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风好像刀子一样刮着脸，我站在火车站台上，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分配证，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娃娃知青
北风好像刀子一样刮着脸，我站在火车站台上，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分配证，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那年我十五岁，比其他知青小两岁，瘦瘦小小的，还带着稚气。
妈给我缝了一件棉袄，说是黑龙江冷得很，可别冻坏了身子。
爸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上说着＂好好干，给咱家争口气＂，其实心里头多半是不舍得。
谁让那会儿是一九六八年，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
从北京到黑龙江北大荒，整整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
列车哐当哐当地前行，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城市变成了陌生的田野，再到辽阔的冰天雪地。
咱这一车厢全是知青，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发呆，各人心思各人知。
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飞快掠过的景色，手里攥着妈塞给我的红糖包，心想这辈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火车到站那天，天寒地冻，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直嗖气。
迎接我们的是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和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头，他就是我后来的队长——老杨。
＂跟上，别掉队！＂老杨嗓门特别大，隔着寒风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十几个北京知青挤在拖拉机后面的拖斗里，冻得直打哆嗦，还得紧紧抓住扶手，生怕被颠下去。
拖拉机开了大半天，穿过厚厚的积雪，终于到了地方——一片开垦了一半的荒地，几间低矮的草房子就是我们的宿舍。
＂这破地方，真不是人待的。＂有人小声嘀咕着。
草房子里阴冷潮湿，炕上铺着的稻草散发着霉味，角落里还有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抱着从家里带来的被褥，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就会冻僵。
第二天一早，老杨敲响了铁皮盆，召集我们去大队部开会。
十几个知青排着队走在雪地里，每走一步都是＂咯吱咯吱＂的声音，脚底下的雪挤压着，发出清脆的响声。
大队部其实就是个稍微大点的草房子，里面摆着几张桌子和板凳，墙上挂着毛主席像。
老杨站在毛主席像下面，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娃娃。
＂今天开会就一个事，分配你们的工作。＂老杨声音洪亮，＂男知青去生产队，女知青去养猪场。＂
大家都不吱声，谁也不敢说不乐意。
＂你，叫啥名字？＂老杨突然指着我问。
＂我叫豆芽。＂我壮着胆子回答。
＂多大了？＂老杨皱眉问道。
＂十五，快十六了。＂我挺起胸膛，想让自己看起来成熟点。
老杨愣了一下，转头对其他社员说：＂这不是个娃娃嘛！＂
