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先秦的历史舞台上，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号，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权力与荣耀的光芒。那时，战争频繁，军事力量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大将军则是军队的核心领导，肩负着保家卫国、拓展疆土的重任。
在先秦的历史舞台上，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号，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权力与荣耀的光芒。那时，战争频繁，军事力量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大将军则是军队的核心领导，肩负着保家卫国、拓展疆土的重任。
以赵国的李牧为例，他长期驻守赵国北边，面对匈奴的侵扰，他精心筹备，厚待士卒，每日教练骑射，设置官吏僚属，将当地市租全部交入幕府作为军费 ，组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素质极高的边防军。当决战时刻来临，他精选战车 1300 乘，精骑 1.3 万匹，勇士五万人，射手 10 万人，巧妙运用战术，以两侧包抄的奇阵，大破匈奴 10 余万骑，创造了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经典战例，使得匈奴在之后的 10 多年里不敢接近赵国边城。李牧的赫赫战功，彰显了大将军在军事指挥上的卓越才能，也凸显了这一职位在国家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再看秦国的王翦，他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也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功臣。在秦灭楚之战中，秦王政最初询问李信灭楚所需兵力，李信年轻气盛，表示只需二十万；而王翦则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政起初认为王翦胆怯，遂任命李信为大将军伐楚，结果李信遭遇惨败。后来秦王政亲自向王翦致歉并请他出山，王翦率领六十万秦军出征。他深知楚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楚军实力也不容小觑，于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与楚军对峙良久。最终，王翦抓住楚军松懈的时机，一举出击，大破楚军，成功灭掉楚国。这场战役充分展示了王翦作为大将军的老谋深算和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他的决策直接影响了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
在先秦时期，大将军不仅是军事上的最高统帅，还在政治舞台上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手握重兵，是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其决策和行动往往能够左右国家的命运。大将军的任命，往往是国君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他们必须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丰富的战争经验以及忠诚的品质。一旦被任命为大将军，他们便肩负起了国家的期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国家的利益而战。在那个时代，大将军的荣耀与责任并重，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先秦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汉时期，大将军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帅，其权力和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深入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西汉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信，这位西汉开国功臣、军事家，被誉为 “兵仙”“神帅”，他的军事生涯堪称传奇。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韩信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公元前 206 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为刘邦制定了一统天下的策略，第一步便是闯出汉中，还定三秦。他采用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的计策，派樊哙等将士假装修复褒斜道，吸引秦军主力的注意力，自己则亲率大军从陈仓道悄悄离开汉中，进入秦军的后方 —— 军事重镇陈仓。秦军赶来救援陈仓时，修栈道的汉军也赶来会师，前后夹击，打败秦军。韩信仅用四个月时间，就攻破三秦，为刘邦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 ，这一战也让韩信初露锋芒，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智慧。
此后，韩信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公元前 205 年，刘邦在彭城大败，退守荥阳，形势岌岌可危。韩信临危受命，从关中出发，赶到荥阳前线，利用当地有利地势，建立重重防线，多次在 “京县”“索亭”（今天的荥阳附近）两地击溃楚军，将楚汉战线推向荥阳以东，甚至逼近彭城，成功化解了汉军一路溃败的危机，使天下大势从汉的极度劣势转向楚汉对峙的局面。这场京索之战，充分体现了韩信力挽狂澜的能力，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这场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破魏之战中，韩信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谋略。魏王豹与项羽联合攻汉，形成夹击之势，魏军封锁黄河渡口蒲津关，与韩信隔河对峙。韩信军中只有一百多条旧船，如果渡河强攻必定损失惨重。于是，他巧妙地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派出一万人马和战船，假装准备渡河，吸引魏军主力严守对岸的渡口，自己则带领真正的大军沿河北上至夏阳古渡口。由于船只都集中在下游，韩信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渡河工具 —— 木罂，即将几十只小口大肚的容器 “罂” 排成长方形，用绳子绑在一起，四周用木头夹住。汉军就乘坐这种 “木筏”，在魏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顺利渡河，奇袭魏国的军事重地安邑。得知安邑失守，魏军立即救援，而韩信布置的那一万疑兵也飞速渡河进攻，与安邑的大军夹击魏军，最终生擒魏王豹，不出一月，韩信平定魏国。这一仗，汉军解除了侧翼威胁，重振了军威，韩信的威名也因此广传天下。
