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同比增长5.2%，虽然较一季度略显回落，但仍运行在年初设定的目标区间上方。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同比增长5.2%，虽然较一季度略显回落，但仍运行在年初设定的目标区间上方。
工业生产稳定恢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1%，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强劲；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1%，总体呈现温和复苏态势。
出口方面，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以CNY计价的出口总额仍保持了2.8%的正增长。就业形势也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
这些“及格线”上的数据勾勒出一幅经济呈平稳增长的图景，似乎证实了政策托底的效果。
然而，深入剖析这些核心指标及其结构分化、衡量实际增长的价值尺度时，却能清晰地辨识出三个不容忽视、相互交织的不良趋势，且正悄然对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的“三重困境”，它们分别是：
量价背离、平减为负、需求递减。
我们先来聚焦目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即量价背离的现象，其本质是经济总量扩张与价格水平的走势分化，反映出供给复苏与需求疲弱的深层次矛盾。
据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经济基本面的多重环节出现“量增价跌”或“量价脱节”的现象，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M2与M1的剪刀差持续扩大。
2025年上半年M2同比增速维持9.5%高位，但M1增速仅1.8%，其等之间的剪刀差扩大至-7.7%，创历史新高。
M1也就是企业活期存款加上现金的增速低迷，反映企业短期支付意愿薄弱，资金沉淀于定期存款即M2，而非投入生产循环。
至于M2的高增，虽反映货币供应充足，但资金空转现象突出，流动性未能有效转化为实体需求。
以此可见，货币活性因其传导机制阻塞，使得宽货币未能转化为宽信用，企业投资信心始终不足。
二是生产扩张与价格通缩并存。
数量方面，2025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5.9%，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6.9%；
价格方面，PPI同比下降2.2%，其中如有色金属的大宗原材料价格的跌幅更深。
经上述数据对比，更具体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装备制造业和上游原材料，前者诸如铁路船舶、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利润暴增88.8%，使得其行业平均利润同比也增长了5.4%，而后者由于新能源需求，拉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了20.5%，然而PPI整体仍低迷，导致工业品行业普遍供过于求，数量上也依赖政策补贴与设备更新需求的释放，可持续性令人存疑。
如此一来，工业制造业领域的“量增价跌”暴露出产能过剩的压力，企业“增产不增收”，严重挤压盈利空间。
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弱复苏与CPI持续低迷。
这边是社零总额同比增3.1%，诸如智能家电和汽车等部分品类受到“以旧换新”政策的拉动，均增长10%以上；那边却是CPI同比仅涨0.3%，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接近零增长，通缩压力未消。
另外，耐用品销量在政策的刺激下有所回升，但诸如车企降价去库存的价格促销导致“以价换量”；而必需品方面，食品价格持续下跌，反映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更盛，由此抑制日常消费溢价。
由此说明，消费复苏完全依赖政策驱动，内生需求严重不足，导致价格弹性几近丧失。
四是社会融资高涨与利率下行之间产生悖论。
社融方面，存量同比增长9.8%，以特别国债为主的政府债贡献了其增量的近一半；
利率方面，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破2.5%，虽使融资成本下行，但整体信贷结构趋于恶化。
二者间的结构性问题在于企业端的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34.9%，使得票据融资占比上升，导致融资需求名不副实，以及居民端延续房贷提前还款潮，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未能扭转乃至遏制居民大力去杠杆的趋势。