屋里顿时笑声四起，我的脸烧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哪个娃娃，我是知青！＂我急得直跺脚，可惜越是这样，大家笑得越欢。
从那天起，我就有了个外号——＂娃娃知青＂。
北大荒的冬天冷得出奇，早晨起来，水缸里的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要用铁锹砸开才能洗脸。
刷牙的时候，牙膏都是硬邦邦的，挤都挤不出来。
第一天上工，我被分到了运粪组，要把牲口圈里的粪便运到田里去做肥料。
同组的大林哥看我小，好心提醒：＂小心点，粪筐要斜着扛，省力气。＂
我照着做了，可那粪筐还是沉得吓人，没走几步，肩膀就火辣辣地疼。
谁知道刚走到田埂上，我脚下一滑，整个人连同粪筐一起摔进了沟里。
粪水溅得满身都是，臭气熏天，周围的社员哄堂大笑。
＂看吧，就说是个娃娃，连个粪筐都扛不动。＂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引来一片附和。
我趴在泥水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却死活不肯掉下来。
一双粗糙的大手把我从泥水里拉了起来，是老杨。
＂没事吧，娃娃？＂他帮我拍打着身上的泥土，声音里带着几分关切。
＂没事，我能干。＂我硬撑着说。
老杨拍拍我的肩膀：＂先从小筐开始，别急。＂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炕上，浑身酸痛，脑子里全是北京的家，暖和的被窝，香喷喷的饭菜，还有爸妈慈爱的眼神。
我想哭，可又怕被别人听见，只能把头埋在被窝里，无声地抽泣。
＂喂，别哭了。＂黑暗中传来大林哥的声音，＂哭有啥用，还不如想想办法怎么扛得动粪筐。＂
我吸了吸鼻子：＂我不是哭，我是...被蚊子咬了。＂
＂蚊子？哈哈，大冬天哪来的蚊子？＂大林哥笑了，＂拿着，我娘做的玉米饼，解解馋。＂
一只温热的玉米饼塞进我的手里，香香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
我咬了一口，突然觉得没那么难过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我的肩膀逐渐结实起来，手上也长出了老茧。
我学会了扛粪筐、犁地、播种，虽然干得不如老社员麻利，但也能完成分配的活计了。
生产队里有个叫小满的年轻社员，是老杨的侄子，比我大两岁，从小在农村长大，干起活来特别利索。
一开始，小满瞧不起我这个＂娃娃知青＂，可慢慢地，他发现我虽然身板瘦，但干活认真，从不偷懒，态度也渐渐变了。
有一次，我正笨手笨脚地学习犁地，怎么也掌握不好力道，犁沟东倒西歪的。
小满走过来，也不说话，默默地站在我后面，双手覆在我的手上，带着我感受正确的力道和角度。
＂要松紧有度，不是蛮力气。＂他轻声说，＂感觉到了吗？＂
我点点头，心里升起一股暖流。
就这样，我和小满慢慢熟络起来。
闲时，我教他念书写字；农忙时，他教我农活技巧。
晚上吃完饭，我们坐在小溪边，看星星，聊天，讲北京的故事。
小满从没出过远门，对北京充满了向往。
＂豆芽，北京真的有那么高的楼吗？＂他眼睛亮亮的，充满好奇。
＂当然啦，比咱大队部高多了。＂我得意地说，＂还有天安门广场，可大了，能站下几十万人呢！＂
小满啧啧称奇，眼里满是羡慕。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心里却是踏实的。
老杨队长嘴上说我是＂娃娃＂，但分配活计时从不轻易放过我。
＂年轻人要吃苦，不然咋能长大？＂他经常这么说。
可我留意到，每当我干得实在吃力时，他总会不经意地走过来，帮我分担一部分。
那年春天，生产队决定修一条新水渠，把山上的水引到田里来灌溉。
这是个大工程，全队的壮劳力都上阵了，我也跟着去了。
＂娃娃，你就在岸上递工具吧。＂老杨看我个头小，安排我做辅助工作。
我心里不服气，凭啥把我当小孩子？趁老杨不注意，我跳进了半人深的水沟里，跟大家一起挖泥土。
水冰凉冰凉的，刺得皮肤生疼，但我咬牙坚持着，想证明自己不是弱不禁风的＂娃娃＂。
干了半天，突然有人喊道：＂不好了，渗水了！＂
大家都慌了神，只见水渠一侧的土堤开始渗水，水流越来越急，眼看就要冲垮新挖的渠道。
＂堵上！快堵上！＂老杨大声指挥道，但渗水点位置特殊，一般人够不着。
