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Chinese Statecraft：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n Ming China）为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呈现中国传统“治国之道”（Chinese Statecraft）的概览。所谓“
作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
本书（Chinese Statecraft：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n Ming China）为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呈现中国传统“治国之道”（Chinese Statecraft）的概览。所谓“治国之道”，指一套实用原则体系，界定国家对民众的责任与义务，指导官员践行善政。在英文里，“statecraft”一词如今少有人用，描述当代世界时尤甚。不过，尽管带着些古旧色彩，它仍是对应中文里“经世”（jingshi）概念最贴切的译法——“经世”本身也偏古雅，却代表着儒家学问里一脉积极入世的重要流派。
中文里，“经世”的“经”原指织物的经线，引申为大规模的治理、经营；“世”含义宽泛，可指世代、天下，也泛指世间诸事。“经世”即整顿当代实务，使其有序，既关乎实践，也涉及理念——包含“该做什么”和“如何做”。“Managing the affairs of the age”（治理当世事务）或许最贴近其核心意涵。儒家通过经世实践，希望依循“尊让”与“互尽义务”的核心价值塑造世界。若将“经世”称为“政治哲学”，会因聚焦权力斗争而窄化其范畴。“经世”无关夺权，更松散灵活，近似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涵盖国家与社会为民众提供最大安全与富足的政策及实践。
本书并非要百科全书式地涵盖中国治国理政的所有面向，而是各章作者基于自身对中国国家治理历史的专长，选取特定主题探讨。贯穿本书各篇章的，是一部共同文集——1487年，丘濬（1421/1420-1495年）将《大学衍义补》（Daxue yanyi bu, or Supplement to Explicat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 ）呈献给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Hongzhi），皇帝颇为重视，次年便诏令刊印。（以下简称《补编》，本书行文将如此指代）
这个拗口书名，关联着两部更早的著作。其一为《大学》（Daxue, Great Learning ），汉代短篇经典，被奉为孔子言论的提炼，以程式化语言阐述国家治理的各层级——从个人修身到天下大治。其二是《大学衍义》（Daxue yanyi, Explicat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 ），由13世纪儒家哲学家真德秀（Zhen Dexiu）撰写，是篇幅更长的论著，探讨秩序良好的朝廷应具备的道德根基。
丘濬称自己的《补编》是对真德秀研究的扩充。实际上，它远超真氏著作范畴，以160章的宏大篇幅，论述实现天下大治所需的行政政策与任务。为达成此目标，丘濬构建起一部系统的历史概览，梳理自孔子时代及更早时期中国治国理政的政策与实践。丘濬编撰这部巨著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正因有此身份，17岁登基的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他得以进献这部作品——丘濬坚信，这可作为蓝图与总体规划，指导皇帝以最佳政策和实践治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权。此后出现的其他治国理政类典籍，多效仿《补编》风格，却无一能及它全面、严谨、自洽。
丘濬的《补编》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明朝（1368-1644 ）。儒家政治哲学没有绝对、完整的版本，它随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发展、不断修订；某一时期通行的，只是当时占主流的版本。丘濬的版本被广泛视为这一传统的最佳体现，原因在于他身处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14世纪蒙古统治（元朝，1271-1368 ）结束，17世纪满洲征服开启清朝（1644 -1911 ）之前。丘濬当然无法预见未来，但他能回顾近世与古代，审视与分析蒙古统治在其建立到弘治年间对中国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在15世纪晚期，他着手构建全新、全面的国家责任规划时，试图削弱蒙古帝国的专制与普世主义，恢复更早的、更保守的儒家传统：服务天下、帝王谋断、以民为本。
