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 2006 年，在著名的《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演讲中，许倬云先生这样说到。

“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 2006 年，在著名的《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演讲中，许倬云先生这样说到。

19 年后， 95 岁的许倬云先生驾鹤西去。

这 19 年间，许倬云先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达更为活跃，仿佛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在抖音、小红书上开了账号、两次接受《十三邀》访谈、在抖音直播上对话俞敏洪……

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还出了《历史大脉络》《许倬云问学记》《许倬云观世变》《大国霸业的兴废》《经纬华夏》《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十多本新著，绝大多数是写给普通读者。

而这一切，是在“ 天天肌肉疼痛，藉药物止痛。人生至此，无可奈何 ”中完成。

是什么在支撑着许倬云先生？

学者章我在《许倬云——家国情深，星斗其文》中概括为： 家国情怀，大问题意识，以及济世的使命感。 这些常被年轻一代指为“大而无当”“空洞无物”，为何赋予许倬云惊人能量？

01.

苦难浇灌出家国情怀

许倬云先生童年遭两厄。

一是出生即患罕见的肌肉萎缩症，孪生弟弟许翼云却健全，“ 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和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 ”，常常只能“被摆在某个地方”，直到 7 岁才能坐上椅子。

二是 7 岁时遭日军发动全面侵华，家人用筐挑着许倬云四处迁徙，一路目睹流亡和生死。有一次，挑夫突倒地而亡，前面的队伍又走出很远，那个深夜，年幼的许倬云只能独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等待家人……

在重庆吴家营广场上，许倬云看到大批伤兵，手术没麻药，痛苦得大声喊叫，绝大部分伤者死去，幸存的只是极少数。在湖北沙市，许倬云看到一排年轻的川军走过，去参加台儿庄战役。母亲在路边烧水给他们喝，她对许倬云说：“这些兵，恐怕都不能再回来了。”许倬云成年后查阅了历史资料，该师全体阵亡，一个人也没回来。

“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替代的经验。”那些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承受灾难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中国人。

身份认同看上去缥缈，却又无比真实。许倬云先生记录道：“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真是好的，危难的时候互相真是帮忙，真是到了死亡架在头上的时候，真是互相帮忙。日本人飞机在扫射，我们在万县，一个悬崖底下，公园里面悬崖底下可以站几万人，大家以为日本飞机不能扫射悬崖，日本飞机就沿着悬崖，低飞。马上许多男人站到前面去，拿女人小孩推到后面，没有动员，他们自己做了。”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更生动地告诉许倬云先生，什么是家国情怀。

02.

所有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块属于他的巨石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许倬云先生也曾受到过“五四精神”的影响。

多少年后，许倬云先生反省道：“当时，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五四运动领袖，对于西方现代文化阐释是取他们所见所闻为主体。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他们所谓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没有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国人。”

依据当时的认知，这是一次启蒙运动，只有推翻传统文化，使理性高于一切，才能解决种种现实问题，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困境：人类的所有价值都是超理性的，一旦用理性评估，只能得到消极答案。

爱、善良、美好、温存、崇高、真诚、自我牺牲等等，都不能证真，无法变成真正的科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个好人？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死亡不可超越，我们为什么不及时行乐、醉生梦死？

许倬云随父母暂住四川万县时，遭日军空袭，大家都躲入防空洞，敌机扔完炸弹飞走后，大家走出防空洞，回家路上，许倬云发现邻居小孩的尸体，上午他还和大家一起玩过。许倬云很长时间走不出这个阴影，他写道：“ 这也是第一次，我面对着一大堆尸体和烟尘弥漫的瓦砾场，心里不存一丝恐惧，却充满了迷惘。 我曾经苦苦求索，那天一夜未曾阖眼；到后来，我似乎完全掉进了黑松林，不但找不着问题的答案，甚至找不出问题的线索了。”

直到在美国留学时，偶然读到加缪的《西绪福斯的神话》，才忽然明白，生命如苦刑，一次次奋力把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到达山顶，巨石又会滚回原处。如此循环，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他的巨石。

大问题意识并不空洞，只是多数人被日常生活迷惑，无法进入它的语境，忘记了生死一念间，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的许倬云

03.

“这五年让我变了一个人”

抗战结束后，许倬云回到老家无锡，第一次走进正规学校，在辅仁中学读高一，此前“基本是父亲和舅舅、哥哥和姐姐有机会就点拨几句，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看书，是一种不规律的学习方式”。

辅仁中学的隔壁就是东林书院，同学不听话，就会被老师带去东林祠堂，对着先人罚站。老师上课时常告诉学生，他们是东林子弟，有东林的气节，“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很熟，像是生命的指导一样”。

上中学时，许倬云自称“我的功课非常偏颇。文、史够用，数、理没有基础。几个老师就指定我看一些书，包括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这类书对我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从《国史大纲》中“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可窥见许倬云先生后来的价值取舍。

上大学时，许倬云得到校长傅斯年的关注，在傅斯年劝说下，大二时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李国钦奖学金，本可赴美留学，但出资人李国钦生前留有遗嘱，要求身体健全者才能得到奖学金。时任校长钱思亮抱不平，向胡适求助，胡适 4 次去纽约郊区拜访华侨徐铭信，徐铭信不重视文科，最终被胡适说服，破例捐了 1500 块美金，表示下不为例。

胡适没给许倬云上过课，但许倬云一直视胡适为恩师。

傅斯年与胡适让许倬云深入理解了民族主义：傅斯年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常说“汉贼不两立”；胡适在美国读书时曾钟情世界主义，抗日战争时，他又回归民族主义立场，晚年仍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但用英文撰稿时，又常有所回护。

先生们的道德情怀，为审视现实竖立了价值坐标，促使许倬云不仅能“从世界看中国”，也能“从中国看世界”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期间，许倬云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在《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中写道：“我自己经历过开刀的痛苦，看见无数小孩子的悲痛，对他们产生同情；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所以这五年的洗礼是洗涤心肝，转换性情，让我整个变了一个人。”

许倬云由此形成济世的使命感。

04.

活着，就要做“有温度的学术”

不少读者奇怪，许倬云先生是学问大家，晚年多写普及书；与年轻人聊天，谈的也是生活，而非历史。

只有“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很难理解许倬云先生，在《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中，许倬云先生指出：不论欧美还是中国，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

学者叶超认为：“许先生提醒我们：学者，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不仅应该成为学术上的专家，更应该思考世界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 知识分子作为助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一大力量，对自身使命的反思将深切影响其知识实践，并最终对世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做纯学术，与做“有温度的学术”，区别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我写《西周史》，写到西周覆亡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年轻时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是流着眼泪写的。当我将手写稿拿去给打字员的时候，打字员看到手稿上的泪渍，说，老师你哭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还应有“中国看世界”的视角，即抱着为世界谋幸福的念头，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解决方案，未来的中国文化不只在中国，而是将超越地理区隔，属于全人类。

正如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这种思乡的情绪不是那种滥情式的思乡，我更希望的是中国人在面对正在转变的重大关口时，了解其位置，不能闭关自守，应该开放心胸，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要总是关着门。 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思乡，毋宁说是一种对于中国的期望。 ”

在许倬云先生看来：“和而不同”“阴阳二元论”“变化”等典型的东方思想适用于未来世界，“中国不应该妄自菲薄，而是把这些非常合时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世界”。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许倬云先生已逝，但他的智慧与温情将长留人间。后代会一次次想起先生的追问：“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