我一看，心里一横，抓起一块破布往渗水点冲去。
＂豆芽，别去！危险！＂小满在身后大喊。
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把破布塞进渗水的地方，用身体死死压住。
＂来人！快拿沙袋来！＂老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冰冷的水浸透了我的衣服，寒意直钻骨髓，手脚都开始发麻，但我咬紧牙关没松手。
很快，大家用沙袋把渗水点加固好，危机解除了。
我被从水里拉上来时，浑身发抖，嘴唇都冻成了紫色。
老杨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棉袄裹在我身上，背着我就往知青点跑。
＂傻娃娃，逞什么能啊！＂他一边跑一边骂，声音里却满是关切。
＂我...我不是娃娃。＂我牙齿打颤，却还是嘴硬。
＂行行行，不是娃娃，是英雄！＂老杨无奈地说，＂可英雄也不能不要命啊！＂
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整整躺了三天。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不停地给我换额头上的湿毛巾，喂我喝水吃药。
醒来后，看到的是小满疲惫的脸庞，他竟然守了我整整三天。
＂可算醒了，吓死我了！＂他笑着说，眼圈却是红的。
我的床边放着各种各样的补品——鸡蛋、米粥、还有老社员家里送来的土特产。
＂这两天，全队都来看你了。＂小满说，＂老杨队长还表扬你呢，说你是个有血性的小伙子。＂
那一刻，我心里暖洋洋的，感觉所有的苦都值了。
在全队大会上，老杨队长公开表扬了我，说我有勇有谋，是个＂小铁人＂。
＂娃娃知青＂的外号渐渐被＂小铁人＂取代，我心里美滋滋的。
日子正过得顺当，突然收到了一封家信，打乱了平静的生活。
信是妈妈写的，说她病了，很严重，希望我能回去看看。
看到信的那一刻，我手都在抖。
妈一向身体不好，这次病得严重，会不会...我不敢往下想。
可我才来北大荒半年多，就这么回去，是不是太对不起队里的信任了？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小满看出我的异常。
我把信递给他，他看完后拍拍我的肩膀：＂家里有困难，回去看看吧。咱们这边有我呢。＂
老杨知道这事后，沉默许久，最后说：＂回去吧，家里人要紧。咱队随时欢迎你回来。＂
临行前，老杨送我一件厚棉袄，粗糙的大手笨拙地整理着领子：＂记得穿上，北京冬天也冷。＂
他的眼神里透着不舍，还有几分期许。
小满送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异常沉默。
快上车时，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我奶奶做的护身符，带着保平安。＂
我接过护身符，心里五味杂陈，突然有种不想走的冲动。
在火车上，我靠着车窗，看着车外飞驰而过的北大荒的田野，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半年多的时间，这块黑土地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我就直奔医院。
可到了病房，我却愣住了。
妈妈正坐在病床上，和隔壁床的阿姨聊得热火朝天，气色好得很，哪有信上说的那么严重？
看到我，妈妈又惊又喜：＂豆芽，你真回来了！＂
爸爸从病房外走进来，眼睛里闪着光：＂孩子，回来就好。＂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果然，三天后妈妈就出院了，病情好转得离奇迅速。
家里，爸妈轮番给我做好吃的，问长问短，问我在农村过得怎么样，冷不冷，苦不苦。
＂咱们家有些关系，我托人打听了，说不定能让你留在城里。＂一天晚上，爸爸小声对我说。
我愣住了，心脏狂跳。
留在城里？那意味着不用再受农村的苦，可以回到熟悉的环境，有热水澡，有松软的床，有城里的繁华。
可心里却有个声音一直在回响：北大荒的点点滴滴，老杨粗糙的手，小满真诚的眼神，还有那些一起挥汗如雨的日子...
