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传统饮食偏爱甜口,早期引入的欧美牛肉罐头因口味差异,在日本军队中不受欢迎。1881 年,日本罐头业的先驱前田道方于东京小石川工厂展开创新尝试,他采用酱油、砂糖、味醂炖煮鸭肉,成功创制出一种全新口味的罐头。随后,经《朝野新闻》编辑泽田直温命名为“大和煮”,这
在二战的历史舞台上,大和煮罐头作为日本军队标志性的军粮,其演变轨迹犹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日本战时国力的起伏兴衰。
日本传统饮食偏爱甜口,早期引入的欧美牛肉罐头因口味差异,在日本军队中不受欢迎。1881 年,日本罐头业的先驱前田道方于东京小石川工厂展开创新尝试,他采用酱油、砂糖、味醂炖煮鸭肉,成功创制出一种全新口味的罐头。随后,经《朝野新闻》编辑泽田直温命名为“大和煮”,这个名字饱含着浓郁的日本本土风情。
随着鸭肉供应逐渐供不应求,新兴的食用牛肉取而代之,从而奠定了牛肉大和煮的基础。其配方以牛肉为主料,搭配土豆、牛蒡、胡萝卜等食材,再用姜、酱油、砂糖调味炖煮,完美契合了日本民众的饮食偏好。
1877年西南战争中,日本首次采购美国牛肉罐头作为军粮,然而士兵们对此抵触情绪明显。直至大和煮罐头成功问世,日本陆军迅速将其列为标准应急口粮。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大和煮罐头得以广泛普及,当时士兵每日的配给为精米650克搭配250克牛肉大和煮罐头。
1938年,《军人战时给予规则细则》明确将“罐头肉”(即大和煮)纳入士兵应急口粮范畴,并与压缩饼干、味噌等搭配供应。初期每人每日的肉类标准为150-210克。其核心配方为精选牛肉切块,与土豆、牛蒡、胡萝卜一同炖煮,以酱油、砂糖、生姜调味,汤汁浓郁,甜咸适中,尽显日式“煮物”风格。
日本畜牧业基础薄弱,牛肉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在战前,罐头中的牛肉占比就不足,常常需用大量蔬菜(如卷心菜、洋葱)充数,以至于被士兵们调侃为“带牛肉味的蔬菜汤”。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切断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日本失去了至关重要的牛肉进口渠道。与此同时,国内牲畜被大量征用至前线,导致本土牛肉产量急剧下降。
当时,日本罐头总产量的50%需用于出口换取外汇,15%供应给民间,军队仅能获得35%。到了后期,工厂甚至用腐竹、薯条冒充肉类,大和煮罐头逐渐沦为一种象征性的配给。
1942年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日军补给线断绝,士兵每日饿死人数多达百余人。此时所谓的“大和煮”罐头已不见肉的踪影,多是豆渣混合牛血制成,就连美军缴获后也对此嗤之以鼻。
而在日本本土,黑市食物价格疯涨,大米价格飙升至官方定价的44倍。富人凭借资源垄断尽享美食,平民却只能依靠杂粮糠麸度日,士兵家属甚至被迫以树皮充饥,阶层矛盾愈发尖锐。
盟军情报部门通过仔细分析缴获的大和煮罐头成分,如牛肉含量以及替代材料等,能够精准判断日本的物资储备情况。一旦罐头中牛肉消失,便标志着日本资源体系的崩溃,成为预测战局走向的关键依据。
在战争初期,大和煮罐头被宣扬为“胜利的滋味”,用以激发士兵“为天皇而战”的狂热情绪。然而到了后期,劣质的罐头不仅无法鼓舞士气,反而使士兵从“吃不到肉”的现实中,清醒地意识到日本战败的必然性,士气逐渐瓦解。
而军官阶层依旧能够享用刺身、新鲜肉类,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而普通士兵却连难以下咽的“猪食”罐头都要争抢,这种鲜明的等级差异加剧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战后,大和煮回归民间饮食,但因其战时的特殊经历,成为了“幽谷时代”(指二战黑暗期)的文化符号。现代日本自卫队口粮中虽仍保留“大和煮”之名,但配方已不再带有战时的悲凉印记。
由此可见,大和煮罐头的兴衰史,宛如一部微缩的日本帝国崩溃史。从最初作为“军事革新”成果的工艺改良,彰显早期工业化成就,到因资源过度依赖埋下的后勤隐患;从起初作为“士气象征”,到后期成为“绝望信号”,其成分的变迁深刻影响着士兵的心理。从微观史学角度看,这一罐牛肉汤背后,不仅揭示了殖民掠夺的荒谬(即便劫掠中国也难以填补物资缺口)、等级制度的残酷,更是日本侵略战争反噬自身的铁证。正如瓜岛老兵日记中所言:“当筷子戳进芋头却找不到牛肉时,士兵知道,东京的樱花再也等不到了。”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警示着后人战争的残酷与历史的教训。
来源:80後佬莮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