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下了有两天了，村里的路泥泞不堪。我骑着电动车拐进小巷，被一个水坑溅了一裤腿的泥。叔叔留下的那栋老房子就在巷子尽头，低矮的砖瓦结构，看起来像个驼了背的老人，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发黄的红砖。

雨下了有两天了，村里的路泥泞不堪。我骑着电动车拐进小巷，被一个水坑溅了一裤腿的泥。叔叔留下的那栋老房子就在巷子尽头，低矮的砖瓦结构，看起来像个驼了背的老人，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发黄的红砖。

“这破房子，拆迁能值几个钱哟。”村口老钱见我过来，叼着烟卷说。他搬了把塑料椅子坐在屋檐下避雨，旁边摆着一壶茶，塑料杯沿上有一圈发黄的茶垢。

我没接话，只是点点头。叔叔去世已经三个月了，得肺癌，最后几年都是一个人住在这栋老屋里。说来也怪，叔叔没结婚，没孩子，临终前硬是把这房子过户给了我。我们村要拆迁的事早在两年前就定了，只是一直没动静。叔叔走后第三天，拆迁办的人就上门了。

“这房子，破旧不堪啊，才37平米，地段又偏，最多给你三万块。”拆迁办张主任递给我一支烟，见我不抽，又自己点上，“你看看，墙都裂了，随时可能倒塌。”

我知道这不公平。村里像这样的老房子，再破也能赔十来万。但张主任打听到我跟叔叔关系一般，估计是看我好欺负。

“我考虑考虑。”我说。

屋里味道不好闻，霉味混着叔叔生前留下的药味。我之前来过几次，但从没仔细打量过这屋子。叔叔生前不爱说话，村里人都说他怪，其实我也觉得。他有时能一连几天不出门，有时又大半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靠墙的床上，一床花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头小桌上放着一个掉了把手的搪瓷杯，里面插着几支已经干枯的野花。电视柜上摆着一张照片，是叔叔年轻时和我奶奶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但从叔叔的笑容可以看出，那时的他还没有变得沉默寡言。

“真是邋遢。”我自言自语，开始收拾屋子。这房子虽然破，但好歹是我名下的第一套房产，纯现金三万块也不是小数目。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叔叔床头那面墙被照得很亮。我注意到墙上有道裂缝，不宽，但有半米多长。裂缝里似乎塞了什么东西，我好奇地伸手去摸，摸到了一个硬物。几番尝试后，我从裂缝里扯出一个用塑料袋紧紧包裹的本子。

那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封面很朴素，但能看出是精心保存过的。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刘淑芳日记”，落款是1978年5月15日。刘淑芳是我奶奶的名字。

“你奶奶啊，识字不多，但喜欢写日记。”邻居王婶来送菜，看见我手里的本子，说，“那会儿村里识字的女人没几个，你奶奶还教过几个孩子读书呢。”

我没想到奶奶还有这样的过去。在我记忆中，奶奶就是个普通农村老太太，整天忙着家务和照顾孙子孙女。

“对了，下午拆迁办又来人了，说让你赶紧把协议签了，三万五，一分不能多。”王婶语气里带着遗憾，“你叔这房子确实不值钱，将就着拿钱吧。”

王婶走后，我坐在床边翻开日记。奶奶的字迹工整，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但仍能辨认。

“5月15日，晴。今天县里来了知青，分到我们村的是个姑娘，才十七八岁，听说是上海来的。村长让她住在我家西屋，她带来好多书，说要教村里孩子们认字。”

我翻了几页，大多是奶奶记录的日常生活，农忙、天气、邻里琐事。忽然，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6月28日，雨。小方今天发烧了，我煮了姜汤给她喝。这孩子倔，非说不严重，还想去田里干活。这孩子，嘴上说不想回上海，眼睛里的渴望却骗不了人。”

