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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秋，一架从台北飞往夏威夷的航班上，91岁的张学良凝视着舷窗外翻涌的云海。

这是他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首次挣脱长达54年的幽禁枷锁，以近乎世纪见证者的身份直面世界。

当美国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红军长征”时，这位曾手握30万东北军、与红军多次交手的“少帅”，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镜头前缓缓吐出惊世之言：“换了谁领导长征，都走不出一千里！”

此言如巨石入潭，激起国际史学界的千层浪。

一位曾奉蒋介石之命“剿共”的国民党元老，竟对昔日对手的壮举致以最高敬意。

更令人震撼的是，张学良与毛泽东素未谋面，却将长征奇迹全然归功于这位“天生的领袖”。

这份跨越阵营与时空的折服，不仅折射出历史的吊诡，更揭示了长征背后超越军事胜负的深层逻辑——一个政党何以在绝境中淬炼信仰，一支军队何以以褴褛之躯撼动山河。

回望1935年，张学良的人生正深陷矛盾旋涡。

他麾下的东北军刚在直罗镇战役中惨败于长征途中的红军：万余精锐被不足八千的疲惫之师击溃，师长牛元峰阵亡，五千余人被俘。

硝烟散尽后，东北军士兵的窃窃私语刺痛了这位统帅：“红军饿着肚子走两万五千里，

还能把咱们打得丢盔卸甲！”彼时的张学良尚未意识到，这场败仗将成为他认知革命的转折点。

他曾在日记中困惑：“我的兵吃着大米白面，穿着呢子军装，为何敌不过草鞋布衣的‘赤匪’？”

历史在此刻埋下伏笔。

当张学良在1991年重提旧事时，镜头前的他早已褪去军阀之子的桀骜，取而代之的是历经沧桑的透彻：“当年我们输得不冤——国民党的兵为饷银打仗，红军的兵为信仰拼命。”

这番剖白背后，暗含着对两种政权本质的深刻解构：一方是依赖武力与权术维持的旧秩序，一方是以理想与纪律重塑世界的新力量。

更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的觉醒恰与红军的涅槃同频共振。

1935年1月，当他在军事地图前苦思破敌之策时，千里之外的遵义城中，毛泽东正以“通道转兵”“四渡赤水”等神来之笔，将濒临覆灭的红军从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合围中拽出。

这两位宿命对手虽未谋面，却在历史的褶皱中展开了一场无声的博弈：一方用美式装备构筑铜墙铁壁，一方靠情报破译与群众路线织就天罗地网。

半个世纪后，当张学良以九旬高龄复盘这段历史时，其评价已超越单纯的军事分析：“长征不是行军，而是炼狱里淬火——能把散沙炼成铁流的，唯有毛泽东这样的‘铸剑师’。”

这份迟来的敬意，不仅是对个人领袖魅力的叹服，更是对一种新型政党生命力的震撼。

正如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蒋介石输给毛泽东，不是输在枪炮，而是输在人心。”

1935年11月，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精锐在陕西直罗镇遭遇红一方面军伏击。

此役中，东北军伤亡千余人，被俘五千余人，连师长牛元峰亦未能幸免。

张学良闻讯后震惊不已：“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竟还能打败我们！”

此时的红军刚经历湘江血战，兵力从八万锐减至三万，缺衣少粮、弹药匮乏，却以疲惫之师击溃装备精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的困惑源于对红军战斗力的重新认知。

他曾在战后感慨：“若让我带兵走两万五千里，队伍早散了！”这一败仗成为其思想转折的起点。

东北军将士私下议论：“红军这股子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张学良开始反思：为何一支看似濒临绝境的队伍，能在逆境中迸发如此能量？答案，正藏在长征的细节与毛泽东的智慧之中。

张学良对毛泽东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对四渡赤水战役的评价上。

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贵州赤水河畔陷入绝境：前有川军堵截，后有滇军追击，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布下“天罗地网”。

毛泽东却以四次渡河的机动战术，将被动化为主动：

一渡赤水：摆脱追兵，跳出包围圈；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歼敌两个师；

三渡赤水：佯攻贵阳，逼蒋介石调兵回援；

四渡赤水：西进云南，彻底甩开敌军。

“这哪里是指挥？简直是神来之笔！”张学良惊叹。

红军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情报的精准掌握。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建立了无线电破译系统，长征期间更成功破译国民党90%以上的密电。

蒋介石的部署在毛泽东眼中如同透明，而红军则借助夜行晓宿、声东击西的战术，屡次从敌军缝隙中脱身。

龙云曾哀叹：“我军密电皆被破译，焉能不败？”

张学良坦言：“红军能赢，不单靠毛泽东的谋略，更因他们有一副铁打的纪律！”长征途中，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缺粮时以草根树皮充饥，却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彝海地区，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换取彝族同胞的支持；在藏区，红军尊重当地信仰，以诚意赢得百姓拥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的暴行——强征民粮、劫掠财物，导致民心尽失。

张学良曾目睹东北军的涣散：官兵不知为何而战，思乡情绪蔓延，甚至质疑“打红军与收复东北何干？”而红军则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吸引沿途贫苦百姓加入。

仅长征途中，便有5000余名少数民族青年投军。

这种纪律与民心的结合，让红军即便身处绝境，仍能凝聚成“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

1936年，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因一场兵谏彻底改变。

此前，他已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彻底折服：“真正的敌人是日本，而非同胞！”东北军将士的厌战情绪与“打回老家”的呼声，促使张学良秘密联络周恩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甚至亲赴西安督战。

最终，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蒋抗日。

这一抉择的背后，是张学良对红军精神的深刻认同。

他晚年回忆：“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只有利益，没有信仰；共产党有思想、有纪律，这才是胜利的根本。”

尽管西安事变导致其被幽禁54年，张学良始终无悔：“民族危亡当前，容不得优柔寡断！”

张学良对长征的评价，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来自对手的敬意往往最为客观。

他总结红军胜利的三大支柱：

领袖的魄力：毛泽东的军事天才与决断力，在绝境中化被动为主动；

信仰的凝聚：红军将士为理想舍生忘死，国民党军则因“无中心思想”而溃散；

民心的根基：纪律严明、善待百姓，使红军赢得广泛支持。

这些要素的结合，让长征超越了一场军事转移，成为“信仰战胜物质”的史诗。

正如张学良所言：“长征若换他人领导，莫说两万五千里，一千里也走不出！”

跨越时空的致敬 张学良晚年对长征的追忆，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赞誉，更是对一个时代的深刻注解。

长征的奇迹证明：一支有理想、有纪律、深谙民心的队伍，能够突破任何看似不可能的桎梏。

而张学良从“剿共将领”到“民族功臣”的转变，则印证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在救亡图存的大义面前，个人的选择终将与时代的呼声共鸣。

今日重读这段历史，张学良的感慨依然振聋发聩：“毛主席开创的事业永载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这既是历史的回响，亦是对未来的启示。

来源：史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