我想起临行前，老杨说的话：＂娃娃，你已经是咱队里的一员了。＂
在北京待了快一个月，我却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的生活。
公园里的小路太平坦，楼房太高大，街道太拥挤，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
一天，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我偶然遇到了一位返城的知青老张。
他比我大几岁，但看起来萎靡不振，眼神游离，一看就是没出息的样子。
＂回来就好啊，谁愿意在那种鬼地方待着。＂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眼里却透着迷茫。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好奇地问。
＂工作？哈，哪有正经工作啊，每天就是混日子，等着分配。＂老张苦笑道，＂回来容易，可回来之后却更难。＂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回来容易，可然后呢？
我在北大荒好歹是个＂小铁人＂，受人尊敬，回到城里，我又是谁？
一个靠关系留下来的普通娃娃罢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北大荒的一幕幕：挖水渠，扛粪筐，和小满在月光下聊天...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床上，我摸出小满给我的护身符，轻轻抚摸着。
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愈发清晰：我得回去，回到那片让我成长的黑土地。
＂我要回去。＂第二天早餐时，我突然说道。
爸妈的筷子同时停在半空中。
＂回去？回哪去？＂妈妈不解地问。
＂回北大荒。＂我说得很坚定，＂那里有我未完成的事业。＂
爸爸脸色变了几变，最后长叹一口气：＂孩子，你真的想好了？那里的苦，你才尝了一点皮毛啊。＂
＂我知道。＂我点点头，＂可正是那些苦，让我学会了做一个真正的人。＂
妈妈的眼圈红了，但没说什么反对的话，只是默默地起身，去柜子里翻找东西。
＂既然你决定了，妈再给你做几件冬衣。＂她边找边说，声音有些哽咽。
爸爸拍拍我的肩膀：＂长大了，有主意了。＂
他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既有失落，又有几分欣慰。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父母的苦心。
他们不是真的想骗我回来，只是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受苦。
一周后，我再次站在了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
这次，行李比来时重了许多。
除了厚衣服，还有爸爸给我的几本农业技术书，妈妈缝的棉被，以及他们省吃俭用攒下的一些罐头和糖果。
＂别委屈自己，实在不行就回来。＂妈妈红着眼睛说。
爸爸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些钱，紧急时用。＂
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他们。
在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成长。
成长不是逃避困难，而是迎难而上；不是寻求安逸，而是接受挑战；不是依赖他人，而是学会担当。
火车缓缓启动，我看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父母身影，心中既有不舍，又有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这一次，我是真正以自己的意志选择了前方的路。
回到生产队时，正值春耕。
远远地，我就看到老杨弯着腰在田里忙活。
＂老杨叔！＂我大声喊道。
他直起腰，用粗糙的手遮住眼睛往这边看，然后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娃娃？你咋又回来了？＂他大步朝我走来，粗糙的脸上满是惊讶。
＂我回来干活啊！＂我笑着说，拍了拍背上的包袱，＂还带了些新农业技术的书，说不定对咱队有用。＂
老杨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用力拍打着我的肩膀：＂好啊好啊，咱队正缺人手呢！＂
知青点里，得知我回来的消息，大伙儿都跑来看我。
小满几步冲到我跟前，一把抱住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我从包里掏出妈妈准备的糖果分给大家，一时间，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当晚，我把带来的农业技术书给老杨看。
里面有关于科学播种、病虫害防治的新方法，老杨看得津津有味。
＂这些东西要是早懂，咱队的产量能提高不少。＂他感叹道。
我灵机一动：＂老杨叔，我们何不试试这些方法？＂
老杨起初有些犹豫，毕竟改变多年的耕作习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在我和小满的坚持下，他最终同意拿出一小块试验田来尝试新方法。
种地也有科学道理，不是光靠力气和经验就行的。
我们按照书上的方法控制播种深度和密度，调整灌溉时间，用新方法防治病虫害。
田里的庄稼一天天长高，老杨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到了秋收，试验田的产量比往年高出了两成多，连公社的领导都来参观学习。
那年，我们生产队被评为先进集体，老杨和我都上了县里的光荣榜。
晚上，全队围坐在一起，喝着高粱酒，庆祝丰收。
老杨端起酒碗，望着我笑道：＂瞧瞧，咱们的＇娃娃＇现在能教大伙儿种地了！＂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心中却是满满的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北大荒待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里，我经历了太多：严寒的冬季，酷暑的夏天，繁忙的春耕秋收，还有无数个和小满在田间地头忙碌的日子。
我的皮肤晒黑了，手掌长出了厚厚的茧，身高也蹿了一大截，彻底摆脱了＂娃娃＂的样子。
老杨队长的头发白了许多，但精神比三年前还要好。
在我们的努力下，生产队的土地一年比一年肥沃，粮食产量节节攀升。
小满和我成了队里的技术骨干，负责新方法的试验和推广。
每当有新知青到来，老杨就会指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