公元前 204 年，韩信带领新征调的三万人马，发动灭赵之战。赵国统帅陈余调集二十万大军驻扎在易守难攻的太行山井陉口，严阵以待。谋士李左车建议陈余先截断汉军粮草，再坚守不出，使韩信进退两难，但陈余却以 “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为由拒绝。韩信深知赵军的优势和弱点，他充分利用了赵军的轻敌心理，率军驻扎在井陉口附近，半夜时挑选轻骑两千人，命每人持一面汉军红旗，抄小路出发埋伏在赵营附近，等到赵军倾巢出动时，就把赵营军旗全部换成汉旗。他又传令全军禁食，并说：“等今天打败赵军，再吃早饭！” 然后运用 “陷之死地而后生” 的兵法，命前军走出井陉口，在河边背水列阵。天明时，韩信领兵和赵军激战，假装大败退至河边。所有汉军为了求生，和赵军主力殊死搏斗。陈余攻势受阻，便收兵回营，不料营中全是汉军旗帜，以为赵国已被汉军占领，军心大乱。这时韩信率军追击，大败赵军，在一日之内平赵。这场井陉之战，韩信以少胜多，创造了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为后世留下了 “破赵会食”“背水一战” 两大典故 ，充分展示了他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和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一系列胜利，不仅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军事成就使他在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了刘邦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然而，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巨大的威望，也引起了刘邦的猜忌和担忧。在西汉政权逐渐稳固之后，韩信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公元前 202 年，韩信被人诬陷造反，降职为淮阴侯。公元前 196 年，韩信因参与谋反，被吕雉设计杀害于长乐宫钟室，并连诛三族。韩信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军事成就和悲惨结局，都成为了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除了韩信，西汉时期还有一位大将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卫青。卫青出身低微，他的母亲是卫家的一位贫苦妇女，父亲早逝，家庭条件十分艰难。由于家境的原因，卫青年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凭借个人的努力与才智，逐渐崭露头角。卫青的军事生涯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匈奴频繁侵扰汉朝边境，给汉朝的边疆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卫青先后进行了多次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 129 年，匈奴单于出兵侵犯上谷，杀掠吏民，汉武帝决定反击，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轻骑将军公孙贺出云中，太中大夫、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卫尉、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四位将军各率一万骑兵，击匈奴。卫青攻至龙城，杀死和俘获匈奴七百余人，因功赐爵关内侯。而其他将领公孙贺无功，公孙敖损失骑兵七千，李广被俘而逃归，皆应斩首，后交了赎金，保住了性命，撤职为民。这一仗，只有卫青获胜，而且是汉朝开国以来首次获胜，意义非同一般。此役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汉朝军队的士气，也让汉武帝看到了卫青的军事才能，从此对他委以重任。
公元前 127 年，卫青、李息出云中，渡西河，至高阙，又进军至陇西符离，纵横数千里，全甲兵而还，杀死和俘虏数千人，获两千三百首级，畜百余万，打跑白羊、楼烦王，收河南地（河套以南地区，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置朔方、五原郡。战后，卫青被封为长平侯。这一次漠南战役的战果巨大，汉朝收复黄河河套南岸的土地，修筑朔方城，又修缮从前秦朝蒙恬所修建的关塞，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防线，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意义重大。同年夏，汉武帝在内地募民十万口迁移到朔方，发展当地的经济，充实和巩固边境。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的曲折僻远的县如造阳一带给匈奴。
公元前 124 年春，匈奴又分别派遣三万骑兵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死和抢走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恨汉朝夺走黄河河套南岸的土地，并修筑朔方城，因而屡次侵扰，到边境抢掠，以及攻入河套南岸，侵扰朔方城，杀死和抢劫很多官吏和平民，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武帝决定大举反击，第二年，即元朔六年（前 123）春，汉朝用卫青做大将军，将三万骑兵出高阙，卫尉、游击将军苏建，左内史、彊驽将军李沮，太仆、骑将军公孙贺，代相、轻车将军李蔡，都归卫青统率，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俱为将军，各率所部，出右北平。卫青统领六位将军，共出动兵力十余万人。卫青兵出朔方、高阙，攻打匈奴。匈奴右贤王正当卫青军，他竟以为汉兵不能这么神速地到达己地，饮酒大醉。没想到汉兵走出塞外六七百里，行军神速，夜至敌营，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仅带了他的爱妾一人和数百骑兵仓皇逃跑，冲出包围北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猛追数百里，没有追到。右贤王远逃。此战大败匈奴，捕获匈奴右贤裨王十余人，部众一万五千人，牲畜数十万或至百万。这一仗重创匈奴主力，进一步打出了汉军的威风，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这个战略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方便今后分而攻击，意义深远。大军回到塞上，武帝派使者带去大将军印，立即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全受其统属。天子表彰说：“大将军卫青亲率戎士，出师大捷，俘获匈奴王有十余人，加封八千七百户。” 又封卫青的三个儿子卫伉等为侯。
