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山黑水之间盛产鹰鹘，渤海国就曾以鹰鹘为贡品进献唐朝。鹰鹘，即人们耳熟能详的“海东青”。契丹灭渤海后，继承了渤海的鹰鹘文化，并与其渔猎捺钵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鹰猎文化。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海东青，契丹统治者驱使女真人去五国部土人手里抢夺。自此，女真与五国部之
白山黑水之间盛产鹰鹘，渤海国就曾以鹰鹘为贡品进献唐朝。鹰鹘，即人们耳熟能详的“海东青”。契丹灭渤海后，继承了渤海的鹰鹘文化，并与其渔猎捺钵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鹰猎文化。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海东青，契丹统治者驱使女真人去五国部土人手里抢夺。自此，女真与五国部之间出现了一条“鹰路”。“鹰路”演绎了建立大金国的女真人与辽朝“斡旋”，与五国部争战、融合的历史。
海东青（图片来源：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
东北地区盛产鹰鹘，以鹰鹘作为贡品，在唐代已有记载。《册府元龟·朝贡四》有云，唐玄宗开元十年（722），渤海国遣大臣味勃计来朝，进献鹰鹘。据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考证，722年至813年，“渤海凡九献鹰于唐”。这是留下记载可以统计出来的部分，可能还有未留下记载的朝献，由此，渤海地域鹰鹘之多可见一斑。
白山黑水之间盛产鹰鹘闻名遐迩，李白《高句丽》诗就提到过这种鹰鹘：“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用“似鸟海东来”，道出了一位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的高丽人形象，拥有矫健、轻盈、曼妙的舞姿，就如鹰鹘一般。
契丹灭渤海后，统治其遗民与疆土，也继承了渤海的鹰鹘文化，并将鹰鹘文化与契丹人的渔猎捺钵文化相结合。在春捺钵之地，契丹人放飞海东青以捕捉天鹅，以头鹅祭天祭祖，君臣同享“头鹅宴”。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海东青，契丹统治者驱赶女真人到五国部土人手里抢夺鹰鹘。从此，在女真人与五国部之间出现了为维系鹰鹘朝献畅通的“鹰路”。“鹰路”演绎了建立大金国的女真人与辽朝“斡旋”，与五国部争战、融合的历史。
《骑士擎鹰图》 （图源：陈晓伟《图像、文献与文化史：游牧政治的映像》）
辽代的鹰猎文化
契丹人的渔猎经济决定了四季“捺钵”制度的形成，四季捺钵巡游在不同的地方，这既是生产活动，也是巡视、镇抚属国属部的军事活动，兼及诏诰政令的发布等职能。据《辽史》记载：
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槌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
辽帝春捺钵始于正月，游猎场所不固定，主要到鹅雁栖居的地方，一般在今松花江西流、北流与嫩江交汇处。猎鹰捕猎大雁本是游猎族群部落因生产活动而形成的习俗，但在契丹政权下演变成生产性的礼仪制度，设官治仪，程序繁琐。《辽史·乐志》载：“春放飞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杏埚。”春放飞活动很隆重，围绕皇帝的喜乐而为，皇帝放飞鹰鹘，猎获头鹅荐祖庙。然而，鹰鹘捕杀天鹅后，多弃主高飞，故辽朝历代皇帝所需鹰鹘数量都较大。
为捕获鹰鹘，辽朝专设障鹰官。《辽史》有载，一位乐音奴本是一名障鹰官，只因获得13只名贵的海东青，便被皇帝厚重赏赐，拜五蕃部节度使。五蕃部，即指五国部，海东青所出之地。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道：“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其后女真不胜其扰。”
《东都事略》亦记载：“女真有俊禽曰海东青，次曰玉爪骏，俊异绝伦，一飞千里。延禧（按指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纵弛失道，荒于田猎，喜此二禽善捕天鹅，命女真国人过海，诣深山穷谷，搜取以献。国人厌苦，遂叛。”
宋朝人留下的记载有想象的成分，“五国之东接大海”“女真有俊禽曰海东青”等都是不实之词。所谓“大海”“海东”，此海唐时称忽汗海，《金史》记作“东海”，即今镜泊湖。海东青不在女真人手里，也不在五国部人手里，是五国部的土人手里有鹰。“土人”渤海国时期就已存在，社会地位很高，多为都督刺史，不是指土著，而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族群。土人善于捕鹰、熬鹰、训鹰，训练好的鹰鹘成了土人狩猎的好助手，土人“架鹰”，或曰“臂鹰”，训练好的鹰鹘会站在土人的臂上。有言“走马臂鹰”，指的就是土人围猎时左手勒缰绳，右臂架鹰。