这么说来，社融扩张依赖财政加杠杆，实体融资需求疲弱与利率下行共同形成“流动性陷阱”。
综上分析，我们能够得出“量价背离”这一重经济困境的结构性成因与系统性风险。
论其根源，一来是供给呈现刚性特征，即企业为维持现金流，即使售价低于总成本，也会继续生产，加剧价格下行；二来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居民收入预期不稳、企业投资意愿低迷，政策刺激仅缓解短期数量上的难题，而非针对长期的价格机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善。
至于论其风险，则主要聚焦在两点，第一点是开启通缩螺旋，即价格持续下跌，抑制企业盈利，由此陷入裁员降薪、居民收入收缩、需求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第二点是量增价跌的名义GDP增速始终低于市场实际利率，由此加重实体经济的现实偿债压力。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量价背离”，其本质是供需结构性失衡的货币化表现，若仅依赖政策驱动数量方面的扩张，从而忽视价格上的修复，则必将导致增长质量的持续恶化。
想要破解这第一重困境，短期内需通过财政补贴精准激活消费、企业设备更新，打破“生产-消费”负循环；中期则推动诸如AI赋能制造业等产业升级项目，提升其等附加值，从“以量换价”转向“以质定价”。
“量价背离”并非是周期性问题，而是转型期的必然阵痛。唯有推动“质-量-价”以达成三角平衡，方才能够跨越这一困境。
聚焦完第一重困境即量价背离的成因和风险，紧接着来深度分析我国经济的第二重困境，也就是平减为负的现象。
所谓的GDP平减指数，即名义GDP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差，乃衡量整体经济价格水平收缩的核心指标，可是其已经连续9个季度为负值。该现象超越周期性波动，演变为结构性通缩压力，其影响渗透至税收、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及关键行业，构成系统性风险。
深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国经济正经历极为罕见的通缩周期，比如2025年二季度GDP平减指数降至-1.2%，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低，且无回升迹象。
该时长已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彼时我国GDP平减指数连续7个季度为负值，成为自1993年有统计记录以来最长的通缩周期。
在当今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曾出现过连续两年以上的通缩，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13年；
而美欧从未出现过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的情况；如今我国经济连续两年处于通缩，凸显出有效需求不足的严峻性。
其次是名义与实际的增长悖论，比如2025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长5.3%，但名义GDP增速仅约4.3%，导致公众体感与宏观数据显著背离，而企业营收和居民收入均以名义价格计算，实际增速被物价下跌所抵消。
再来是关于宏观数据的系统性背离，比如税收增速与GDP增速出现倒挂现象，2024年税收增速与GDP增速之差为-8.4%，2025年上半年进一步达到-6.5%，其核心矛盾在于GDP是按不变价核算的，而税收则是按现价征收。
诸如房地产、煤炭等传统高贡献行业利润有所下滑，而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尚处于投资早期，对税收的贡献有限。与此同时，出口退税占增值税收入规模有所扩张，从而进一步挤压净税收，导致税源结构失衡。
再比如，企业利润与营收增速也出现了倒挂的状况，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4.1%，利润却同比下降3.3%，虽原材料与人工成本难以降低，但产品售价持续下跌，企业盈利空间被双向压缩，由此导致利润率被刚性成本挤压，加剧“量增利减”的困局。
除此之外，居民收入方面也呈现出结构性分化的背离状况。
2024年城镇居民收入中位数增速仅2.8%，低于平均数增速的4.9%，反映出中位数收入增长滞后、阶级收入差距扩大等事实基本面。而居民消费倾向降至63.1%，低于疫前的约65%，还有2025年上半年居民储蓄猛增10万亿元，显示出预防性储蓄重回巅峰。
至于青年失业率高企与工资增速放缓这两项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传导，进一步抑制消费能力。
接下来，我们针对关键部门的困境进行剖析。