卫青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他善于长途奔袭和奇袭战术，能够准确地把握战场形势，灵活地运用兵力，多次给予匈奴沉重的打击。他的军事成就不仅保卫了汉朝的边疆安全，还为汉朝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卫青的成功，也使他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领，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积极支持汉武帝的改革政策，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信和卫青作为西汉时期的两位大将军，他们的军事成就和政治影响都达到了巅峰。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个人的英勇和智慧，也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历史风云和国家的兴衰荣辱。他们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对后世的军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宝贵财富。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大将军这一官职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逐渐从手握重权的实职演变为虚衔，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制度变革、皇权与军权关系调整等因素，对当时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政治制度变革来看，魏晋时期三省六部制逐渐形成并发展。在秦汉时期，三公九卿制下太尉掌管军事，后来大将军逐渐架空太尉成为最高军事长官 。但到了魏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权力逐渐扩张，三省制的发展使得权力逐渐分散，各部门之间相互制衡。原本由大将军独揽的军事决策权和行政权，被三省所分割。例如，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其中涉及军事决策的部分，不再完全由大将军主导；尚书省作为执行机构，负责军事事务的具体执行，也削弱了大将军在军事行动中的直接指挥权。这种制度变革使得大将军的权力被削弱，逐渐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皇权与军权关系的调整也是大将军虚衔化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军权旁落，对军权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分散。曹魏时期，虽然也设有大将军一职，但同时设置了都督制，将军事权力分散到各个都督手中，都督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和地方军事事务，大将军的实际军事指挥权被削弱。而且，统治者对大将军的任命更加谨慎，往往选择亲信担任，以确保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司马懿曾担任大将军，但其权力也受到了曹魏政权的诸多限制和制衡，后来司马氏篡魏，更是对军权进行了重新整合和分配，以巩固自身的统治。
在这一时期，大将军虚衔化对政治生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权力的分散和虚衔化有助于减少权臣凭借军权篡权的风险，维护了政权的相对稳定。例如，在东晋时期，虽然大将军的名号依然存在，但权力的分散使得各方势力相互制约，避免了像西晋时期八王之乱那样因军权集中而导致的大规模内乱。然而，虚衔化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由于大将军不再拥有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导致军事决策和执行的效率降低。在面对战争等紧急情况时，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变得更加复杂，容易出现决策迟缓、指挥不力的情况。而且，虚衔化也使得一些野心家通过获取大将军等虚衔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导致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加剧。例如，南朝时期，一些权臣通过操纵朝廷，获取大将军等虚衔，以达到控制朝政、排除异己的目的，使得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明清两代，大将军官职的设置与战争紧密相连，成为战时统兵的关键角色，虽为临时性职务，却在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权力和地位也因战争的需要而备受瞩目。
明朝在战争时期，大将军的任命往往是为了应对重大军事挑战。例如在靖难之役中，建文帝朱允炆任命耿炳文为大将军，率领大军讨伐燕王朱棣。耿炳文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他在军事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才能。在这场战役中，他肩负着维护朝廷正统、平定叛乱的重任。尽管最终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告终，但耿炳文作为大将军，在战争初期积极组织防御，试图阻挡朱棣的进攻，他的军事行动对战争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如明朝中期，沿海地区倭寇侵扰严重，为了抗击倭寇，明朝政府任命戚继光为将军。戚继光针对倭寇的特点，创建了 “鸳鸯阵” 等独特的战术，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他率领的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猛，在抗倭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先后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倭寇，历经大小八十余战，基本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患，为保卫国家的海疆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戚继光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创新精神，也与他作为将军所拥有的指挥权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密不可分。在战争期间，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战略战术，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军队作战，充分展现了大将军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
