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4月11日，马云在一场阿里的内部交流会上说出了那句名言：“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过劳的一代。

2019年4月11日，马云在一场阿里的内部交流会上说出了那句名言：“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此后的多年，996不但成为打工人的自嘲，爆发出震颤社会情绪的巨大能量，顺带也让彼时不可一世的马云风评急转直下。

马云或许不会想到，短短6年后，大厂就迎来了“反内卷”的春天。

几天来，加班文化开始退潮的讨论愈演愈烈。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大疆打工人晒出了自己被“赶”下班的经历；有员工直呼“人生第一次被赶出公司”。

图源：封面新闻

随后，美的、名创优品等知名企业相继因简化工作流程、强制员工下班引发热议。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被雷军带火的周云杰所在的海尔集团也在这场“反内卷”之列。早在2月，海尔内部发布全面落实双休制的通知，所有部门（包括研发、市场等）实行双休，周六不准来公司，食堂也不提供饭食，特殊情况需要加班的，必须提前一周审批，工作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天。

这样的风潮令人欣慰，毕竟当996成为常态、当“牛马”成为自嘲，甚至当准点下班开始有了羞耻感，“过劳的一代”早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很大程度上来说，当下的加班文化俨然超脱了单纯的法律范畴，成为包含了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多重因素的系统性问题。

值得期待的是，这条紧绷的“社会神经”如今有了松动的迹象；但可以想象的是，想要改变还任重而道远。

但一个好奇的问题随之而来，大厂们为何在此时集体“强制下班”？

真相或许并非大众想象的那般简单。

在6年前的那场内部交流会上，马云还曾动情地说道：

“我不要说996，到今天为止，我肯定是12×12以上。这世界上996的人很多，每天工作12小时、13小时的人很多，比我们辛苦、比我们努力、比我们聪明的人很多，并不是所有做996的人都有这个机会真正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并且还能够有成就感的事。”

客观来说，我们无法否认这句话的正确性。也正源于此，这种思想也塑造了彼时乃至当下的“加班文化”。

毕竟，努力才有回报，奋斗创造幸福是中国人延续了上千年的文化规训。

以此来反观当下的大厂“强制下班”风潮，改变其实大多源于外部因素的倒逼，而非企业内部的主动作为。

最主要的来自国家政策层面顶层设计的风向转变。

早在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2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曾召开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彼时阿里、京东、奔驰等7家企业有关负责人围绕整治“内卷式”竞争进行深入交流，直指恶性加班是“扭曲市场秩序的毒瘤”。

图源：新京报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两会上，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首次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也写入文件。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在两会期间建议修订《劳动法》，明确双休制基准，将 “隐性加班” 纳入监管清单。

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对 “996” 工作制的正式亮剑，也为“反内卷”提供了政策指引。

第二个因素则在于《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的生效。该条例规定，企业必须证明供应链符合劳工标准，否则可能面临欧盟市场禁入风险。

图源：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条例还明确：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进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涵盖所有行业及供应链各阶段的产品。

而所谓的“强迫劳动”，就包括大厂盛行的996超时加班。

翻看一下该条例的生效日期——2025年1月，再对比大厂开始“反内卷加班”的时间，很难排除大厂们不是在掐点卡BUG。

如果你对大疆、美的、海尔、名创优品在海外的市场份额，尤其是欧洲市场占比有所了解，就不难理解为何它们会成为这场“强制下班”运动的摇旗呐喊者了。

但无论哪种原因，最终的结果总归是好的。

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大厂们拼凑出的不仅是职场文化的嬗变，更是中国制造正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的惊险一跃。

因为，996似乎正在走进历史的尘埃。

不可否认，“996工作制”是国家经济发展在某个特殊阶段所产生的现象。

但任何改变的背后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议题，这场自上而下的“反内卷运动”亦是如此。

2020年12月29日凌晨1点多，拼多多一位22岁的女员工在下班途中猝死；

2024年6月17日，前MANNER上海威海路716号店咖啡师女孩因无法忍受的高强度工作与顾客发生激烈冲突。

图源：新闻透视

如果说这两起事件只是“996工作制”和“狼性加班文化”盛行那些年的极端个案，那宏观的数据则更具说服力。

在中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那些年，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不断攀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二十年新高。

图源：图注所示

进入2024年，这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当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为近6年同期次高，比2019年同期上涨2.9小时，超过“六天八小时”工作制。

一个更具个体体感的说法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工作变成了人生的绝对主线，其他包含生老病死在内的一切人生大事都只是围绕工作运转的人生支线。

换言之，工作之于每个人它不是暂时的折磨，它是当代人的生存处境。

图源：豆包AI

从这个视角看，00后职场人用“到点走人”的行动哲学，解构着上一代人的加班叙事。与其说这是00后整顿职场一种觉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反抗。

毕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资本对人的异化”正在上演：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费弗在《工作致死》一书中说，人们正在因为工作而送命，工作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高于肾病和阿尔茨海默症）。

这并非危言耸听。

费弗估计，由于工作压力致死的美国人每年多达12万人，全球达100万人。这显然与广泛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格格不入。

但回到社会发展的视角，“代价”又是必须的。

1930年的纽约，帝国大厦以“一周四层半”的速度拔地而起，背后是3400名工人日均14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当时的《纽约时报》讴歌：“每个铆钉都敲击着进步的音符”。

德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期，流水线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成为常态，直到1970年代《工作时间法》强制推行八小时工作制，才终结了“机器吞人”的惨剧。

但好在“反内卷”的背后，官方也曾多次发声。2023年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联合公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的十个典型案例时指出“996和007工作制都违法”。

企业发展思维的也在改变——真正的竞争力从不诞生在疲惫的流水线上，而是孕育于清醒的大脑和充沛的生命力中。

毕竟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创造多少经济奇迹，而在于让每个普通人拥有说“我要下班”的底气——这声呐喊，应该比任何呼吁都更值得被听见。

大厂纷纷“强制下班”事件背后，除了承载打工人的情绪之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时机，来反思“企业的商业利益导向”这一理念的正确性。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企业应该在商业导向之下无限度裹挟包括打工人在内的各方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图源：新浪财经

当下的商业文明显然已经超脱了单纯的商业范畴。其中ESG 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是现代社会以及公司治理角度，来衡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一条准则。

马克·墨比尔斯在《ESG投资》一书中提到，从18世纪开始，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会规避投资如制革工业和化学制品等可能损害工人健康的行业。

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Who Cares Wins》，报告明确了要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2023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央企在 2023 年底前要力争实现上市公司 ESG 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

一定程度上来说，ESG理念正在重塑企业的价值坐标系。

而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当下中国企业的时代命题里，更容易理解大厂强制下班“反内卷”的核心要义。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有了出海的战略标的，过去多年中国制造身上“血汗工厂”的称谓成为不得不撕掉的标签。

这种外力倒逼的觉醒，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镜像中看清了"社会公民"的应有姿态。

正如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所言：“我们既要做好，也要讲好，更要赢得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

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大企业开始主动约束逐利本能，这是商业文明迭代的注脚——企业开始计算"社会账本"而不仅是财务报表，这种觉醒令人欣慰。

但愿每个牛马都能爱上星期一的早晨。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