小方？我从来没听说过奶奶家里住过知青。再往后翻，小方这个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8月14日，闷热。小方教了一天书，回来累得不行，还硬撑着帮我择菜。她告诉我她其实想考大学，只是父母在文革中受了牵连，她不得不下乡。看着她，我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日记本翻到中间，我愣住了。夹在两页之间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穿着简朴的年轻女子，站在我家那口老井旁，微笑着看向镜头。照片背面写着”方琳 1979年春”。

我继续往后翻，日记的内容开始变得奇怪。

“1月3日，小方走了，村里人都说她回上海了。只有我知道真相。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只因为她跟那个军人来往过密？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接下来的几页似乎是被人撕掉了，日记从1980年2月又开始了。

“2月10日，大雪。今天去看了小方的坟，已经被雪覆盖，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带了她最爱吃的糖果，希望她在那边不会太苦。孩子，你放心，阿姨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孩子。”

我吃了一惊，合上本子，脑子里一片混乱。小方有孩子？这孩子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从未听家里人提起过？

“当心点打扫，这老房子不结实。”门外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走出去，看见村里年纪最大的李大爷站在院子里，拄着拐杖。他的儿子在城里当领导，去年把他也接去了，今天怎么又回来了？

“李大爷，您认识方琳吗？”我拿出照片给他看。

李大爷的手明显抖了一下，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往事不要再提了，都过去几十年了，”他转身要走，却又停下，“你叔叔，他不是你爷爷的亲弟弟。”

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这事儿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李大爷叹了口气，“你既然翻出了那本日记，不如把它好好看完吧。”

夜深了，我点亮叔叔床头的台灯，继续翻看日记。奶奶的记录越来越简短，但透露出的信息却让我心惊。

“6月5日，小宝又发烧了，我心疼得不行。村里人都以为他是我们收养的孤儿，只有我知道他的身世。方琳，你在天上保佑你的孩子吧。”

“9月1日，小宝上学了，他很聪明，像极了他妈妈。可那双眼睛，却是他爸爸的。那个害了方琳的人，现在在哪里？”

我的心跳加速了。小宝，会是叔叔吗？如果是，那意味着叔叔其实是…

我迫不及待地往后翻，却发现日记本后面的内容少了很多。直到最后几页，奶奶的字迹变得歪歪扭扭，可能是晚年手抖写的。

“1998年4月，小宝已经长大成人，改名叫刘树林了。他问起他的父母，我只说他是孤儿。这个秘密，我要带到棺材里去。方琳，对不起，我食言了。可这是为了保护他啊。”

刘树林，正是我叔叔的名字。

我放下日记本，感到一阵眩晕。叔叔是方琳的孩子，那个下乡知青的孩子。那他的父亲是谁？为什么方琳会有个不明不白的死亡？为什么这一切都被隐瞒了几十年？

清晨，我带着日记本去了村委会。旧档案室里堆满了发黄的文件，村支书老张帮我翻出了七十年代末的记录。

“方琳，上海知青，1979年12月31日，意外溺亡。”档案上的记录简单得可怕，甚至连年龄都没写。

“这里有遗属信息吗？”我问。

老张翻了翻，摇头，“没有，那时候的记录太简单了。不过…”他犹豫了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在整理家史。”我撒了个谎。

回到叔叔的房子，我继续翻找。在床底下的旧箱子里，我发现了一叠信件，都是寄给”刘树林”的，地址是县城中学。我认出了奶奶的字迹。

第一封信写于1990年，那时叔叔应该在县城上高中。

“树林，听说你考试又是第一名，奶奶很高兴。你妈妈要是知道，一定会为你骄傲的。奶奶老了，可能活不了几年了。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不是孤儿，你妈妈叫方琳，是上海知青。至于你爸爸…等你放假回来，奶奶当面告诉你。”

我的手在发抖。叔叔知道自己的身世吗？他知道他的母亲是谁吗？

我又检查了一遍信封，发现大部分信件都没有拆封的痕迹。这些信，叔叔可能从来没有看过。

第二天，我去了趟县城档案馆，查阅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县报。在1979年底的报纸上，我找到了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

“上海知青方琳不幸溺亡，县武装部长到场慰问。”