清朝时期，大将军的设置同样与战争紧密相关，其中抚远大将军是战时重要的军事职务，被授予者往往肩负着重大的军事使命，拥有极高的权力。在康熙年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领清军出征。福全在战争中负责统筹全局，指挥各路人马协同作战。他需要根据战场形势制定战略计划，调配兵力和物资，与其他将领密切配合，以实现平定叛乱的目标。尽管在战争过程中，福全的决策曾受到一些争议，但他作为抚远大将军，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时的经历，更是充分展现了这一职位在清朝战争时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年羹尧进士出身，却能文能武，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才能。雍正元年（1723 年），青海的蒙古贵族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此时雍正皇帝刚刚继位，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这场叛乱对雍正的皇位稳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雍正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大军前往青海平叛，并赋予他节制西北四省军政民务的权力，这使得年羹尧成为西北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帅和行政长官 。
年羹尧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畏惧，迅速展开军事部署。他首先对西北大军进行了整顿，确立了自己在军中的绝对威信。当时的西北大军中，存在着结构划分明显的三股势力：以岳钟琪为代表的年羹尧旧部，对他忠诚信任；以富宁安为代表的十四阿哥胤禵以及 “八爷党集团” 的旧部，对年羹尧的到来并不欢迎，采取抵制甚至敌对的态度；以伊兴阿为代表的忠于雍正皇帝的将领，虽服从年羹尧的统帅，但也在替雍正监视大军情况。年羹尧为了确保自己的将令能够顺利执行，将矛头对准了公然抗命的富宁安，通过亲自射杀富宁安，彻底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权威，建立了对大军的绝对控制权。
在平叛过程中，年羹尧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他根据青海的地理环境和叛军的特点，制定了周密的战略计划。他分兵多路，对叛军进行包围和追击，切断了叛军的补给线和退路。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年羹尧率领的清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前后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全歼了叛军，罗卜藏丹津的家人全部被俘，其本人化装成妇人勉强逃脱，与另一股反叛势力策妄阿拉布坦会合，从此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年羹尧凭借这次平叛的胜利，帮助雍正彻底稳固了皇位，他本人也得到了雍正极度的封赏与褒奖，被雍正看作是 “恩人” 般的存在。此时的年羹尧，权势和地位达到了巅峰。在武职序列上，他担任抚远大将军，统御着当时大清王朝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并且节制西北各省的军政民务；在文职序列上，他自康熙朝晚年开始担任川陕总督一级的封疆大吏，并且是督抚一肩挑；在受封爵位上，他被雍正授予了两个一等公的爵位，一个是雍正封给他的，另一个是封给他父亲年遐龄的，这在清朝时期的汉臣之中，是少有的殊荣。
然而，随着权势的日益膨胀，年羹尧逐渐变得跋扈无礼。他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甚至把持官员任免，形成了 “年选”；在面见雍正时，也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毫无君臣之礼。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雍正的不满和猜忌，最终，年羹尧被雍正定下了 “九十二条大罪”，以被赐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
年羹尧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大将军在明清战争时期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权力，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往往能够影响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命运。但同时，也警示着权力的双刃剑效应，一旦权力不受约束，就可能导致个人的毁灭和政治的动荡。
在东汉的历史长河中，大将军邓骘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他的一生与东汉的政治、军事局势紧密相连，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邓骘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位列东汉初年 “云台二十八将” 之首的太傅、高密侯邓禹 。邓禹为东汉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才能，还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在天下平定后，主动交出兵权，解甲归田，教养子孙。在他的影响下，邓家家风纯正，人才辈出。邓骘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族熏陶，展现出了谦逊、正直的品质。
永元八年（96 年），邓骘的妹妹邓绥入宫为贵人，邓骘兄弟因此被任命为郎中。永元十四年（102 年），邓绥被立为皇后，邓骘也随之升任虎贲中郎将。延平元年（106 年）四月，汉殇帝拜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名号便是从邓骘开始的。同年八月，汉殇帝驾崩，邓骘与邓绥等定计策立汉安帝，邓骘因拥立之功被封为上蔡侯，食邑一万户，又因迎立安帝的功劳，增加食邑三千户，但他坚决辞让，不愿接受这些封赏，在频繁上疏后，才被允许推辞。
永初元年（107 年）夏，凉州的羌人叛乱，朝廷震动。邓绥下诏命邓骘率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的部队及各郡军队共五万人讨伐，安帝和邓绥亲自在平乐观饯送，可见对此次出征的重视。然而，战争的发展并不顺利。永初二年（108 年）正月，邓骘率军向西屯驻在汉阳郡，当时各郡军队还未到达，钟羌部落数千人便在冀县以西击败邓骘军，斩杀了一千多人。同年冬天，邓骘派征西校尉任尚、车骑将军从事中郎司马钧率领各郡郡兵，在平襄同滇零率领的数万羌军交战，结果二人大败，八千多人战死。羌军声势大振，实力强盛，朝廷一时难以控制，湟中地区各县谷价飞涨，每石达一万钱，百姓死亡无数，粮食运输也极为艰难。
