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小兵”的前身叫少先队，少选的全称叫“中国少年先锋队”，许多时候，我们用的是简称。在20世纪的文革前期，祖国江山一片红，紧跟时代潮流而换了名词。到了1978年，又改回了原来的称谓。不管怎么叫，标致的红领巾没有变。鲜艳如同国旗的颜色，是少儿时代一种荣誉的象征。
“红小兵”这个词对于许多人是遥远且十分陌生的，有过经历的，却有着无以忘怀的记忆。
“红小兵”的前身叫少先队，少选的全称叫“中国少年先锋队”，许多时候，我们用的是简称。在20世纪的文革前期，祖国江山一片红，紧跟时代潮流而换了名词。到了1978年，又改回了原来的称谓。不管怎么叫，标致的红领巾没有变。鲜艳如同国旗的颜色，是少儿时代一种荣誉的象征。
我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加入了“红小兵”。之前要自己先写申请，后经过一系列审批。崭新的红领巾戴在脖子上，是少年时代的信仰，为此感到自豪，尽管对宣誓词里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还懵懂和一知半解，但追求理想和上进从那时滋生。当成为“红小兵”后，兴奋了好几天，恨不得睡觉时，红领巾都不离身。
在唯成分论年代，像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农民家庭这样的家庭，自然是贫农，加入 “红小兵”带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很容易就通过。
我们那时的红领巾多为容易褪色的材质，水洗几次，便要更换，否则太难看。当时的家庭条件，家里对频繁更换是有反感情绪的。一条红领巾，不值钱，要动用紧巴巴的家庭开支。在大人的思维里，红领巾又不能带来柴米油盐，能戴不就行了，好看也不能当饭吃。为此，小小年龄，没有经济条件，和大人们经常为要换红领巾怄气。直到若干年后，才理解当时大人们为生活能够维持的艰辛和无奈。
“红小兵”不单单是一种荣誉，也要付诸在行动中。课余时间，要参加适合我们的多种活动，大都以宣传。当时正值“批林批孔”以及后的“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时期，我们岁数小也要紧跟形势。四年级的时候，班里选了几名是“红小兵”的同学，成立一个大批判小分队。当时的选材，不像现在随便找，节目内容都要我们自己编写排练。我写了几个段子，其中有一个三句半内容的，被班主任看了后喊到办公室问话，问我是从哪里抄的。也许我身上有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在那时就能不经意发挥出来，却被老师戴了帽子，为此觉得十分冤枉。无力辨别，当时还没有抄袭一说，想抄，也找不到合适的素材。为此，向班主任写了书面保证，保证不是抄的。这件事，在心里产生了阴影，本来喜欢写作文的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灵感。还是走向社会，到了生活无忧的年龄，才对文学重新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拾起了曾经的梦，此时，再想作为，精力和智商已经不允许了。
我们自己编的内容，自己上台表演，内容肯定是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所谓的大批判小分队，肯定要以批评为主。起初，是反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和“地富反坏右”问题为参考的。四人帮垮台后，又给了我们好素材。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同学戴上特制丑化夸张的面具，扮演他们四人，其他同学，拿着红缨枪去斗他们。这四个被认定是坏人的，同学们都不要去演。老师因人物的特质指定，同学们不敢不接受。好在老师没有安排给我，心中暗自庆幸。这个节目由于别出心裁而走出了学校，经常参与其他社会场合的表演，在这样的氛围内，积累了社会实践的经验。这些扮演四人帮同学的人，其他同学出于童心和好玩，以后不呼其学名，直接喊他们扮演的名字。这些扮演的同学，一开始还有抵触情绪，十分苦恼，听习惯了，就习以为常了。