武装部长？1979年的县武装部长是谁？

我打电话给在县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他帮我查了历任武装部长的资料。

“1978年到1980年，县武装部长是张建国，”同学在电话那头说，“这人后来做到了市长，前年才去世。怎么突然问这个？”

张建国？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我忽然想起来，拆迁办的张主任，他不是自我介绍时说他父亲曾是市长吗？

拿着一堆杂乱的资料，我在叔叔的房子里熬了一宿。似乎有太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叔叔为什么不结婚？他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为什么会把房子留给我？

第三天清晨，拆迁办的张主任又带人来了，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微笑。

“考虑得怎么样了？三万五，爽快点签吧。”他掏出协议书。

我看着他，忽然注意到他的眉眼和那张照片上的方琳有几分相似。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

“张主任，你父亲是不是姓张，名建国？”

张主任的笑容僵住了，“你调查我？”

“不，我只是在整理我叔叔的遗物，”我平静地说，“我叔叔，刘树林，是个上海知青的孩子，这个知青叫方琳。”

张主任的脸色变了，他挥手让跟来的人先出去，然后关上了门。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把日记本和那些信件摊开在桌上，“方琳是被你父亲害死的，对吗？她怀了你父亲的孩子，而你父亲已经结婚了，是县里的干部，容不得这种丑闻。”

张主任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凭什么污蔑我父亲？”

“我不是在污蔑，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我说，“我叔叔的父亲是谁？为什么方琳会死？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提起过这事？”

张主任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这些破事，过去了几十年了，有什么好追究的。”

“张主任，我不想追究责任，我只想知道真相，”我顿了顿，“还有，这房子的赔偿，应该按正常标准来，至少二十万。”

张主任的眼神变得锐利，“你这是敲诈。”

“不，我这是寻求公道，”我把奶奶日记中的几页复印件推给他，“我可以把这些交给市纪委，让他们来判断这是不是敲诈。”

最终，张主任同意了正常赔偿，二十二万。他走时脸色阴沉，警告我不要再翻这些旧账。

一周后，拆迁款到账了。我用这笔钱，在县城给叔叔买了一块墓地，把他和奶奶葬在了一起。墓碑上，我刻了三个名字：刘淑芳、方琳、刘树林。

之后，我又回了一趟村子，那栋老房子已经被拆了一半。在叔叔床头墙壁的深处，我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盒，里面有一封信，是叔叔写给我的。

“侄儿：等你看到这封信，我应该已经不在了。房子留给你，是有原因的。你奶奶去世前告诉了我一切，但要我永远保密。现在我也要走了，这个秘密应该有人知道。

我不是你爷爷的弟弟，而是一个叫方琳的上海知青的孩子。我的父亲是当时的县武装部长张建国。他们相爱了，但这段感情是不被允许的。我母亲怀孕后，张建国怕影响仕途，选择了隐瞒。后来，我母亲在’意外’中溺亡，而我，被你奶奶收养。

你之所以能找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知道了部分真相。我不求张家人认我，也不想追究我母亲死亡的真相，那都过去太久了。但我希望你能记住：有这么一个叫方琳的上海姑娘，曾经来到这个村子，和这里的一切融为一体，包括这片土地。

至于为什么把房子留给你，因为我看你很像我母亲，善良，正直，有主见。我希望你能比我活得更明白些。”

信的最后，附了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年轻的叔叔站在县城中学门口，穿着整洁的校服，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照片背面写着：“1991年，县中毕业，考上北大，但我选择了留下。”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叔叔的选择。他知道真相后，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生活，守护着那些被掩埋的记忆。

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方琳没有死，如果叔叔去了北大，如果历史轨迹有一点点不同，现在会怎样？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知道了真相，记住了这段历史，记住了那些曾经活过、爱过、受过伤的人们。

在村口的老井边，我种了一棵桃树，每年春天，它开满粉红色的花，就像那张照片上，年轻的方琳站在井边微笑的样子。

来源：一遍真命题