辽朝要求五国部“贡鹰”，是要通过五国部首领向其部民土人强行征索，这样一来，被征索的部民叛离首领，无法交差的首领又不得不抵制贡鹰，最后走向叛离辽朝的结局。为了得到鹰鹘，辽朝又驱赶五国部以外的女真人与五国部殊死拼杀，结果是五国部部民、首领及女真人均困顿于辽朝的贡鹰苛政中。“贡鹰”苛政唐朝时已存在，安史之乱后，唐德宗为安抚四夷，曾一度罢“贡鹰”，其中也包括渤海。
内蒙古赤峰市白音罕山辽墓前室西壁的“擎鹰图”（图片来源：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网）
寻找“鹰路”的地理位置
在契丹与女真、五国部之间的“鹰路”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历史记载的混乱，“鹰路”地理位置的确定变得扑朔迷离。景爱在《辽代的鹰路与五国部》一文中提出，五国部是以五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大部落，具体位置分别是：盆奴里即五国头城，在松花江中游，其中心地区在今依兰县；奥里米，故地在今绥滨县境内，在绥滨县有两座很大的古城，称作中兴古城和粤来密古城；剖阿里，现在称作伯力，俄罗斯称作哈巴罗夫斯克，就是乌苏里江汇入黑龙江一带的地方；越里笃和越里吉分别在晴朗湖和奴儿干。吴树国《辽代鹰路起点考辨》一文认为，“鹰路”的起点在宁江州，由宁江州进入今第二松花江，由水路经第一松花江到达五国部。由此，学术界基本把“鹰路”确定在松花江、黑龙江一线上。但从《金史》所记载的五国部及所谓阻碍“鹰路”诸部的地理位置看，“鹰路”又不在今松花江、黑龙江上。
辽代“鹰路”图（图片来源：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
首先，海东青来自“海东”，海，指忽汗海。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称“海东盛国”，也是因为其位于忽汗海之东。再有，《金史》记载“金起东海”，指女真完颜部曾居于“东海”，即今镜泊湖。
其次，五国部的五国头城在忽汗海之东。《宁古塔纪略》记载宁古塔“东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设土城，有官守，与金时五国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宁古塔纪略》作者为吴臣，吴兆骞之子。吴兆骞因“南闱科场案”于顺治十六年（1559）流放宁古塔。康熙三年（1664），吴臣生于宁古塔，至康熙二十年（1681），父子以金赎归，携家眷回到京师。康熙六十年（1722），吴臣追忆少年时在宁古塔的见闻写成《宁古塔纪略》，史料价值很高。据他记载，衣朗哈喇与五国城是相近的两座城，一个有官设守，一个是残垣古迹，仅存其形。衣朗哈喇、五国城在宁古塔东三百里，宁古塔在镜泊湖之东，衣朗哈喇、五国城、宁古塔均在“海东”。按距离算，从今阿城（金上京）到宁安约六百余里，再从宁安东行三百里即是五国城故地，也就是说，从金上京会宁府到五国城故地恰好是千里左右路程。这个数据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相合。据载，“二帝（徽钦二帝）自韩州移居五国城，在金国所都西楼之东北千里”，金国所都西楼，指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区。
喇嘛沟辽壁画墓《春季备猎图》局部摹本 （图源：陈晓伟《图像、文献与文化史：游牧政治的映像》）
“鹰路”上的争战
辽朝“鹰路”与五国部、五国城是一个整体，五国部控制“鹰路”，“鹰路”穿过五国部、五国城。五国头城地理位置的确定有助于“鹰路”位置的确定，反之亦然。“鹰路”始于辽朝，亦称“贡鹰道”。契丹统治者驱使五国部贡鹰鹘，五国部拒绝贡鹰后，又驱使女真与五国部争战，打通“鹰路”。“鹰路”上留下了女真完颜部走向建立大金国的历史。
（一）孩懒水乌林答石显阻绝“鹰路”
女真完颜部至五世祖昭祖石鲁时，稍行“条教”，而孩懒水乌林答部石显拒绝“条教”约束，处处与昭祖作梗，甚至抢走昭祖棺椁。孩懒水，今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是完颜部向东发展的第一门户。石显“陆梁”孩懒水，阻碍完颜部向东扩展势力。六世祖景祖乌古乃为部长，获得辽朝信任，做了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开始报复，以计陷害石显。景祖诬告石显阻绝海东路，影响贡鹰。辽朝派人问罪石显，石显申辩无罪，但仍被流放边地。
《金史》记载，乌林答部与夹谷（加古）部、温都部关系极近，他们是《辽史》记载的越里笃部分裂后形成的三部。越里笃部，《文献通考》记作“玩突”，是五国部之一。石显被流放，孩懒水抵制完颜部的势力随即瓦解。
温都部乌春居住在阿跋斯水，也是完颜部的劲敌。阿跋斯水，又作长白山阿不辛河，为今敦化北勒福成河，处牡丹江上游。完颜部世祖劾里钵慑于乌春的强势，曲意怀抚，主动与之攀亲联姻，乌春不但拒绝，还讥讽完颜部，说与“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