首当其冲需要剖析的关键部门是以餐饮为主的消费行业，尽管2025年上半年社零总额增长5.0%，但餐饮消费于6月急剧放缓，至于其他领域，例如智能家电销量受到政府消费券补贴暴增19.9%，但诸如服装等非补贴品类的需求却持续疲软，凸显出当前的消费复苏高度依赖外部刺激，一旦政策补贴退坡，其等内生动力便重回不足的窘况。
第二个需要剖析的关键部门是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2.8%，其中民间资本似乎集体“躺平”，其投资增速显著低于整体。
民间资本对于诸如光伏或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避而远之，转而投向诸如直播电商等轻资产领域，导致制造业升级受阻，反映在整体上，2024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1.87%，仍低于OECD国家均值的2.4%，出现创新转化不足的弊病。
第三个部门则是房地产，目前其正遭遇库存与价格的双重绞杀，70城二手房价连续41个月同比下降，房租CPI连续3年零增长或负增长，阴跌不止的价格导致资产贬值，从而抑制消费信心。
另外，2025年6月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叠加新开工面积较峰值大降67.5%，已然形成“供给过剩、促销降价、预期恶化、需求萎缩”的负反馈循环，目前暂无有效途径以解决库存高压这一难题。
综上分析，我们得知GDP平减指数长期为负，本质上乃供需失衡、债务负担与预期恶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求方面，居民收入分化与财富缩水抑制消费，企业利润萎缩压制投资，房地产去库存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
供给方面，诸如传统制造或房地产等产能过剩行业陷入内卷式竞争，由此导致的价格战正在扼杀行业内的创新动力。
此外，尽管诸如12万亿化债计划等一系列财政刺激能于短期托底，却始终未能扭转通缩预期，使货币政策因实际利率高企，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
需要注意的是，GDP平减为负并非单纯的价格现象，而是经济转型深层次矛盾的货币化表征，若放任通缩预期恶化，恐将重蹈日本“失去了30年”覆辙。
唯有落实以下超常规政策，方才能够打破经济困局：
短期内，中央财政加杠杆，比如新增债务超GDP的5%，然后直接补贴居民消费以创造服务需求。
中期推动“反内卷”改革，比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淘汰低效产能，重构新兴产业竞争秩序。
长期则着手于税制改革，从间接税转向诸如房产税、数据资源税等直接税，努力破解土地财政依赖症，以重塑地方部门财源。
分析完我国经济的第二重困境即平减为负的现象，就让我们来马不停蹄地探讨第三重困境——需求递减。
需求递减乃是我国经济“三重困境”中最具系统性的挑战，其顾名思义就是从通胀转变成通缩的过程中，通货紧缩反映在供给端，即以制造出口和房地产及其相关就业为主的领域乃是滞胀，而其无论反映在投资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则都是属于需求端的有效投入不足、产出相对过剩，从而导致供给端“以价换量”，使得市场价格的边际变化曲线递减，乃至进一步恶化。
首先，分析需求递减的经济学本质及其动态机制。
需求递减并非简单的需求萎缩，而是有效需求长期弱化，导致价格信号全面失灵的过程。
当经济从温和通胀滑向低通胀，并逼近通缩时，表明消费与投资的边际收益已跌破市场心理阈值，此即突破通胀转向通缩的临界点。
比方说，2025年上半年CPI仅涨0.3%，核心CPI接近零增长，而PPI同比为-3.6%，已连续33个月呈负增长，反映出需求疲软已从消费品蔓延至工业端，形成“供给过剩、价格下跌、预期恶化、需求再萎缩”的闭环。
具体反映在供给端，则构成“结构性滞胀”的悖论。
比如在制造业与出口领域，2025年CNY计价出口增长2.8%，但实际贸易量因全球需求萎缩，从而仅增长0.5%，说明出口增速依赖“以价换量”。
企业为维持现金流被迫降价，但诸如雇佣人工等刚性成本的支出增长持续挤压利润，由此形成“增产不增收”的类滞胀状态，加上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为稳定就业和债务链条，企业无法主动减产，只能进一步加剧供给过剩。
再比如，于房地产领域，开发商为回笼资金加速推盘，导致“供给增加、价格下跌、库存高企”的三重困境，直接拖累上下游拢共60个关联行业。
其次，观察需求递减在投资与消费领域的表现如何。
于投资领域，政策驱动与市场自发需求产生断裂：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4.1%，其中46%的增量来自特别国债，而2024年高技术产业获补贴占比达32%，至于民间投资增速仅为0.9%。
由此可见，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高度依赖财政补贴，使其投资的可持续性因补贴退潮而遭受质疑，还有就是行政主导的“补量式投资”未能逆转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的衰竭趋势。
