，欲填补伪满洲国巨大的资金空缺。

我见到这种情形，心急如焚，私下与当时正在追求我的卢小嘉商量对策。那时，我尚未在与溥杰离婚的文件上签字，法理上还算是醇亲王家的人，出入王府名正言顺。

于是，我和卢小嘉迅速决定争分夺秒，从王府抢运珍宝，绝不能便宜了伪满洲国。就这样，卢小嘉派车，我毅然冲进醇亲王府坐镇指挥，抢运出若干箱珍宝文物，并经辗转运到了上海。

然而，我的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日本人，再加上我与身为抗日将领的张学良的情人关系，我成了他们眼中钉。日本人旋即宣布醇王府已被日方接管，声称我若再踏入其中，便随意抓捕处置。

万分危急之下，我立刻逃到西交民巷，找到外交使团办事处，迅速亮明身份和正被追杀的严重情势。所幸，外交使团一位蓝姓办事员十分同情我，安排一位英国人陪同我乘坐外交团汽车，前往天津租界暂避。

历经五个小时的颠簸，汽车终于开过那座可以开合的法国铁桥，英国人高喊：“嘿！小姐，你已经进入英租界啦！安全啦！”

但好景不长，报纸报道了我从北京逃到天津英租界的消息后，醇王府和日本军界向英租界施压，要求引渡我。幸运的是，英方认为我并非犯人，以引渡理由不足拒绝了他们。

1932年春抵沪后，《申报》大幅报道"醇亲王妃携清宫秘宝南下"的消息。采访我的人‬络绎不绝‬，我发表声明："宁为中华白丁，不作伪朝贵胄。"

我将慈禧赐的翡翠朝珠押给汇丰银行，在霞飞路置下公寓。过户那天，溥儒指着房产证上的"唐石霞"三字叹气："这串珠子该在故宫博物院的玻璃柜里。"我望着窗外车水马龙，想起溥杰说的"复辟要借东洋刀"——此刻握在手里的，才是乱世里最硬的靠山。

卢小嘉曾提议"我那栋洋房空着"，被我笑着回绝："卢先生的屋檐，未必遮得住紫禁城的月光。"

我在霞飞路公寓闭门三月，用瑾妃的翡翠镯子压着《千里江山图》临本，笔尖游走于北宋山水皴法间。溥儒来访时总惊叹："石霞的雨点皴里，藏着紫禁城琉璃瓦的冰裂纹。"

1933年夏，长江流域遭遇百年大旱。我委托卢小嘉将12件青铜器秘密变卖，《申报》1933年8月15日报道："醇亲王府旧藏现身沪上拍场，唐氏后人义卖赈灾。"所得款项在法租界设立粥厂，每日供应八百流民果腹。现存《上海慈善志》记载，粥厂持续运作三个月，累计发放杂粮粥4.7万份，附带西药与冬衣。

1934年卢小嘉带着袁小姐消失那晚，我正为筹备个人画展修改《汉宫春晓图》。他留下的法国油彩在画案上凝成琥珀，倒像极了故宫养心殿未烧尽的珐琅彩。

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我的《秋江渔隐图》在大新公司展出，溥雪斋在《美术生活》撰文："北宗青绿山水，得唐女士笔意者，当代无出其右。"这些画作拍卖所得，被溥杰家族污蔑为"赃款"，而实际上部分款项化作了故宫文物南迁的路费。

1945年抗战胜利画展上，于右任握着我的手说："唐女士的《赤壁赋图》，可比东坡居士多了三分剑气。"我望着画中被松烟墨染黑的江面，想起卢小嘉别克轿车后备箱里的青铜器——那些被日军熔铸成枪炮的国之重器，终究没能挡住历史的洪流。

抗战胜利后，和平报社社长罗敦伟建议我竞选“国大”代表，可我对政治毫无所求，便婉拒了这一邀请。军统戴笠也曾派人找我，邀我前往杭州居住并赠予房子，我分析他大概是看中我的皇室出身与特殊经历，想让我做特工，而我对特务之事唯恐避之不及，自然礼貌谢绝。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我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从上海飞往台湾，最终定居香港。

1950 年，在香港我偶遇香港大学林仰山教授，承蒙他举荐，我成为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校的国画和普通话高级导师，直至退休。在港大任教期间，我培养了上千名绘画及普通话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60年，20岁出头的英国青年魏德巍以港督柏立基政治顾问身份，进入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我被委任为他的口语教师，这位未来的第27任香港总督，得知我出身皇室后，主动求教宫廷礼仪、北京习俗与华人思维方式。

两年后结业时，他已能熟背《论语》并临摹我的《千里江山图》。1963年他赴北京英国大使馆任职，1987年回港履新时更名卫奕信——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名字，恰如他当年在我画室研磨的松烟墨，始终带着紫禁城的余韵。

1970年代，在朋友搭桥之下，我与溥杰有过一次联系。彼时我们都已过古稀之年，我坦率说出与他结婚既幸运又悲哀的感受，他并未反对。往事如烟，暮年回首，那些甘苦唯有我们自知。欣慰的是，作为皇室后裔，我们在书法及绘画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传承爱新觉罗家族的艺术光辉贡献了力量。

1993 年，我走完了这漫长的 89 年人生旅程，临终前，我交代卫奕信将遗体火化、骨灰无需保留；汇丰保险库HK-1993-07号的127件文物全部捐给北京故宫；瑞士银行账户CH-1932-47里的三百万美元，化作东北抗联后代的助学金；将毕生画作捐赠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岁月虽将我带入历史深处，但我留下的珍贵画作与充满史料价值的故事，不会随风消逝。正如人们所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只因风华长相忆，希望我的经历与作品，能在世间留下独属于我的一抹色彩。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