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文化精英的私人空间看明末清初视觉文化的传脉

摘要：明清之际是中国后期文人画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堪称17世纪世界艺术史上的奇景，气势撼人。江南文化精英对此有怎样的表现，又有怎样的作为与影响，似乎成了人人都能说上几句，但又谁都难以说透的话题。尤其是关于清初画坛“四王”的功过，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其一片

来源 l 辽宁美术出版社

作者 l 洪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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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是中国后期文人画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堪称17世纪世界艺术史上的奇景，气势撼人。江南文化精英对此有怎样的表现，又有怎样的作为与影响，似乎成了人人都能说上几句，但又谁都难以说透的话题。尤其是关于清初画坛“四王”的功过，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其一片声讨引出的百年画坛大论争，和千禧年前后为之平反的一波波努力，形成中外艺术史学研究的一大看点，也使身为“四王”之首的王时敏（1592—1680）备受瞩目。放在读者面前万新华的《画外——王时敏散佚信札考释》（以下简称《画外》），和他近年策划和参与的“娄水文华——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娄东绘画回乡特展”(太仓博物馆2016.10.2—12.4)、“家在娄水边——从‘四王’到近代娄东专题展”（何香凝美术馆2020.9.20—11.20）相互参照，令人惊叹地呈现王时敏的重要性、王时敏交往圈的重要性、王时敏时代的重要性，并通过散佚信札手迹来展开这一私密空间，呈现书简和书画一样作为艺术史本体的东方色彩和无穷魅力。

致陈继儒札崇祯五年春夏

付子挺、揆、撰家书崇祯八年九月十一日

付子挺、揆家书崇祯八年十二月二日

付子挺、揆、撰家书崇祯十年二月六日

付子挺家书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揭橥明末清初视觉文化的传脉，有必要对信札书简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色，略作回溯。私人书简一身三美，既讲述身世，见证历史，又独具才情，饮誉文坛，更以书传人，播芳艺林。在大众媒体出现之前，公众对于社会与个人信息的获取，开始靠书刻龟甲，铸铜刻石，而后有简册纸帛传抄。雕版印刷兴起，镌诸枣梨，普及流通。王时敏所处的17世纪，正值中国印刷文化的鼎盛时期，身前留下“尺牍”二卷共九十八通，收入《王烟客先生集》，《西庐家书》一卷十通，《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三十余通，付梓刊行，今人整理《王时敏集》，悉数收录。因此《画外》依托的正是这样的印刷文化史场景，波澜壮阔。

致钱增札崇祯十二年秋冬之际

王时敏的重要性，在《画外》包括的明清之际40余年历史中，随处可见。这批散佚信札在《西庐家书》之外，更明确地交代一位以保存家族为己任的江南文化精英，正当风云突起的历史关头，如何深思熟虑，在隐逸与入仕的两难中，选择了为自己和为家族后人的不同方案，求得两全。这与清初“四僧”以逃遁方外来延续汉文化传统的路径，各领风骚。正是“正统”与“个性”的差异，王时敏为首的“四王”对董其昌（1555—1636）“绘画南北宗”说的赓续，赢得了清朝统治阶层的认可与赞助，家国天下，一同传承。《画外》以王时敏与陈继儒（1558—1639）书开篇，极具象征性。一方面，陈为晚明文坛的巨星，以其刊刻各类丛书占领出版市场，名扬海内外。王时敏求《诰封太原王母周太宜人墓表》于彼，光大王氏的显赫家世，“以示来禩”。另一方面，陈为松江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书简谈论的不是绘画，却正是文人绘画所要承载的生活现实中最重要的命题。

致黄翼圣札顺治五年

王时敏交往圈的重要性，在于江南文化精英在社会巨变之中个人的经历，往往为正史、野史所不及，因此其史料价值，从微观历史的立场，格外真切。且不谈社会史，聚焦文人画艺术的衍进，在王时敏娄东一派的关系网以及和王翚（1632—1717）虞山一派的互动，一起成为清初从朝廷到士大夫提倡追捧的主流风格。要探寻个中的原由，《画外》提供了散佚在《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之外的故事情节，读者可从两人相互延誉，亲如手足的师生情谊，细心品味晋人王廙（276—322）“学画而知弟子师己之道”的深意，精彩动人。而散佚信札最后以王时敏与顾见龙（1606—1687后）书收官，更是别具一格，妙笔生花。断定收信人“云老道兄”为康熙朝人物写真名家顾见龙，论据就在一个“真”字。巧合的是，存世顾见龙《消夏图》卷（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美术馆藏）应该就是王时敏写真的指代，中外学者均有考证，一下就把《画外》之意融入全球艺术史的叙述之中，出人意想。

致王士禛札顺治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王时敏时代的重要性，则以书写作为艺术之书的可信性加以体现。《画外》本身的艺术价值，则因王时敏执画坛牛耳的崇高地位，显示了明清时代江南文化精英综合艺术造诣。读者可以追寻书法史上的二王楷模，了解为什么北宋文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欧阳修（1007—1072）对晋人书札评价如此之高，成为现代书法评价中区别于大字书写和表演性书写的一个特质，即以画坛盟主的书写叙述，代表最受传统视觉文化尊重的艺术成就。

致王翚札康熙七年六、七月间

致王闻炳札康熙十年

致熊开元札康熙十二年七月廿二日

回到17世纪，江南文化精英的信札，依循着自己特定的观念史文脉。他们下笔之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私密空间就是一个公共的场域，因为书简笔札在大众媒体出现之前，早已因为晋人的楷模，在两宋《淳化阁帖》成为专门之学，普及推广了这一视觉传统。《画外》汇辑近九十通散佚书信，无不蕴含书迹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成为人们珍爱的墨宝，散落在宫廷和私人藏家手中。这让人想到了宋元明清刻版中不断添加的序跋者手迹，如松江张泰阶《北征小草》（崇祯本）刊刻陈继儒的序文手泽，以为征信，起到广而告之的名家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散佚”墨宝与汇辑文献之间的张力，在数码人文和博物馆遍地开花的今天，人们也许想不到信札的历史文脉这一层面，不论是阅读《王烟客先生集》中的“尺牍”，《西庐家书》《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即风雨楼重刊《清晖阁赠贻尺牍》），还是透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展览橱窗观赏王时敏手札，容易忽略雕版书籍在知识界打开的公共空间与个人书写在文化精英圈建立的私密空间的叠交关系。一经切换这两个空间，《画外》的立意便不言自明。王时敏身处明清之际这一时代的重要性，通过书札与印刷文化的互见，相得益彰。这也有助读者了解为什么董其昌之后，由王时敏主盟，“四王”的正统能对大江南北的画坛形成三百年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