除此之外，新增信贷中，票据融资占比升至28%，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却少增34.9%，表明资金空转加剧，未能转化为有效生产能力，致使资本配置结构进一步扭曲。
于消费领域，则是价格边际递减与购买力陷阱并存：虽然社零总额增长了3.1%，但主要依赖“以旧换新”政策。
比方说，汽车销量之所以增长11.7%，原因在于车企降价了20%，由此说明政策补贴仅透支未来需求，而非创造新需求。
另外，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抑制边际消费倾向，加上青年失业率高企与预防性储蓄激增，必定进一步压缩消费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持续弱化，最终导致“以价换量”这类消费刺激的措施彻底失效。
再来，探究需求递减曲线“塌陷”的本质原因，以此解答“政策干预与市场反应为何背离”这一问题。
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降低利率可刺激消费，但在通缩预期下，实际利率被动上升，反而抑制信贷需求，导致价格弹性失灵，从而使政策边际效用持续递减，即财政补贴于短期可拉动耐用品消费，但并未改变居民收入预期，一旦政策退出，则需求就会快速回落，由此形成“补贴依赖症”。
此外，在正常经济周期中，降价可刺激需求回升，即需求曲线沿原斜率下移，但在需求递减阶段，价格下跌反倒会强化通缩预期，消费者延迟购买、企业削减投资，导致需求曲线整体向左下方“塌陷”，即同等价格下需求量更少，从而呈现出价格与消费情况的螺旋式逆转，以及需求曲线的整体下移。
在此举个可以实证的数据例子：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价格弹性系数从0.8降至0.3，表明降价对需求的拉动效果已经衰减了67%。
最后，揭示需求递减带来的深层次且结构性的矛盾，那就是分配失衡与债务陷阱。
一来，2013-2022年，我国M2年均增长10.3%，GDP年均增长8.2%，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仅增长8%，增量货币更多流向如基建或房地产等资本项目，而非劳动者报酬，导致供给扩张快于消费能力的提升，此即财富分配与需求创造的断裂。
二来，高收入群体资产增值，带动奢侈品消费增长，但大众消费品因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下降而持续承压，由此形成“富人通胀、穷人通缩”的效应。
三来，由于企业的名义债务不变，其营收因价格下跌而缩水，即通缩会推高市场主体的实际债务负担，比如2024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3%，而利息支出却反增7.1%，偿债压力挤压再投资能力，由此强化债务通缩螺旋。
除此之外，行政部门推出“以工代赈”项目，虽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但其本质依赖债务融资，长期来看，可能会加剧总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综上分析，我们得知需求递减这重困境的本质是经济增长模式从“供给创造需求”向“需求引导供给”转型失败的体现，要想破解它，需三轨并进：
短期内通过财政直达居民快速修复消费能力，打破“降价即缩量”的负面循环，以此起到急救的效果。
中期则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比如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以及彻底优化货币流向机制，从源头上提升有效需求。
至于长期，推动供给端的“创造性破坏”，即淘汰过剩产能、发展AI+智能制造，通过技术创新重塑价格形成机制。
综上所述，2025年我国经济正面临量价背离、平减为负，以及需求递减这三重困境。
在我看来，上述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相互强化、负向反馈的链条：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承压下行，抑制消费和投资预期，加重债务负担，从而进一步削弱有效需求，最终指向通缩风险和增长动能的衰减。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能否保住一个表面的增速数字，更在于能否有效化解这深层次的三重困境，这要求宏观政策不仅要有“力保”的决心，更需要精准识别并着手解决导致这三重困境出现的结构性、体制性根源，方能引领经济迈过这一关键调整期，重拾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者：@邹狂鬼
来源：邹狂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