乌春，又称胡里改人。加古部也称胡里改。胡里改人很富有，控制锻铁技术与铁器买卖。《金史·乌春传》记载：“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乌春闻之，使人来让曰：‘甲，吾甲也。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辄取吾甲，其亟以归我。’”乌春阻止完颜部购买加古部乌不屯的铠甲，实际上是扼制完颜部对外争战，阻止其部落联盟扩大。
（二）五国蒲聂部叛辽，“鹰路”不通
女真完颜部获得大发展是在景祖时期，景祖用计擒获蒲聂部首领，赢得辽朝信任，被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金史》记载“五国蒲聂部”，《辽史》记作“蒲奴里”，蒲聂部在暮棱水，今镜泊湖以东的穆棱河地带。蒲聂部地理位置在“鹰路”上举足轻重，叛辽，会导致“鹰路”不通。蒲聂部叛辽之事，《辽史》《金史》均有记载，但侧重点不同。《辽史》记载源于实录，侧重记事；《金史》记载源于后人追忆口述，侧重渲染景祖的功绩。
《辽史》记载，重熙（1032—1055）年间，“蒲奴里叛，仙童为五国节度使，率师讨之，擒其帅陶得里。又击乌隗叛，降其众……”重熙十七年（1048）八月，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等“伐蒲奴里酋陶得里”；次年（1049）二月乙酉，“耶律义先等执陶得里以献”。也就是说，在辽兴宗中期，蒲聂部首领陶得里拒绝贡鹰，阻碍“鹰路”，辽朝派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等前往讨伐，最终擒获陶得里。
《金史》记载的真实性逊于《辽史》，如官职、人名欠准确。据载，“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畔辽，鹰路不通。辽人将讨之，先遣同干来谕旨。景祖曰：‘可以计取。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也。’逋人从之。盖景祖终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于是景祖阳与拔乙门为好，而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于辽主。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
叛辽的不会是节度使，节度使是辽朝的命官，负责监督部落动向。相对来说，《辽史》记载酋长陶得里反叛是可信的。拔乙门、同干可能不是真名。《金史》的记载弥补了《辽史》的缺漏，原来是景祖用计擒获蒲聂部首领，辽朝主将不费一兵一卒大获其功。从此，景祖得到辽朝的信任、重用，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三）拔里迈泺的没拈部阻绝“鹰路”
景祖为辽朝开通“鹰路”，可以说是赴汤蹈火。《金史》记载：“辽咸雍八年（1072），五国没拈部谢野勃堇叛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谢野兵败，走拔里迈泺。时方十月冰忽解，谢野不能军，众皆溃去。乃旋师。道中遇逋亡，要遮险阻，昼夜拒战，比至部已惫。即往见辽边将达鲁骨，自陈败谢野功。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疾作而复，卒于家。”
景祖与没拈部的“鹰路”之战是一次殊死拼杀，率众力战，请功不果而卒。从景祖打败五国没拈部首领谢野后，奔向辽边将达鲁骨经过来流水看，拔里迈泺没拈部在东北流松花江以南，今黑龙江五常附近。
景祖开通“鹰路”的事业未竟，其子世祖、穆宗继续为“鹰路”而战。世祖攻破了桓赧、散达与乌春等的联盟，又与腊醅、麻产联盟作战。至穆宗三年（1096），“会陶温水、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阁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执杀辽捕鹰使者。辽诏穆宗讨之”。穆宗招募兵勇，攻城掠寨，开通“鹰路”，解救辽使，进一步得到了辽朝的信任。
穆宗七年（1100），辽朝责难完颜部攻掠阿城，要求穆宗凡是攻城所获，要悉数偿还，甚至要加倍偿还，并且征马数百匹，作为惩罚。穆宗与僚佐合计，如果按照辽朝的要求偿还阿，财物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刚刚树立起来的威信、权威“涂地”，就难以向诸部发号施令了。于是，让主限、秃答两水之民假装阻绝鹰路，又贿赂鳖故德部节度使出面跟辽朝说：“欲开鹰路，非生女直节度使不可。”辽朝信以为真，诏命穆宗讨伐阻绝鹰路的部落，把阿城的事抛开不问。穆宗大肆制造讨平鹰路的舆论，次年，辽朝派遣使者赏赐穆宗等人平鹰路之有功者。穆宗把辽朝的奖赏分给参与欺骗辽朝的主限、秃答之民，进一步坚定了依附者对完颜部“号令”的服从，完颜部联盟的扩大与稳定为大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渤海、女真、满洲族源谱系关系研究”（19ZDA180）阶段性成果。）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