丘濬将《补编》打造成面向皇帝的帝王教科书。当然，他也期望同僚们关注——在向皇帝阐释整套政策选项时，他带着同僚一同梳理，强调为何应采纳自己的政策选择。他在这项工作中借助的修辞资源是“历史”。丘濬从不直接说“该做什么”，而是带读者穿梭于海量文本间——从古代经典，到后世儒家注疏，再到史书，为每一项政策陈述铺垫。这一过程表明，国家治理的行政任务并非丘濬在15世纪凭空创造，而是可追溯到孔子之前的广泛、复杂传统。梳理这一传统，让丘濬得以回顾两千年来历代帝王与谋士优先推行的政策，进而甄别他认为对明朝最有益的“良策”。
丘濬将帝国的国家责任归为11类，依此划分《补编》的章节。全书形式上分为160章，开篇有一章未编号的“自序”，用于教导皇帝如何践行治国理政的使命。随后是11个主要部分：（1）朝廷规范（正朝廷）；（2）人才培养与管理（正百官）；（3）农业支持与民生保障（固邦本）；（4）赋税与国家财政运作（制国用）；（5）以礼、乐维护仪式秩序（明礼乐）；（6）官方祭祀仪轨（秩祭祀）；（7）道德教化与教育（崇教化）；（8）物质基础设施，如城墙、驿站（备规制）；（9）刑法（慎刑宪）；（10）军事战备（严武备）；（11）外事，含对境内非汉族群的管理（驭夷狄）。书的最后一部分题为“成功化”（Achieving Perfection ），并非与其他部分并列的章节，而是由四章结语构成，总结帝王采纳其建议能获得的益处。
本书前两章，一章偏重描述，一章侧重分析，介绍丘濬及其构建儒家治国政策全面蓝图的努力。后续章节聚焦丘濬关注的具体问题，按《补编》的论述顺序展开。第三章基于“前章”；第四章至第六章对应《补编》第二到第四部分，探讨人才、民生、国家财政的关键问题；第七章和第八章跳过《补编》中礼、祭祀、道德教育、基础设施相关部分，直接进入第九部分（刑法）；第九章、第十章回应第十部分（军事战备）；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探究第十一部分（外事与境内非汉族群管理）。为凸显丘濬的观点，除一处例外，每章开篇都会摘录《补编》对应部分的一段文字，作为该章的论述基础。
如大纲所示，我们对《补编》的探讨并非均匀分布，而全面覆盖也并非本意。我们给撰稿人的任务是：选取契合自身学术兴趣的主题，反思丘濬如何处理该主题、阐释相关理念。由此，本书游走于丘濬的关切，与当代汉学家认为中国治国理政传统需探讨的议题之间。这种世界观的碰撞，推动着本书创作——意在呈现一幅全新、全面的“政治经济学与国家治理原则”画像，这些原则曾驱动儒家治国理政实践，塑造15世纪90年代以来朝廷官员眼中“养民安国”的最佳政策。
本书并非填补中国思想或行政史的空白，而是拓展我们对“儒家思想”与“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解，探究受教育的中国人眼中，应对治国挑战的“最佳实践”是什么。若没有丘濬的《补编》，中国儒家“经世致用”传统，会在主导中国思想史常规理解的“道德说教”面前被弱化、甚至湮没。重新发掘明代的治国理政传统，能让这一思想脉络重新嵌入更长的知识传统，进而让儒家思想研究（无论国内国外）稍稍偏离“纯哲学化解读”的倾向。正如丘濬向明孝宗直言的，他的编纂“非虚语也。伏望明主于燕闲之暇留神垂览，天下人民不胜大愿。”（《补编》15.10b ）。我们相信，本书能为中国研究领域内外的读者，提供洞察儒家传统的视角——传统汉学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实则被低估。 除开这层用意，我们希望读者能更好地思考：中国历史传统，能为书写近代以前的国家治理、责任政治与民生保障等议题的全球史，贡献怎样的智慧。
本书源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系列研究生研讨工作坊，逐步拓展为五次国际工作坊，纳入全球同仁参与：首次在温哥华附近海岸的盐泉岛，第二次在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第三次在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第四次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第五次在香港理工大学。感谢蒂姆·塞多（Tim Sedo ）、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盖博坚（R. Kent Guy）、朱鸿林（Chu Hung-lam）助力后四次工作坊落地。2022年9月我退休之际，UBC举办“中国如何治理？从明代治国理政到新时代”会议，组织者卜正民、阮思德（Bruce Rusk）、殷守甫促成这项长期工作结集成书，在此深表谢忱。感谢多年来所有参与项目的同仁，最后要特别致谢共同主编戴联斌，他为本书完稿付出诸多努力。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