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很多人还在讨论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假设、戊戌变法失败归结在慈禧，其实很多懂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戊戌变法从娘胎就是畸形，尤其是光绪集合了这帮书生，甚至比东林党那些都差十万八千里。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很多人还在讨论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假设、戊戌变法失败归结在慈禧，其实很多懂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戊戌变法从娘胎就是畸形，尤其是光绪集合了这帮书生，甚至比东林党那些都差十万八千里。

谭嗣同（提出要卖掉左宗棠“抬着棺材”打了15年的地方）

我之前写过一个文章讨论过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组成的这帮“复仇者联盟”的精英们，其实真的只是一介书生，那篇文章我尤其讲到康有为，还有梁启超，李鸿章，结果头条不让我发出来，我的那篇文章直接也是胎死腹中。

天津小站的武卫右军

大家去看看当时慈禧不给光绪财政权力，康有为竟然打起来新疆西蒙（只说这些，不然又发不出来）

为什么说光绪的“梦幻天使”计划，开始就注定的死亡的命运的，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细细谈谈：

（一）权力神经中枢的二元对立

光绪帝虽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清廷实权始终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保守派手中。

这种“皇权-后权”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改革从启动便面临合法性危机。

例如，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慈禧立即罢免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光绪老师），并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将京畿兵权牢牢控制在保守派手中，这就是预示着保守派随时可以要了“变法”的命，变法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剑。

这种权力极不平衡的格局下发动的变法，太脆弱；维新派任何触及旧体制的改革都会被视为对后党权威的挑战，正如维新派试图裁撤冗官时，遭到内阁六部及地方督抚的集体抵制，最终政令不出紫禁城。

康有为与梁启超

（二）官僚体系的结构性抵制变法

清朝官僚体系以科举制度为根基，士大夫阶层的晋升路径与儒家伦理深度捆绑。

维新派提出的“废八股、改策论”直接动摇了数十万举人的仕途根基之路，而“设立制度局”的提议更被视为企图架空军机处，这一满汉权贵的核心权力机构。

当湖南巡抚陈宝箴试行新政时，御史曾廉立刻弹劾其“紊乱朝纲”，最终迫使光绪帝下旨申斥。

这种体制性抵制并非个别官员的保守，而是封建官僚体系对威胁其生存基础的改革的本能反抗。

康有为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

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据统计1895年全国民族工业资本总额仅约500万元，不及洋务派官办企业的十分之一。

维新派主要依靠的上海、广东商人阶层，既缺乏独立的政治诉求，又受制于列强资本与封建官僚的双重压迫。

当变法提出“设立农工商总局”时，江南士绅联名上书称“商民愚陋，不足以谋全局”，折射出新兴阶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地位和胆小怕事的思想，毕竟都是底层作坊式的工商小群体（农民转型而来）。

这种经济基础的薄弱，导致变法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

老北京街道

（二）思想启蒙的局限性

维新派的思想宣传始终局限于士大夫精英圈层，其人口不足全国的百分之一。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借考据颠覆儒学正统，虽冲击了旧思想，但将孔子塑造成“改制圣人”的手法，反而引发大量士绅的反感；梁启超在《时务报》鼓吹的“民权论”，也因担心触怒清廷而刻意模糊“民主”概念，维新派内部思想就不统一而且畏手畏脚，胆小怕事表现的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同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等思想家通过《劝学篇》深入民间传播启蒙思想，而戊戌变法期间，全国新式学堂不足400所，报纸发行量不足10万份，思想启蒙的广度与深度均不足以支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一）政策推行的急躁化倾向（没耐心，实际就是没有规划和前瞻性，就是无头苍蝇似的，乱撞闯大运）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达280余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甚至要求“各省督抚十日之内覆奏”变法措施。

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完全忽视了晚清官僚体系的执行能力和忽视保守派。

例如，废科举的诏书下达后，全国数百万童生瞬间失去晋升路径，却未配套设立新式教育体系，如何开辟新的仕途道路，间接导致救国的人力上的断层和文人集团的直接反对，说到底你打了人家饭碗可以，你总要告诉人家去哪里吃饭，哪里有新饭碗可端吧！

导致基层士绅群体全面倒向保守派，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批评“变法者，贵有渐而不可急。”

慈禧

（二）政治同盟的策略性失误

维新派在权力博弈中表现出显著的幼稚性，还有一个致命短板，就是未能争取军队支持：袁世凯虽曾加入强学会，但维新派仅以“侍郎”虚衔拉拢，却未明确承诺军权；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军事指挥权都是变法的核心人物和倒幕派实权大名等人物，比如明治三杰就是例子，最终导致其在关键时刻倒向保守派荣禄（慈禧派）。

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忽视地方督抚力量：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实权派均对变法持观望态度，而维新派既未以利益交换争取支持，也未通过舆论施压。

排斥温和改革派：康有为等人将洋务派视为“假维新”，公开斥责李鸿章“只知练兵购器”，导致本可争取的中间力量彻底疏离。

袁世凯

（一）光绪帝：皇权囚徒的历史定位以“锁死”，注定了改革困境

光绪帝虽有改革志向，但缺乏政治手腕。

他在罢免礼部六堂官时，未考虑填补权力真空，并没有提前计划自己人填充权力失位，导致部门瘫痪；面对慈禧的施压，又试图通过任命杨锐、刘光第等“军机四章京”分权，却未能形成实际权力核心，可见光绪变法如同儿戏，没有计划，没有远虑，更没有未来。

这种“威权不足而理想有余”的特质，使其在关键时刻无法保护改革力量，当慈禧太后囚禁他于瀛台时，竟无一位高级官员敢公开反对。

（二）康有为：理论空想与操作盲动，永远的理想主义者（书生误国典型代表）

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充满理论悖论：他既主张“君权变法”，又试图通过《大同书》宣扬空想社会主义；既依赖光绪帝的权威，又暗中策划“围园杀后”的激进行动，说明其拍脑袋决定事务。

其《上清帝第六书》提出的“开制度局于宫中”，本质是绕过军机处另立中枢，这种直接挑战权力核心的方案，注定引发保守派的激烈反扑。

更致命的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失误，幻想依靠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推动改革（竟然提出中日合邦），反而让慈禧认定“维新派勾连外敌”，成为政变的导火索。

袁世凯

（三）慈禧太后：权力的“终极决定者”

慈禧的政治逻辑始终以巩固统治为核心。

她最初默许变法，是因甲午战败后清廷亟需自救；但当改革触及旗人特权（如裁撤八旗俸禄）、动摇官僚体系（如废除科举）时，她立刻与保守派达成妥协。

这种“有限改革”的态度，本质是封建统治者对权力边界的本能捍卫，正如她在政变后虽废除大部分新政，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因教育改革对皇权威胁最小。

本质是19世纪末中国封建专制体系对现代性变革的系统性排斥。

政治结构的封闭性、社会基础的薄弱性、改革策略的冒进性与人物选择的局限性，共同构成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历史困局。

这场变法如同在腐朽的封建机体上施行激进手术，既缺乏麻醉（思想启蒙），又没有输血（社会力量支持），其失败早已隐含在晚清政治生态的基因之中。

而它留下的历史启示——改革需要制度创新与社会动员的同步推进——至今仍具镜鉴意义。

来源：剧评热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