面对如此困境，邓骘展现出了冷静和果断。十一月，邓绥命邓骘回师，留下任尚驻扎汉阳郡负责各军的调度，邓骘回到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将军。此时的邓骘，虽然在军事上遭遇了挫折，但他在政治上却迎来了权力的巅峰。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在安帝即位后，面对多次叛乱、天下饥荒、盗贼群起以及四方蛮夷侵扰的局面，他积极采取措施。他崇尚节俭，罢除劳役，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他广纳贤才，推荐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贤士在朝廷任职，征辟杨震、朱宠、陈禅等人作为自己的幕僚。在他的努力下，天下逐渐安定，邓骘也因此受到百姓的称赞。
在政治上，邓骘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改革尝试。面对羌乱频发的西北边患，他作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决定：放弃凉州。这个看似懦弱的战略收缩背后，实则是东汉财政濒临崩溃的现实考量。他在奏疏中写道：“今士卒暴露边疆，劳苦无已，百姓疲于转运，此非社稷之福。” 这种体恤民生的战争观，在崇尚 “虽远必诛” 的汉代显得尤为可贵。此外，他还试图进行经济改革，推行 “限田令”，规定 “刺史、二千石不得多占公田”，试图遏制土地兼并，但由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这项政策最终未能彻底推行。他还推行 “平准法”，通过在灾区设置官仓平抑粮价，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比王安石变法早了近千年 。
然而，邓骘的改革之路并不顺利。他的一系列举措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却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永初四年（110 年）的蝗灾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当流民开始冲击洛阳城门时，朝野上下将天灾归咎于 “外戚干政”，邓骘成为了众矢之的。再加上他对制度性腐败的天真认识，当他努力推行改革、约束家族时，地方豪强却在疯狂兼并土地，三公九卿的府邸里也堆满了各地孝敬的珍宝，这种个人道德与体制腐败的错位，注定了他改革的失败。
建光元年（121 年），邓绥去世，邓骘的命运急转直下。汉安帝亲政后，在宦官李闰等的诬陷下，邓骘被改封罗侯，回到封国后，他不堪受辱，绝食自杀。曾经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就这样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邓骘的一生，充满了荣耀与悲剧。他在东汉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作为和遭遇，反映了东汉时期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社会经济的困境。他的改革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理念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了东汉历史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人物。
回顾大将军这一官职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从先秦时期的初绽锋芒，到西汉的荣耀巅峰，再到魏晋的权力转折，以及明清的战时重用，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军事史和政治史。
在军事史上，大将军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们的军事才能、战略决策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安危。先秦时期的李牧、王翦，西汉的韩信、卫青，他们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不仅为国家开疆拓土，保卫边疆，还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战役和战术，如韩信的 “背水一战”、卫青的长途奔袭等，这些战例和战术成为了后世军事学习和研究的典范，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军事成就，不仅展示了个人的英勇和智慧，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制度的特点。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大将军的地位和权力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皇权与军权关系的调整。在先秦和西汉，大将军权力较大，能够参与朝政决策，对国家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西汉时期的大将军卫青，不仅在军事上屡立战功，还积极支持汉武帝的改革政策，为加强中央集权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魏晋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演变，大将军逐渐成为虚衔，其权力被削弱，这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军权进行控制和分散的政治意图。明清时期，大将军虽为战时临时官职，但在战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的任命和行动往往受到皇帝的直接掌控，这也体现了明清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特点。
大将军的故事，也是一部充满荣耀与悲剧的传奇。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韩信、邓骘、年羹尧等，在权力的巅峰时，尽享荣华富贵，却因各种原因，最终走向了悲惨的结局。他们的命运，不仅与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权力斗争密切相关。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诱惑和危险，也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大将军这一官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符号，它见证了国家的兴衰荣辱，承载着无数英雄豪杰的梦想与奋斗。通过对大将军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汲取历史的智慧，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