作为红小兵，还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和那些民兵一样，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老百姓并不允许做买卖，再小也不行，就是投机倒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石塘街上，有些老百姓的偷偷摸摸行为，一旦发现，都会被强行制止。我们扛着像电影《闪闪的红星》男主角潘冬子手中的道具一样的红缨枪，神气活现地走在街上，当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在街上公开摆摊设点。每当看到，老百姓提着一个竹篮子或者是其他器具，只要上面有遮盖物，便围上去检查。这些被遮掩的，就是一些鸡蛋类的土特产，大都是老百姓到街上卖了后，换一点钱，去购买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老百姓一旦被我们看到，我们就像是老鼠记得吗一样兴奋，后果就是，将他们的鸡蛋什么夺下来，然后交到街上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至于后来怎么处理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有时候，那些卖鸡蛋的老百姓看我们年龄小，以为好说话，便央求我们放他们。哪知道，我们其他没有学会，只学会了秉公执法。就是“酱缸腌石头——咸淡不进。”，任你费尽口舌，就是不答应。我家也住在街上，家里大人知道我经常参与这样的行为，会叮嘱我，不要像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大人一样去踢了人家的鸡蛋，做那些让人戳脊梁骨的坏事。嘴上答应，过后就忘记了，但是踢人篮子的事一次没有干过。
讲阶级，讲斗争，那些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以及一些反革命罪而劳改释放的人日子不怎么好过， 都是经常要在公众面前批斗的对象。每逢批斗他们时，我们都显得十分亢奋，他们有时被五花大绑，我们押着他们，走在街上，喊着响亮的口号，对着那些行注目礼的群众，心中有说不上来的愉悦和优越。那时，我们哪有什么是非辨别能力，真的就把他们当作坏人了。后来，他们有的被平反了，乡里乡亲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人并不记恨。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犯不着自寻烦恼，过好以后的日子才是正题。看到他们还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这些年，总觉得少年时代，总有一些幼稚的事，不能平衡以后的岁月。
那个年代，不但运动多，会也特别多。会一开就是万人规模，四乡八邻的老百姓都要集中参加。石塘的万人民代表大会，一般都在现在的石塘学校中学部的操场上，因为只有这里能够容纳万人。每逢开会，维持秩序的人手不够，我们“红小兵”就派上用场。比之大人，我们可认真多了，看到什么不满意，和影响会场秩序的，都会第一时间上去维护和制止。
1976年夏天，石塘村有一次的万人民代表大会，发生一次重大事件。那时，周边有不少隶属公社。现在是梁园镇的新河社区和乌龙社区，当时都叫公社，归石塘区管。石塘的万人民代表大会，这边也要派人参加。新河参加会议是坐那种水泥船摆渡过河到石塘这边来，来时没有事，回去的时候，小船在河里翻了，造成了十多人溺水而亡的惨剧。我们还在会场维持秩序，令人震惊的消息就传了过来，大会只得终止。作为“红小兵”和那万人民代表大会一样，都是最后一次。这些年，脑海里偶尔会想到曾经的“红小兵”岁月，就想到了那个绕不过去的沉船事件。
作为“红小兵”，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学习知识都不如紧跟形势重要。但凡一些现在叫公益的或者是重大活动，戴着红领巾的身影是少不了的。通常，我们参加文艺演出，都是一些充满革命色彩的节目。
每逢一些领导级别高的到石塘考察或者是指导工作，我们“红小兵”就担负起欢迎的任务。穿着白衬衫，挥舞着小红旗，排列马路的两边，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们喊着“欢迎！欢迎！”，目送领导的车队经过。这样的场景不多，一般大级别的很少来石塘。
“红小兵”作为我人生的第一个政治荣誉，在上了初中以后，自然终止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却是童年记忆之中最独特的一部分，承载着最初的理想、热情和成长，在人生的篇章中，有一个丰满的开始。
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协会会员、合肥市作家协会会员、肥东县作家协会理事、肥东县诗词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著作权协会会员、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合肥市摄影家协会会员，肥东县摄影家协会会员。普通百姓，文学和摄影爱好者，喜爱弘扬正能量，讴歌真善美，传播家乡风土人情。摄影和文学作品，获得过大小奖项。
来源：玉笛书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